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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图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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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压力的由来（2）
但这个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只对一些经济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适用，对于像美国这样处于经济霸主地位的国家来说则不适用。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即使美国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仍然保障了美联储能够全力进行调控，它能够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同时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并且能够引导汇率按照有利于美国经济需要的方向调整，这样的事实明显背离了“不可能三角”理论。美国是不受任何理论支配的国家，美元的汇率完全受支配于美国政府，数以万亿计被他国政府储备的美元就像美国政府派往全球的驻兵，随时听候总部“调遣”，更重要的是，这种“兵源”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中国的人民币，现在还只是处于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还未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这种浮动的区间还不够大，但已经处于可浮动的阶段。前面已经分析，浮动汇率制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汇率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巨幅波动的影响，从而让货币当局失去维持汇率稳定的控制力。美元不受这种理论的制约，主要是因为美元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也就是说美元是衡量他国货币价值的一杆“秤”，我们只能用“秤”的标准去标的其他货币的价值，而不能根据其他货币来更改“秤”的度量衡。人民币作为一种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就是说仍没有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因此，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我们仍然拥有保证汇率稳定的控制力。
中国政府保证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力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实力决定的。首先，汇率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动作，稍有不慎就有引发大规模危机的危险，因此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审慎”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其二，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仍相差甚远，现阶段人民币还不足以对美元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外部市场的复杂多变也为人民币开放的道路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保证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大幅度波动是保证中国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是由中国经济大形势决定的，激进的汇率改革是行不通的。
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一直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也就是说依然实行资本管制。这样的管制直接将金融领域的危机挡在了国门之外，让中国的金融机构没有成为危机的牺牲品。虽然中国的资本管制已经抵御了两次危机的入侵，但经济形势的发展告诉我们，固守这样的策略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如果中国坚守资本管制的策略不松动，那么就会给美元继续大行其道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外向型的经济结构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外贸顺差，即更多的外汇储备，而这种储备资产必然是以美元资产为主。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放开资本管制，则必然要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的利益损失。
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任何信用货币都缺乏长期的退出机制，大量美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方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通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而言），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积起来的流动性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如果还是正确的话，美国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因此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大量储备美元及美元资产，一旦美元发生危机而大幅贬值，数以万亿的美元资产就会瞬间消失，而中国损失的财富则是中国居民多年积累的血汗钱。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当今世界大多数顺差国可以说都已经被美元“绑架”了，陷入了汇率升值的困境。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剧增。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与世界之间几乎全部的经济关系。然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似乎陷入了死胡同，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民币进退之间的抉择更加纠结。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出口则会陷入困难，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就会遭受打击，导致中国经济受到巨大损害，对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人民币小幅度升值，将致使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导致更大的升值压力，中国有可能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汇率被一波一波地逼上去，走上不幸的道路；人民币不升值，贸易顺差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使得汇率升值的压力更大，国际利益冲突也越大，同时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也越大，国内发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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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货币之战
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以美元本位为特点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美国政府放任美元贬值的政策。靠战争起家的美国在二战之后一直没有再尝到当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感觉，虽然之后也发动了几次战争，但是最后发现得不偿失，不敢再贸然发动战争。不能发动战争，就要在其他方面想办法，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夺史，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资本的嗜血性。既然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择手段地赚取利润，那么作为资本代言人的政府做任何事情的目的也必然不会违背资本的本性。美国威逼利诱让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让人民币升值，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即胁迫中国与美国站在一条船上，共同承担美国资产泡沫的风险。
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适合美国把中国拉下水。要想把别人拉下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和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让中国也创造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而要达成这样的目的，逼迫人民币升值是最简单便捷的方法。
如果人民币持续大幅度升值，那么国际游资则会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的国际热钱必然要涌入到中国境内，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最后在房地产和股票等价格弹性比较高的市场形成泡沫，对中国经济形成实质性威胁。另外，由于资本管制，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当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也就是说大规模以美元为主的储备头寸必将贬值，在不断的贬值压力下，中国政府有动力将这些美元储备放出去投资，用投资收益来冲抵贬值损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来购买资源性资产要更符合其远期利益，购买资源不仅能够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还能够为未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保障。但这种行为显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如果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自己的储备资产大规模购买资源性资产，不但削弱了美国及其盟国控制世界经济的力量，还会让中国脱离美元的束缚，令其货币的阴谋前功尽弃。
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是让中国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金融类资产。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拯救华尔街的速度以及效率就可以看出，布什政府对这场危机是早有预见的，而将极具投资银行管理经验的鲍尔森放在财长的位置，无疑是想将这些注定要成为“毒资产”的产品推销出去，而中国就是他们瞄上的第一个买家，也是最有实力的一个潜在买家。如果美国政客能够成功地把金融市场上的这些“毒资产”倾销到中国，那么华尔街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延缓发生危机的时间。如果这样，即便是发生了危机，那么最大的输家也是中国。这个道理很显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靠实业出口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而美国金融市场上的资产只是虚无缥缈的“幻象”，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中国坚持购买美国金融类资产，那么无异于全体中国人为美国华尔街义务劳动，将自己创造的财富拱手让人。
如果从“货币战争”的角度看，人民币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从“战果”来看，基本上成功抵挡了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和金融危机的“进犯”，保存了完整的“有生力量”，并且在“战争”的环境中提高了自身的实战能力。但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认识到，这样无休止地防守下去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要想在21世纪实现强国的梦想，必须在货币领域实施“自卫反击”，必须要及时调整人民币“走出去”的策略，抓住机遇进行“战略反攻”，挣脱美元的束缚，打赢这场“货币战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以“霸权美元”为特点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但美国作为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会极力维持这种格局，以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阻力是十分巨大的。中国要想在“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的增长点或发展潜力，必须突破美元封锁的局面，必须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将人民币融入到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掌握世界经济的话语权。
在世界经济早已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人民币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代表着中国的利益，承担着中国经济崛起的重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人民币每向前迈出一步都事关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一招不慎就可能给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而法定货币时代，国际货币市场的一举一动都是货币博弈的反映，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并及时见招拆招，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货币战争”绝不是危言耸听，人民币在后危机时代需要变被动为主动，承担起中国经济自救图强的重任，而这种使命必然需要我们的货币当局能够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充分利用货币政策以及管理手段将人民币打造成一种世界性的货币，从而摆脱“霸权美元”的牵制和束缚，让中国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调控，将外部风险降到最低，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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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碳封锁”（1）
随着全世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增加，人们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大气中快速增加的温室气体含量引发了温室效应，地球温度上升导致了全球环境的改变。这种人为造成的环境变化对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生物濒临灭绝。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也通过连锁反应增加了人类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中国国家主席*2009年9月2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本次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都将经济重振计划的重点放在低碳、绿色经济上。
然而，各国对于低碳、绿色产业兴趣的增加，或曰产业策略上的转变，不仅仅反映了各国对于环境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蕴涵了更加深刻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肇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元气大伤，而低碳、绿色经济不但是这些国家重新提振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型引擎，同时也可当作遏制发展中国家崛起和发展的有力武器。
如今华尔街刚刚从阵痛中平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迫不及待地高举低碳、绿色大旗，利用、歪曲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共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企图掀起一场在环保的华丽外衣下隐藏的经济战争。下面将就中国在后危机时代所遭遇的新型封锁——碳封锁——进行介绍，并试图在这场大国之间的残酷竞争中寻求突围的路径。
碳货币——世界新规则
碳货币一说缘起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而碳交易市场的兴起则应归因于《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关于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为了改善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京都议定书》则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大会（1997年）上得以通过的，因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故有此称。
《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的排放任务做出了规定：至2010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比1990年减少，发展中国家则不承担减排义务。同时，为了促进、激励发达国家完成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因此，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各发达国家在履行减排义务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发展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多层次深化、财务结构日益复杂、市场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 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
突破“碳封锁”（2）
在全球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京都议定书》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以碳信用为标的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而这样一张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油价商品——碳信用。
在碳交易市场中，发达国家通过发达国家间的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获得碳排放权，并在交易市场上对其进行买卖。由于发达国家对这个市场空前热情的参与，碳排放权也已成为颇具交易价值的金融资产，其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在金融危机后，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潜力极为惊人，因此作为碳交易的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国家货币则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我们称这种用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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