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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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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1）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叫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是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料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之死；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死去。
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2）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孺，愣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大才子点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孰不知此人装了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
有明一代公认的大哲学家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闷闷不乐，郁闷已极，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头土脸、一地鸡毛。
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ND274！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
而倭寇之乱之所以在嘉靖年间泛滥得几近不可收拾，却原来与明代皇家特别扯淡的朝贡贸易和主管官吏的贪赃枉法密切相关。等等。
在大明王朝，当然也有能够活得舒坦自在、有滋有味的人，比如魏忠贤和他的一大帮同行，严嵩及其前前后后的众多同志，锦衣卫和东厂的大小特务，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日里精气神儿十足。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话，那大约就是明朝了。难怪他们会一茬一茬、前赴后继地生长得无比茂盛。
宋代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找到源头；同样，明代发生的众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影子。这时，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不幸所在！
宋代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儒家思想——帝国正统意识形态，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从此，这套货色与帝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扭搅在一起，对于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发生了重大影响。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写朱熹？我说，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觉极好，他差不多是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了，举凡天、地、人。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上一个人文科学，到朱熹那儿算是到头了。不光朱熹自己这样觉着，后来几百年世代里的人们都是这么觉着；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两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细细品读他的文章，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比前人究竟更多发现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不听他的招呼，你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以往帝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就是蛮横至此。这才真正可以问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这还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上佳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那儿，差不多都能看到。说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称得上叫一个下贱，就是真正的贱骨头！
我们民族中的精华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说也罢。
三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潘家园旧书摊。
从前年10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到去年10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心中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我的书。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远，至少要让它在那里出现得尽可能晚一点。
混账的皇帝与我们的生活（1）
——读高阳《明朝的皇帝》随笔
明朝的皇帝以混账居多，应该说是史家比较一致的看法。
高阳在他《明朝的皇帝》一书中，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这些混账皇帝的混账面目，令人不忍卒读又欲罢不能，读后郁闷透顶又莫明其妙地感到一丝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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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想来，这种感觉却不可靠；原因是，那些皇帝似乎时时在眼前晃动。于是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深受着那些混账皇帝影响的，在很多时候，他们当日的作为，已经浸透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了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不绝如缕的组成部分。
一
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人，“历史”的意义是否值得我们深切的关心，便大成疑问。
事实上，如果不是涉及到古人与今人、传统与现代的话，历史的确不是我们该关心的。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说：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人和事，关我们屁事儿？
恰恰因为我们的今天与过去密不可分，于是，历史对于我们也就变得格外重大。很难想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过去稀里糊涂的民族，会是一个对于现在与未来都清醒和理性的民族；而这样一个民族，竟会是一个有出息的民族。
如果承认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解读符号性人物就是探询历史的关键。
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
仅仅回顾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程，我们并不难发现：那些在前台表演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非同等重要，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常常起着枢纽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恩格斯是这样看的，普列汉诺夫为此还专门写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仅仅是在“文革”前后，我们的一些历史研究和教育才真的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变得连两脚书橱都不如，真正沦入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沼之中。
这样说可能还是有点不对。把这种情形说成是一种学术上的心理变态或许更合适一些。这种所谓的学问，实际上做着戕害民族心灵与智慧的事情，距离拨乱反正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差距极大。从事者却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成真理的裁判员，让人无从辨别真假，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真诚还是伪善。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天有灵，可能会再一次叹息：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种状况的出现，追根溯源，大约可以追到辛亥革命以前。
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帝制，先辈们没有时间理性地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和遗产，许多时候难免做了情绪化和较为武断的处理，甚至曲解了历史。在翻天覆地的革命年代和后来血肉横飞的战争年代，一切为了胜利与权力，这些带有浓厚宣传色彩的“理念”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摧毁的时代已经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时，再恪守这些便变得愚不可及，事实上变成了时代前进的绊脚石，除了制造语言文字垃圾，从而谋取私利却最终误己、误人、误国之外，实在无法看出还有什么更加积极的意义。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不能够清醒理性地清理历史，是没有可能建构新的、更好的生活的。
因此，从人的角度解读历史，把历史还原给人，便成了工作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下面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我私心里揣摩，高阳大约就是以这样的动机进行他的历史写作的。
读高阳的《明朝的皇帝》，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些生活在四五百年前的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几乎都是些七扭八歪的心理变态者。而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原来却是这样一批混蛋高高在上地治理着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则匍匐在他们面前，如奴如仆任宰任割。
高阳用他精到细腻的笔触，相当雄辩地写出了这一切。从而，自然而然地将读者——我们推到了一个无比尴尬和难堪的问题面前：如果不是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与我们的集体性格中，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话，何以竟会如此？
二
准确真实的历史细节，常常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令许多不知所云的冠冕堂皇，原形毕露，现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如前人所言，我国堂皇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家谱。在天人合一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下，帝王变成了人间的神灵，代表上天治理着我们这芸芸众生。
在以往的传统史学著作中，帝王们神圣不可侵犯，隐藏在天子之类的云端之中，我们很难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无法知道他们那些作为的真实细节。我们只是被不停地告知：他们是天意和天道的化身，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圣明，我们只能也必须服从，否则，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人人得以诛之。
我们完全没有“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的智慧；不知道所有帝王其实和我们一样，心灵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帝王们和普通人一样，是可以做出下贱与龌龊的事情的。而且，当他们处于完全没有了制约的地位时，这种下贱与龌龊便具有了无法阻挡的力量，从而，给这个国家与社会带来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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