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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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战术简图已由作战参谋标示完毕，贺龙的脸上又漾起纯真的笑意。“小城外围是平原，望不着边，土地肥得流油呀。人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嘛……”贺龙从嘴里取出烟斗，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按照他的总体部署，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和第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已下令部队围定文水县城，并按既定作战方案，准备攻其三面，另一面围而不攻，以收“赶鱼入网，聚而歼之”之效。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4）
　　　　文水县城距太原80公里，锁钥太汾公路，是太原西南郊重镇。取得文水进而扩大战果，再把周围几个县城拿下，对于太原的威胁不言而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腾出兵力沿铁路线乘胜南下，接应另一支目前还远在江西九岭山地区与敌血战的孤军，这就是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出征将近一年的南下支队。

　　　　王震南下支队浴血奋战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起步的，那是日军实施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大败国民党军的1944年，从4月汤恩伯撒手河南开始，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国民党军便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南抗日力量急需加强。毛泽东一眼瞅准这个机会，果断决策开辟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岭的五岭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南下。他们以4000人马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此外，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900多名干部也编成两个大队，随同南下，如一切遂愿，他们将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从而在将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中大显身手。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预测凶险前景的艰难征程。早在决策之初，毛泽东就透辟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番话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于王震的信任与理解。他知道不论第一种可能的“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还是第二种可能会出现的“残酷”与“牺牲”，王震都会应付得了，而不会有大的差错。

　　　　王震威猛兼有谋略，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素质，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西北战场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即便如此，在南下支队出发之后，贺龙心里也还是一直悬着个葫芦。王震毕竟与他一起征战已久，彼此手足情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格外的思念，连贺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送别那天，他走到王震面前狠狠捶了一拳，说：“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壳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依旧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王震也呵呵地笑，就像过去无数次经历过的那种分别。

　　　　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还不仅仅是这些。南下支队四、五、六共三个干部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新四军五师和开辟湘鄂赣新区的骨干力量。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由能征善战的六军团老将郭鹏当队长，廖明任主任；而五大队则是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队长、政委便是贺龙手下久经考验的爱将贺炳炎和廖汉生。队上三十多名“老二军团”，团一级干部就有十好几个，个个都是贺龙亲自画的钩。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5）
　　　　十年生死别，重回湘鄂西。临行之际，廖汉生兜里揣个小本子找到贺龙：“过去一直在你身边呵着护着，错了有人批评，骂也可以，这下子分别了，头一回独当一面，又是去洪湖老苏区，你给指示指示吧。”贺龙摆摆手说：“个人没啥指示，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他要廖汉生去看看陈云，说陈云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陈云当过多年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有理论有实践，有政治有经济，经验的确很丰富。见廖汉生上门请教，又那么虚心，陈云受了感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提出一个新观点，叫作“毛主席的精神”，核心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廖汉生记了满满一本子。

　　　　最后，他又去看关向应。这次是拉着贺炳炎一同去的。关向应肺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微弱。他就用那种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回忆起洪湖时期极“左”路线的灾难，重点强调革命内部团结。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时也反复指出来过，而且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山头主义”，说：“你们到了新地方要非常谨慎，学了马列主义做出工作才算有成绩……要尊重人家，不要因为是延安去的就乱批评，要多谈心。”毛泽东还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__

　　　　王震对毛主席指示的归纳是，要把两种精神结合一体。这成为他后来多年修身养性的标准。王震身上刚柔相济的品格是很鲜明的。对此，毛泽东和贺龙都有很好的评价。廖汉生与贺炳炎则不然，脾气不好，所以关向应一再叮嘱“团结”二字。一针见血地点准毛病是最见感情的。关向应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一手抓着贺炳炎，一手抓着廖汉生，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了，像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各自飞去了……”说着，大颗大颗地落下泪来。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关都是我们的旗帜！”

　　　　告别延安之后，三五九旅虽然在一二○师的作战日志上安静下来，但在贺龙的心头，每天总有一条至数条消息，否则，他就不会上炕睡觉。他是用心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南下的，仿佛看着这队人马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看着他们在晋东南分区的沁水县短暂休整作渡河准备，看着他们为了渡河丢下辎重和骡马……

　　　　那是12月底的天气，南下支队按计划来到垣曲渡口，没想到上天入地只找到一只小船，五千多人马呀，没办法，王震只好不顾许多大队领导的心疼，下令减装。谁知天遂人愿，就在那几天气温骤降，垣曲渡口不远处的一段河湾居然结了冰，所有人马辎重照走不误。老百姓稀奇极了，说黄河结冰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这个天下，共产党八路军得定了！

　　　　南下支队用两个月时间在敌后冰天雪地赶了2000公里路程，到1945年1月27日才抵达鄂豫边区二分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两家一见面都欢喜坏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五师暨鄂豫边区的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还联名发出“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气氛搞得非常热烈。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五、六干部大队留下来了，有的补进五师队伍，大部分由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直奔洪湖。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6）
　　　　三五九旅大部队还得走，王震和王首道把一、二、三、四大队整了整，又打起精神继续南下。2月23日，他们与五师的张体学部队一同在黄冈以东分批强渡长江，千难万险地冲到了江南。三天后，又打破国民党两个军、五个挺进纵队的围堵，在大冶南面的大田，奋勇追杀日军大畈部队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干掉鬼子100多人，算是旗开得胜。尽管这样，国民党也不放过。他们只得策略性地把番号改了，不再叫“南下支队”，而入乡随俗地称作“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据说，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出的主意呢。

　　　　3月1日，王震和王首道率领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大江南北连成一片。7月，部队再度向南挺进。到8月底，来到广东省的南雄县。正当他们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五岭山区、与赶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只有不足100里路的时候，全国时局突变，被毛泽东预期的南征前途“第二种可能”出现了！现在，王震只有带领部队在高山丛林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力冲出重围。在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前夕，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看到贺龙连日沉默不语，烟斗烧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颇有几分担心。政委关向应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胡子”的身体，见到红二方面军的老兵，总要捎句口信，关照贺龙要保证休息、少吸烟。政委不在位，谭政作为政工领导，也应对贺老总的健康尽一份责任。但是，他能拿什么话题出来说呢？围城部队行动相当迅速，这当然让贺龙高兴，于是谭政趁机端来一碗黑豆糊，大声说：“老总，该喝一碗啦！”

　　　　时近傍晚，未来一夜是文水一战的关键，贺龙接过黑豆糊喝了两口，又放下来，说：“王尚荣他们打得好的话，顶多明天下午一点来钟就可搞定。”谭政认为24小时内结束战斗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贺龙坚持说要不了，他希望越快越好。这时，谭政抬头看看屋外的天空，云腾雾遮的黄昏让他打了个寒战。他很是担忧地对贺龙说：“糟糕，怕是夜里有雨呢！”

　　　　果然，入夜之后便阴云翻滚，天像是戳破了窟窿，大雨倾盆，风能刮倒牛马，部队简直寸步难行。怎么办？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攻城吗？八分区首长急得直跺脚，立马派个参谋来请示贺龙。

　　　　“请示个屁！”贺龙拍起桌子，“临阵犹豫是用兵大忌，影响士气不说，还要贻误战机，真是乱弹琴！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决心决不能有半点动摇。今天晚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文水城下！”

　　　　贺龙的命令，很快在风雨泥泞中化作一片口号声。干部、战士水里泥里滚得热气腾腾，连大炮也被人拉肩扛拖到文水城外几百米的小树林边。正当贺龙听到报告喜形于色，笑着夸王尚荣“大炮上刺刀”的时候，一份来自陕北边城榆林的急电，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胡宗南项庄舞剑，邓宝珊反弹琵琶

　　　　榆林紧依长城，有榆林河穿城而过，恰好与长城形成交叉，仿佛造物主在宣布这是一座错误的城市。当然，城市无所谓对错。它不过隐约预示出一个要人的命运，此人的大名在很长时间内与榆林这座古城休戚相关。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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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论革命资历，邓宝珊在国民党里面也可称得上三朝元老。早在1910年7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的第二年初，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就是一名勇打头阵的战士。在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府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及稍后与清军协统王佩兰部队的战斗中，都堪称功勋卓著的人物。这使他敢于在1943年7月国民党内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的风口浪尖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蒋介石。因为这句话，他的甘肃省主席没有当成。

　　　　蒋介石断定邓宝珊与“领袖”感情上有了距离。关于邓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乃至其本人多次单独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亲密晤谈的详情，他也了然于胸。但是，共产党果然能够赤化邓宝珊吗？蒋持怀疑态度。结论是，邓宝珊不可不用，亦不可重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常言道，树老根多，邓宝珊不是一个人，而是大西北的一片天地，一道风景，比方说他和宁、青二马的关系，以及他在辽阔新疆所留下的余风流韵，都是蒋介石不能不掂量清楚的。把榆林交给邓宝珊，让他坐北朝南与胡宗南遥相呼应打对家，使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夹在中间，这是蒋介石的得意之作。对此，邓宝珊心中揣着一块明镜，只是公开场合不露声色而已。尤其是在部属跟前，他一向都坚定地保持着那张纯粹的政治面孔。

　　　　这些日子，邓宝珊的表情有了明显起色。他几乎竖起耳朵来倾听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枝梢末节，近一个月的事实进程，让他忽喜忽忧。尽管对国共双方的合作，邓宝珊从不抱乐观态度（他对两大集团的最高决策者实在是太了解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沉湎于短暂的和平虚象。无论如何，两军并存，和颜悦色，总比剑拔弩张于老百姓更为有利。这与他曾宣称的“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的情志，似乎一致。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突如其来的一道军令，让邓氏心头那份自欺的超然也没法保持下去了。这道命令就是，要邓即刻将驻守在安边担任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任务的所部新编第十一旅，调往绥远整编。

　　　　毫无疑问，新编第十一旅不是胡宗南乃至老蒋的嫡系，而是由邓宝珊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杂牌。过去的岁月，因为牌子不正一直就像小娘养的一样，每每受到歧视，诸如扣饷拖饷、中断被装给养之类的事时有发生。旅长曹又参是个性情耿直的汉子，遇到这种卖了苦力还当孙子的事，难免牢骚大发，说一些近乎于共产党“赤化宣传”的话。这在邓宝珊看来并非新闻。邓总认为军人说归说做归做，何况抗日期间，枪口一致对外，连蒋介石不也声称八路军是友军吗？曹又参屁股后面有一旅之众，肩膀上面有守土之责，从政府那里老是得不到粮食和棉花，只能指望陕甘宁边区为他应急。如此这般，他平常与中共来往密切一点，气头上说几句过分的话，也情有可原。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当然，曹的行为太出格了（比方说据传第十一旅有秘密共产党组织），邓宝珊也不得不当着人面哼哼哈哈地教训几句，但不至于凭着一两条传闻，就要把这个部队一笔勾销呀！邓宝珊越想越觉得胡宗南的命令是项庄舞剑。
第三章　前方与后方（8）
　　　　能想到不等于能做到。高层交恶就是如此，即便敲散你的骨头架，也让你说不出一个“疼”字。邓宝珊把一切都想明白之后，反而坚定了要处罚曹又参的决心。如果整掉第十一旅是真的在上演项庄舞剑的话，蒋介石和胡宗南要看的就是他这个“沛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