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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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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蓝湖宾馆二O 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抵制，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目前我县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产权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叶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啤酒厂问题，现在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块钱，目前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推销啤酒，老百姓怨声载道，乡镇干部有苦说不出，但正如您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乡镇一把手都签了责任状，回去后就利用行政手段层层下压，我到东店乡去落实任务的时候，看到了中心小学校长带领教师堵住校门口，坚决不要啤酒，干群关系极度对立。东店乡党委书记是唯一拒绝跟宣中阳签合同的人，但由于不销啤酒就要交帽子，还是签了。他对我发火说，他肯定完不成任务，只等着县里革他的职，他说他已经干够了。我觉得这种强行摊派啤酒的办法不仅工作难度大，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用不公平的手段是不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啤酒厂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我的意见是坚决卖掉，而不是县里控股，如果我们还死死抱住啤酒厂不卖掉的话，后患更大，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其他企业也应该是该转让控股权的要转让出来，如果转让控股权还不行的话，就彻底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区没有一个企业是值得救的。”
叶正亭只是点头，还是不表态，他继续问：“你觉得哪些企业应该进行扶持？”
郑天良说：“我们合安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农业大县，应该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结构应调整到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上来，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商品化生产进程。比如，合和酱菜厂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上交地方税收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来是乡镇企业，由于黄市长在任合安县长的时候提出将乡镇企业下移，向个体化经营靠拢，所以被强迫卖给了个体户。这个企业被迁到乡下后，现在规模大了，想迁回县城，县里还是不批，认为不能让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压国有企业，迟迟没有同意。现在中央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但我们县的思想还是没有跟上。我认为要扶持以农业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分布在我县乡镇的缫丝厂、粉丝厂、酱菜厂、玩具厂都应该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就业人数多、效益好，虽说是个体民营，但税收是国家的，大批闲散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我觉得转变思路非常重要，但目前阻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十二点，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很清楚，问题分析得也很透彻，如果合安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话，我看让你来分管工业是最合适的，我明天就找宣中阳谈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郑天良没觉得是重用，而是觉得这是给自己平反，他有一种沉冤昭雪的激动，但他还是试探性地说：“叶书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只要有你叶书记的支持和指导，我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是我自己年龄不小了，就怕思想跟不上趟了，都快退居二线的人了。”
叶正亭手一挥：“我知道，你今年才四十九岁，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就想到往回缩了，合安的国企改革搞好了，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对于功臣，党和政府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
叶正亭的这句话等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郑天良只要能够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叶正亭肯定是要给予重用和提拨的。这对郑天良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阳光，绝望中的号角，他拍着胸脯说：“叶书记，我不想赌咒发誓，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这个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秋天的风中飞翔，天空是澄碧的蔚蓝，云在他脚下缭绕，光线穿透云雾和他的头发像梳子一样匆匆经过，他在梦里对沈汇丽说，这就是腾云驾雾。沈汇丽粘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叶正亭参加了会议但没说话，宣中阳代表县委宣布了对县领导班子分工的调整，他说：“根据工作需要，郑天良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也就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主要负责合安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工作，田来有同志分管民政局、老干部局、地震局工作。也就是这两个同志的工作对调一下，田来有同志这些年来，为我县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目前合安遇到的困难也是全国遇到的困难，与田来有同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郑天良同志是人所共知的抓工业的专家，是我省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带头人，思路新，办法多，既有宏观经验，又有具体实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委决定让郑天良同志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实施国企改革战略调整，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
宣中阳肯定田来有的话在这种时候很像是致悼词，田来有脸色青黄，一声不吭，霜打过一样表情枯萎，他闷头抽烟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刚落网的嫌犯，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损人，但很准确。
屋外秋天的树叶正在秋风的荡涤下由青变黄，很像田来有的脸色。
郑天良正襟危坐，一脸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神情，他不会也不值得得意忘形，因为他不过是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上而已，至于说抓工业的经济副县长抵三个副县长用，他还没有体会过，最起码以前分管工业时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田来有现在坐的是二点二排气量的“奥迪”，而他只坐普通“桑塔纳”，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想趁这个机会表扬一下田来有顺便再表一下态，但显然宣中阳和叶正亭都没有这个意思。简单宣布调整分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工业区的改革方向，叶正亭只听不说，而郑天良却理直气壮地大谈叶正亭在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谈全市在叶书记这个核心领导下改革的前景和目标，在谈到工业区改革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具体的方案，仍然用叶正亭的讲话精神，“没有规模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企业之分”。其他县领导也是围绕着叶正亭的讲话精神大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就连宣中阳在内，所有人就是不谈工业区和啤酒厂，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当初公开反对推销啤酒的中学教师专注地看报纸，就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叶正亭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会场，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所以也不说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整个会议务虚而空洞，类似于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都在谈叶正亭的讲话精神，但所有的人都不谈实际的事情。叶正亭听得有些烦燥，眼睛经常走神，他看到窗外一棵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地挡住了屋内的光线，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支离破碎，如同一些碎玻璃片扔得到处都是。
会议临结束前，叶正亭还是忍不住发了一些抽象的火：“我知道，你们做官都做得很油滑了，一上午开的是什么会？空洞无物，废话连篇，你们都信奉，会上讲的不做，会后做的不讲，我要说的是，在我任市委书记期间，会上讲的会后必须做，会上不讲的会后一律不许做，谁做了，我就撤谁的职。合安怎么办？我不给你们定调子，我让你们自己拿方案，我倒要看看你们用什么办法糊弄我。不要开口闭口谈我的什么讲话精神，会上的讲话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的，请你们不要往我一个人头上套。”
叶正亭讲完话的时候，宣中阳不停地抹鼻尖上的细汗，只有郑天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感到眼前这个宣中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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