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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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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诚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郑天良说：“头割下来不过碗大一个疤，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窗外天空就露出了鱼肚白，当他们哈气连天地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第一缕清晨的阳光落在了会议桌上。
郑天良拉着郭诚赶到县城坐早上头班车直奔扬州。
郭诚的连襟季虎彬厂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中午还请他们在“和风楼”菜馆隆重地吃了一顿，季厂长说：“有郑书记这种为民办实事的精神，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你们的菜。有人说你们那里因循守旧观念保守，我看不但不保守，而且还相当超前，很有改革精神。”
郑天良向季厂长敬了满满一大杯白酒，他说：“季厂长，我是真心诚意地来向你学习和取经的，还望你给我们多指教，多提宝贵意见。”季厂长一激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你要是真信得过我，我无偿支援你技术，派几个技术员去，帮你们办一个酱菜厂。”
郑天良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回来的路上，郭诚说：“事办成了，你看我以后打麻将的事，你能不能在党委会上不要再揭我疮疤了？”郑天良说了两个字：“不行！”
郑天良在县城边上花四千块钱买下了倒闭的县糕点厂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十二间厂房，屋顶补上瓦，用石灰粉刷一新，再买上几十口大缸，等扬州师傅一到，“朝阳酱菜厂”就正式开张了。郑天良还为酱菜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叫“合和”酱菜。一开始党委有人不同意把酱菜厂建在县城边上，说放在公社所在地马坝，上级来人都能看到，也是我们的政绩之一。郑天良说：“没有效益，哪来政绩，只能是劣绩。县城边上交通方便，运输快，占有地利的优势。再说城边上还是我们公社王庙大队的地界嘛，算不上卖国。”
酱菜厂投产的那一天，郑天良终于在开张的鞭炮声中倒下了，由于极度劳累，他得了急性肺炎，送到医院后吊了三天水。第四天再也不愿住院了，医生说不能出院，郑天良拔掉针管对那个年轻的大夫说，“你糊谁呢，我当医生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说完披着衣服就走出了飘满了药味的病房。
在准备上报对黄以恒处理材料的时候，一天晚上，郑天良的房间的门被小心谨慎地敲响了，开了门，郑天良一愣，原来是当年的县工作组组长黄国标，黄国标进门后，满脸堆笑：“郑书记，我本来早就该来看你了，穷忙，一直没腾出时间来。”郑天良一看是当年的黄组长，就想起了玄慧寺下肥料坑上的那一幕，但时过境迁，郑天良还是热情让座倒茶递烟，黄国标没有接郑天良的“丰收”烟，而是迅速地将一支带把的“牡丹”烟塞到郑天良的嘴边：“抽我的”。落座后，郑天良依稀看到黄国标脸上仍然写满了左倾的标语，只是颜色枯萎字迹模糊了，黄国标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郑天良对面，他很清晰地听到了屋外的天空下冬天正一步步地逼近，风声川流不息。
屋内的一盏25瓦的灯泡像喝醉酒了一样，晕晕地亮着含糊的光。
郑天良打破沉寂：“黄所长，你也是难得能到下面来一趟，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黄国标终于很困难地吐露出了此行的真实意图：“郑书记，黄以恒年轻不懂事，我向你道歉。”
郑天良一愣：“黄以恒……？”
黄国标说：“黄以恒是我儿子，也怪我平时管教不严，给公社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在我们多年相识的份上，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郑天良说：“我真的不知道小黄就是你的儿子，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不过，处分他也是让他改正错误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黄国标僵在那里，一时说不出话来。闷闷地抽了一会烟，黄国标说：“郑书记，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些缘份的，如果我不为队里弄来十二吨氨水，就不会有肥料坑事件。”
黄国标没接下去说，但郑天良已经听懂了，他下面的意思是没有肥料坑事件，就不会有郑天良救人的壮举，就不会成为知青的榜样，就不会上大学，就不会有今天以公社书记的姿势跟他讲话。言下之意，自己在客观上帮了郑天良的忙，同时暗示了一个很荒谬的逻辑：“没有黄国标的氨水，就没有郑天良的书记。”
年轻气盛的郑天良毫不客气地将黄国标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不说没有你弄来的氨水和你的瞎指挥，就不会丢了三条人命。”
黄国标脸色青了：“郑书记，不管怎么说，就算我求你了，你给黄以恒一条出路，我们以后会记住你的恩德，他还年轻。一旦处分了，以后的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郑天良说这是公社党委的决定，谁都不能更改。
后来，是县委书记梁邦定更改了这个决定。梁邦定亲自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郑呀，你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县委是高度肯定的，对于黄以恒的处分意见，县委也是赞成的。黄以恒是县委派下去的干部，出了问题县委也是有责任的。由于黄以恒的组织关系还在县直机关党委，行政关系也是在县里，所以县委研究决定，将黄以恒抽回县委办后，再进行处分。”
郑天良对着手摇电话机的话筒发愣，他觉得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为梁邦定书记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布决定。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郑天良的原则性是很强的，因而也就说了一句：“我服从县委的决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话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这个天气总是灰尘与风搅拌着漫天飞舞无孔不入。
黄以恒卷着铺盖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悄悄地离开了朝阳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里一样，泛出惨白的光。
二十一年后，耿天龙老人对我说，黄以恒那天并不是开车去送他母亲到扬州住院，而是被县委书记梁邦定调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参加梁书记侄子的婚礼了。当晚，耿天龙也开着“拉达”车去了界石公社参加婚礼，他看到了那辆吉普，并且还跟黄以恒喝了一杯酒。梁书记从小父母双亡，由他哥哥供养读书长大参加工作，所以侄子结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请求比较过分地讲究了一下排场。梁书记调动了八部小汽车去接亲，一字排开，声势浩大。当时县委的车子很少，单位有车的更少，而且这是私事，梁书记也不好直接用县委的车，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车外，只好从下面调，他打电话向离县城最近的朝阳公社郑天良调车，郑天良不在，值班的黄以恒接了电话，当时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去。”婚礼结束后，梁书记并没有叫黄以恒回去向郑天良解释一下用车的事，所以当郑天良破口大骂的时候，黄以恒就自己揽下了责任。据耿天龙说，郑天良在被枪毙前半年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那天郑天良坐在耿天龙家的院子里，整个一下午都没说一句话，黄昏时默默地走了。
这件事的真实性，我还是有些怀疑的。我发现现在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都是对在职干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干部心存不满，经常说一些有损现任领导形象的话，而且都以反腐败的面目出现，我觉得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台上的时候没有权力腐败或腐败的程度不够而导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 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朝阳公社改为马坝乡，朝阳酱菜厂改为“合和酱菜厂”。郑天良任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魔术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你以为手中的盒子里依然是一包香烟的时候，打开盖子，盒子里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鸭子。
忽然有一天，从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全都进了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政治舞台上，文革时打砸抢夺权上台的造反派领导们踏着“四人帮”的足迹前仆后断地坐牢或撤职查办，一旦列入“三种人”，比刚摘了帽的地富反坏右的前景还要糟糕，属于永远不能提拔使用的废铜烂铁。被打倒的老干部们这时就拖着一身疾病，拄着拐杖怀里揣着“降压灵”、“硝酸甘油”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抚摸着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椅子，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们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将“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革命热情在平反和恢复原职后空前高涨。然而，岁月比林彪“四人帮”更加残酷无情，老干部们终于撑不住夜以继日的会议和晨昏颠倒的工作了，他们高风亮节地让出了椅子，当起了顾问，自上而下空出了大大小小的密集的位子。中央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目标，一大批没造过反的有学历的年轻人一夜间飞黄腾达，摇身一变，走上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这块土地上只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就像一个漫长的乐章中一个极小的休止符一样。柳树刚刚吐绿，太阳就一天天变本加厉地热了起来，乡间田头在四月天就看到了赤膊上阵的农民，他们哼着变调的民歌情绪高昂，郑天良这时候已是全省闻名，马坝乡是以最早发展乡镇企业而成为这个县的骄傲，成为领导们向上汇报的典型，成为参观取经的基地。郑天良站在这个提前热起来的春天里想起了当年去华西村参观和在苏南推销蔬菜时的一些惨淡的经历，此时回忆往事，不但没有痛苦，而且痛苦已变成了一支香味醇厚的带把的“大前门”香烟，越品味道越浓，郑天良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吧。
马坝乡合和酱菜厂的“合和”酱菜已经打进了南京上海杭州市场，而且以质优价廉牢牢地控制住了本县本市的酱菜市场，每天县市电台天气预报后面总会播这样一句话，“抽‘前门’香烟，吃‘合和’酱菜”，郑天良说这叫做宣传，其实就是早期的广告，只不过这个酱菜广告顺便替“前门”烟也做了一下。这一年，酱菜厂规模已经扩大到新建厂房三十六间，运货的“江淮”牌汽车两部，年创利润四十二万元，解决劳动力进厂一百四十七人。全乡村村通电，全部消灭了草房，盖上了新瓦房，家家都有收音机，还有六户买了电视机，有两户靠种菜和在酱菜厂做工成了“万元户”，酱菜厂人均工资每月四十六块，远远高于县城国营工厂的工资，酱菜厂推销员、农民于江海硬是将国营县化肥厂女工林小青娶进了门。全县为之轰动。
省委组织部为了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第三梯队干部，急令各县推荐符合条件的年轻同志于五月十二号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合安县共推荐了三名年轻同志，经考核后全部合格，立即录取。
这三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县委办副科级秘书黄以恒，现年31岁，毕业于省财贸学校会计专业，学历中专；第二位是马坝乡党委书记兼乡长郑天良，34岁，毕业于省机械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学历大专；第三位是县火葬场冷库保管员，吴成业，38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学历本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吴成业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因为说过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谴回原籍劳动改造，县军宣队将吴成业押到火葬场打扫卫生，在火葬场，吴成业几乎与世隔绝，郑天良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八0 年吴成业被平反后，就安排在火葬场当上了冷库保管员，每天检查冷库的冰柜是否漏电和短路，合理安排死尸冷藏的温度和火化的顺序，工作比打扫卫生要轻松得多。吴成业被推荐到省行政干部学院成为“第三梯队”的后备干部，主要是因为他毕业于名牌大学，学历最高。至于究竟是怎么入围的，那是组织上的事，谁也搞不清楚。郑天良对自己很有底，二十七岁起就当公社副书记，在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上也干了四年，重要的是他的政绩是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在那里，就凭他手里拎着几罐子酱菜，就足以让他在第三梯队里站得稳如泰山，郑天良认为岗位是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他除了感谢党之外，就有些心安理得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年要被他开除党籍的黄以恒也跟自己同学了。他记得黄以恒回县城后不久，有一次县里开“三干会”，县委书记梁邦定在会后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列宁同志讲过，年轻人犯错误连上帝也会饶恕他的。小黄同志在县委办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此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关于处分的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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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省行政干部学院报到的那天，三个人共同乘坐早上五点二十分开往省城的班车。天还没有完全亮，车站上昏黄的灯泡悬在半空圈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有一些虫子围绕着灯光目的很不明确地飞着。黄以恒帮着郑天良提箱子，郑天良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吧！”黄以恒放好自己的箱子后，又下车在车站的小摊子上买回了一大堆烧饼油条：“郑书记、老吴同志，吃一点填填肚子吧！路上要坐七八个小时车呢。”郑天良不好推辞，就抓起了一块烧饼两根油条啃了起来，而吴成业却拒绝了，他自己从一个帆布包里摸出一块自己烤的大饼，打开军用水壶，独自吃喝了起来。天亮后，郑天良发现吴成业一脸冰柜的冷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
一路上，郑天良与黄以恒两人只是东扯西拉地说一些自己小孩的事，还说了一些天气热得太早了之类说了就忘的话。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四年前的事。现在黄以恒也是副科局级干部，更何况又是同学了。吴成业一路上话很少，问他一句就答一句，有一句话郑天良印象比较深，吴成业说：“并不是我们有能力才需要培养，而是需要培养我们才有了能力。”当时，郑天良和黄以恒都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其实郑天良许多年都没能弄懂里面的意思。
在行政干部学院期间，郑天良跟黄以恒并没有多少往来，他总有些别扭，而黄以恒倒是坦然得多，虽是同学，仍尊称他郑书记，黄以恒隔三岔五地经常请郑天良和吴成业在食堂小餐厅加餐还弄来一点好酒“古井贡”请他们一起喝，黄以恒多次说：“回去后，我们要加强团结，相互协作，决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们的殷切希望。”黄以恒这句话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但郑天良听起来就有点刺耳，他觉得小黄用这种平起平坐的语气跟他说话，简直就像哥儿们一样，于是有点自命不凡的郑天良就说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学身份的话：“小黄呀，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学习，能使你的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有一个根本的转变。”黄以恒又敬了一杯酒：“郑书记的话我会记住的。”这一次，他没有用“指示”，而用“话”，这是比较符合同学之间关系的，而称“书记”当然是对以前一段上下级关系的认同和对郑天良个人的尊重。
郑天良平时跟吴成业交道比较多，他觉得吴成业是个有水平的人，他对郑天良说中国故宫的建筑让所有进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缈小，宏伟之中的压抑，稳重背后的嚣张，宽敞与阴暗构成互补关系。吴成业还经常说一些让郑天良琢磨不透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就像中国传统的寺庙，即使你本身再结实，但庙里如果没有人念经，没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个空壳。”郑天良问：“此话怎讲？”吴成业不说了，郑天良就骂他：“你他妈的真该再打成一次现行反革命！”吴成业笑笑，还是不搭腔。
毕业前一个月左右的一天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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