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相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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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谂到好计喇，我哋准备”
　　两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向对方分享自己的喜悦，因而言语交错着：“你讲先。”
　　“好，我同阿妈谂好，准备将广绣嘅技艺运用喺啲平时用到的物件上，噉，例如小香囊、小荷包，仲有枕头袋上；啲嘢好平，边个都买得起，又个个都要；你话呢个主意好唔好？”
　　“嗯，好。”“噉，你的好消息系咩？”
　　黄天佑从口袋里摸出报社的招聘书给两人看：“噔噔噔噔！我揾到嘢做啦。”
　　两人惊喜不已，争相阅读着单张的字句：“真系？”
　　“嗯，老板畀我听日就去翻工，人工虽然唔多，都为屋企出一份力。”
　　当徐徐老去的黄天佑和杜丽萍含饴弄孙时候，常常会想起段段往事，都说这段日子是彼此最快乐的时光；也是这份工作引领他们走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不知幸或不幸
　　又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在唯一的亲人李倩蓉的坚持下结了婚，简单、朴素的仪式开启了两人55年的相依相伴。
　　1939年的上海租界区成为了一座孤岛，而孤岛之外的中国大片土地正遭受殖民统治的无情肆虐，国民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杜丽萍和李倩蓉每天开门营业都会看见很多17、18岁的学生在街上游行、派着传单；似乎与东北战事有关，换成从前杜丽萍或许也会像他们走上街去向无能的政府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意愿；但现在她只想她的家人平安，把家业好好守着。
　　所以某天，黄天佑回来满脸兴奋告诉她，将会作为报社记者派驻前线，用力所能及的能力把情况通过他的笔宣告全世界的时候，她懵了、慌了；第一次像个孩子似的对丈夫发着脾气，甚至跪下来求着他。
　　可是，黄天佑也在兴头上哪能劝得住，是李倩蓉出面才让两人消停；出发前的深夜，他悄悄走了，以为她正熟睡不会知道；孰知，身畔的妻子其实一夜都没闭眼，竖起耳朵听着他惦着脚走出去，在门前踌躇不去回头看了她很久，满眼的不舍，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机会回来；当低微的咯吱声响起，杜丽萍才坐起身捂脸痛哭。
　　刚到前线时，黄天佑还会时常写信托报社的老板带给她；无非是报报平安、写写他所看到的情况，但随着战事的越来越紧张，她要连续几个月才能收到信，心情即忐忑又不安；直到有一天，报社的老板来到她们家，坐下后没有如往常交给她家书，而是一直支支吾吾，她就知道他一定凶多吉少；果然老板告诉她，他跟随国民党的军队去往南京的途中，被日军的埋伏袭击，当援军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一堆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首，已经不能从中找出他来。
　　当下，她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醒来床畔是以泪洗脸的母亲，她把母亲赶了出去，任凭李倩蓉在房门外如何都无动于衷，翻出他写的所有信，边哭边看；淅淅的泪滴滴在信纸上，秀丽的字迹被晕开化作一片模糊，她胡乱的擦干，擦着擦着留意到他每封信的统一尾言都是：“替我好好活着。”
　　或许他也想到会有这一天，而在反复提醒着她。
作者有话要说：　　本人历史学得差，如有偏差请见谅，请指正；《相缘》正式更名为《重生之相缘》，自制封面，不好看请见谅。

　　☆、杜丽萍·下

　　往后的几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仿佛又和他们这种小市民没有多大关系；卑劣说一句：像是过去的历朝历代转换，底层的老百姓依然需要生活，不会因为谁当了权就会停滞不前，
　　1945年本无条件投降，终于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正当全国人民以为盼来平静的时候，国共又开始了内战；杜丽萍带着已是迟暮之年的李倩蓉通过报社老板的帮助回到广州，过程异常幸苦在此不表；回到家乡，看着夜夜梦回的熟悉景色可谓悲喜交集。
　　刚回广州的时候两人居无定所，只能这里住一下、那儿住一下；还好遇上了当年失散的几位大院街坊，彼此坐下聊起的失散后的经历都唏嘘一番；几年时间，战争的残酷改变了所有人，但邻里的情谊还在，当得知母女俩无家可归时立即带他们回家；跟着他们走，杜丽萍在新住处发觉从前的很多邻居都在，尤其是那些长辈们看见是她们都高兴不已。
　　安定以后，杜丽萍还是想继续做点小生意；但正好遇上通货膨胀，听家里经历那一辈的老人说：在那个时候去市场买个菜都要一沓沓钱花出去，换句话说再多的钱也是废纸；经过一番思索，她还是想试一试，于是把这几年在上海做小生意赚来的钱全用来在城郊租了个小作坊，召集一些没有工作又想挣钱养家的年轻人到小作坊免费学习她的手艺；学成后做出的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卖，得到的钱再分给他们。
　　杜丽萍崇尚与人为善、平和，又有生意头脑；渐渐地在那一带也小有名气，虽无法与当年杜靖的名震岭南相提并论，但也使她看到了这门手艺的传承希望。
　　1949年前后，她终于依靠自己的能力买回曾经被亲戚变卖的杜家老宅，那座曾经承载着她的童年、青春期的西关大屋，那一年她32岁；带着徐徐老矣的李倩蓉搬回去的那天，杜丽萍轻轻推开红色的大木门，再拉开染尘的趟拢门；谨慎的动作就像在进行一次庄严的仪式。
　　里面的摆设依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依稀还能看到当年一家人在此生活的印记；使两人站在门前抱头痛哭，引来邻居的围观，可有谁能怪她们失礼呢？
　　这座老宅静静屹立于此，残酷的战争改变不了它、时间改变不了它，就如一个静默的树洞默默守护着它所记录的一切；但人呢？经不起时光的摧残，早已物是人非；重新踏入这个地方，突觉有种外来者的滋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沉浸在喜悦中；此时此刻的广州却依然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没能解放；不过不久之后，大街小巷开始流传红军要进城的消息；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整个广州城乱作一团；那段日子，杜丽萍上街做生意时常常会看见大街上兵来兵往满以为会有好生意，谁知结果完全相反。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天是杜丽萍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日子；当日下午4点，她和几个学徒正好经过海珠桥附近，亲眼目睹了一辆国民党的军车驶上海珠桥，当时谁都没想过会发生什么？
　　结果十分钟以后，一声轰天的巨响和随之而来的漫天浓烟吓到所有在场的人群，纷纷四处张望，看到有着南方第一大桥的海珠大桥被炸得支离破碎，周边的房屋也因余震而垮塌；所有人都蒙了，慌忙逃走；随后消息传来：国民党为了阻止红军进城正四处炸毁广州的重要设施，下午两点时已经炸毁了飞机场。
　　市民们听说消息，对国民党的愤怒、憎恨不言而喻；对杜丽萍来说，海珠桥更有着别样意义；当年刚建成的时候，她和黄天佑还相约在那看过夕阳，如今人去、物也去。
　　傍晚，红军入城、市民们拿着红旗夹道欢迎，解放军的严于律己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也感到亲切；几天后，市面、还有人们的生活也恢复平静。
　　一天早上，杜丽萍去了近郊的小作坊教导新一批的学徒，李倩蓉和几个老街坊坐在门前聊着天；几个巡逻的解放军从身边走过，老人们虽然被子女勒令留在家里，但也听说过红军在广州的事迹；纷纷招呼他们休息、喝水。
　　这几年，李倩蓉的视力每况愈下就算他人站在她面前，她也要眯起眼很幸苦才能依稀看清他人的样子；这时，她觉得有个红军看了她一眼楞了一下，而后一步步向她靠近：“妈？”站在她面前时喊了一句。
　　她很疑惑：“你系？”眯起眼想看清来人，他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眼神暗淡一下：“妈，我系天佑丫，黄天佑！阿妈嘅眼点呀？”
　　“天佑？你是天佑？无可能！天佑他早就唔系啦，你唔好呃我离个伯爷婆。”
　　“我知，我嗰阵畀红军救咗，而家先返嚟见你；你知唔知我周围搵你哋啊？”
　　李倩蓉听了，瑟瑟的伸手在男人的脸上细细抚摸，摸出既熟悉又陌生的轮廓；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激动的泪水：“系，系，你系天佑。”
　　“黄同志，这位是？”同行的一个红军过来问，“张连长，这位是我的母亲。”
　　“哦，那好，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和你的母亲好好聚聚，不用回部队。”
　　“谢谢，张连长。”　“多谢。”“没没，黄同志是我们连的好同志，我们就先走了。”
　　他们走远后，黄天佑小心扶着李倩蓉进屋；张望着不见杜丽萍的身影不禁问：“妈，丽萍呢？”
　　“佢去咗郊外细作坊开班授徒，教人哋刺绣吖。”　　“咁犀利。”
　　傍晚，杜丽萍带着几个学徒回家吃饭；在巷子口远远的看见李倩蓉倚在门边巴望着，觉得奇怪加快脚步：“妈，点解企喺呢度唔入屋度？我唔系畀隔离银姨帮手煮饭咩？”
　　“伯佑好！”　　“伯佑好。”
　　杜丽萍的学徒纷纷向她打招呼，往屋里张望着，想帮忙把她扶进屋里；李倩蓉摇头步伐蹒跚地拉着女儿往屋里走：“萍，你睇边个返嚟呀？”
　　“边个丫？”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母亲如此高兴的样子，也十分好奇；搀扶着李倩蓉进入饭厅，看见正忙着把饭菜摆上桌的熟悉身影的一霎，整个人愣住了久久不能自已：“天佑”
　　黄天佑听见立即放下手里的碗筷，向她走去：“丽萍，我返嚟喇。”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模样，还有那熟悉的、温暖的怀抱对此刻的杜丽萍来说都仿如隔世。
　　晚上入睡前，这对分离多年的夫妻终于可以坐下来聊聊往事；黄天佑一字一句讲起他在前线的经历：原来当年他跟着国民党的军队一路向北前进，到达南京的时候的确遭到日军的埋伏而全军覆没；他也身受重伤奄奄一息，本想着可能回不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听到消息的一支红军在日军走后及时赶到，把他从成千上万的死人堆里挖了出来，送到军营治疗；身体恢复以后他投身了红军，成为一名通讯员跟着军队走南闯北。
　　他试过写信回上海，都被退回来，邮戳上写着查无此人；那段日子他很是担心，害怕着她们母女是否出了事；一路部队解放东北、天津、成都、上海等地，没有放弃寻找的机会；尤其是到达上海的时候，他循着曾经熟悉的街道回到他们的居所却找不着，但在附近遇上当年的报社的老板，他告诉他她们已经回到广州，一切安好。
　　于是，他跟随张实杰的部队一路南下解放广州，从而归来；说着黄天佑脱下军装向妻子展示他死里逃生留下的伤疤，记忆里曾经白皙、细致的胸膛、后背上布满条条已然褪色的疤痕，显得狰狞可怕、触目惊心；使杜丽萍看着就心痛。
　　那时街坊邻里都觉得家人有人是当兵的，是无上的荣誉，所以对杜丽萍一家十分羡慕；起初也的确如此，让家人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1950年，黄天佑和杜丽萍的一对儿女——黄国明、黄惠芳相继出生；已半个身埋进黄土的李倩蓉终于等到“抱孙子”。
　　1957年，76岁的李倩蓉安然过世，她很是伤心，却没想到这会是一件幸事，由此使老母亲避免了多年后的“文/革”灾难。
　　几年后，大力推行共产主义的呼声向广州蔓延，在丈夫的劝说下，她不得不停止了小作坊和生意回去看家，虽不情愿也只能向情势低头。
　　随后，十年“文革”来了；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曾经说过：“文/革”十年，让中国倒退三十年；可见它的发生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有多严重，对当时的广州、那时的杜丽萍等一众小市民亦然。
　　已经在家相夫教子多年的杜丽萍也未能幸免遇难，她曾经读过书、做过小生意，被说成奉行资本主义、间/谍，被人从家中捉/走关进牢房，走的那天她的两个孩子刚下乡不久；听说母亲突然被捉走两人不知所措，连忙托人给远在北京的黄天佑削去书信；黄天佑得知消息立即赶回广州向上级说明情况，她曾经的学生听说消息，也从全国各地、甚至从海外回来为她奔走。
　　十一天后，她终于被释放，在丈夫的搀扶下回到家中；也是这场磨难使她落下满身病痛，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下雨天便发作苦不堪言。
　　文革过后，中国恢复高考、知青返城，他们的儿女——黄国明和黄惠芳带着妻子、丈夫，还有自己的儿女回到广州城，和两位老人一起同住；一家乐也融融，算是又过了几年平静日子。
　　1985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在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个消息在当时的广州掀起一番巨浪，很多有志者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连黄国明也在朋友的怂恿下到处凑钱想下海试一试；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塌糊涂；成功与失败在这群“排头兵”身上交相辉映，烙下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同年，广州的商业开始蓬勃发展，已经65岁高龄的杜丽萍还念念不忘祖宗家业的事；天天嚷嚷着要开作坊，儿孙们怕累着她都极力劝阻；老人家有着自己的脾气，不让就装病，让他们束手无策。
　　老伴黄天佑知道她已经憋了十几年，如果不让她了了心愿恐怕就再无机会；便反过来劝说子女帮她开个小作坊，可谁都不敢告诉她，如今的“广绣”已经不复从前，就当是给她消遣。
　　1993年，74岁的黄天佑与世长辞，送葬的那天天色昏暗，就如送葬的家人的心情；只有杜丽萍没流一滴眼泪，一直微笑着、看着丈夫的遗体藏入黄土；有嫡孙好奇问她：“太嫲，点解阿爷死咗，你都唔喊嘅？”
　　“老天爷畀你太爷多生咗几十年，都陪我几十年；应该知足喇！”说着这话的时候，孙子看到她浑浊的溢满了对老伴的不舍和爱。
　　7年后，杜丽萍也在工作时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当学徒发现之际，她的头静静地垂着，闭着眼睛像是往日午时打瞌睡一样，十分安详；手里还捉着金针定格在下针的瞬间，身前的转轴上是她刚完成的作品《莲花》，图中的白莲屹立在碧绿的荷叶和湖水间，含苞待放的花蕾栩栩如生。
　　那一年，她刚满80岁。
作者有话要说：　　

　　☆、心安的人

　　周蔓进入剧组后，见到很多以前只能在电视上才能见着的明星，更和他们成为朋友；因为有了之前一个月的准备，开拍后很快便能入戏，常常被导演称赞；这些种种使她兴奋、快乐，很想与人分享，因此每晚与杨逸凌的长途电话都成为她的宣泄口。
　　他总是静静听着，偶尔嗯两声、称赞几句，彼此的默契犹如热恋中的男女。
　　一天夜里，周蔓和同剧组的工作人员一起回到酒店；吃过饭、备好明天要演的台词，夜已深；她洗洗就要睡，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她挠挠脑袋猜测着可能是剧组分配的生活助理：“小玲吗？等一下，我就来。”
　　便去开门，站在门外的却是风尘仆仆的杨逸凌，嘴角轻翘带着惬意的表情问：“小玲是谁？”
　　她一怔：“我的生活助理。”盯着眼前许久不见的男人一会才回神：“逸凌！你怎么来了？”
　　侧身让他进房间，探头瞧了瞧走廊里没有人才泱泱缩回去关上门，边给他彻茶便问：“逸凌，你的行李呢？”　　“没。”
　　“来，给；你究竟来干嘛的？”　“来看你。”
　　“准备留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