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顶-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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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李在村里，这样就将脚夫的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也就是我们的预算勉强可以接受的84名。

　　　　今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意识到对登山而言，积极主动的态度将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减少负重意味着减少成功的几率。我们都明白这点，但是没有人公开抱怨。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到处查看其他人的装备是否是最佳状态。更少的负重也意味着更少的成员，成员少的队伍更加机动，移动更加迅速。

　　　　在Vertical公司，我们也有意识地寻找具有积极态度的教练。有时候，尽管态度最积极的候选人不一定在教练技巧方面是最合格的，但是我发现，比起矫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教一个人如何训练别人登山要容易得多。这一战略保证了Vertical的工作环境充满愉快的氛围，雇员、管理人员和教练都喜欢在这里工作。另外，这种积极的环境氛围也是高工作效率的保证。

　　　　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一致的决策

　　　　我们的团队不是指望一个人对所有关键性问题作出选择，而是每个队员都准备为自己作出艰难的选择。其他人也许不会总是在你作出选择的过程中指导和帮助你，所以我们必须为此作好准备。这种意识使我们在关键时候都能挺身而出。每个队员在登山途中都坚强地呼叫过队友——传递这个团队都安全的信号。这些抉择相应地搭建了我们通往山顶的成功之路。

　　　　4月27日，探险队缓慢地向山顶移动。我们在一号营地储备了足够的装备，并在22000英尺处固定了绳索，这是关键性技术困难结束的高度。天气仍然晴好，但我们担心会变天。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候到了。

　　　　登山计划中需要我们中六名队员作出选择：三个人将留下来建立二号和三号营地，另外三个人将按照原定路线向珠穆朗玛峰发起真正的冲击。因为我们一共有八个人——六名智利人和两名夏尔巴人——所以有两个人必须留在一号大本营。我们的团队将如何作出选择呢？

　　　　其中的一名夏尔巴人，恩尼玛，他害怕这条登山路线，不想继续前行。而储笛姆的状态非常好。他是一个登山经验非常丰富的夏尔巴人，29岁，和我们相处得很好，并且很希望继续登顶。如果登顶成功，他将是第一个在这条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夏尔巴人，这会为他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如果带上他，就意味着必须留下克拉迪奥·卢塞欧，他是我的老师，传授了我们全部的登山知识，并和我合作登山13年之久。但是他已经59岁了，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而这正是登顶必须押下的赌注。

　　　　带领整个团队作出选择，是我一生中最棘手的任务。克拉迪奥和我一起攀登过几十座高峰，他教会我所有登山的技巧。这是他第四次，无疑也是最后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在从事登山教练35年后，他是对这次登顶最势在必得的一个。我花了两天的时间鼓足了勇气，和他坐下来谈这个问题。我尽力向他表明他一向教给我们的东西：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必须打出手中最有希望获胜的一手牌。在这过程中不能掺杂任何私人情感。我深信，留下他和恩尼玛是保证我们胜利登顶的最佳选择。

　　　　克拉迪奥沉默了足足5分钟之后开口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公司的最终目标，而不是探险队中一些人的个人期望。”尽管我感到克拉迪奥尽力压抑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但是他的反应对其他人都是一个榜样，对登山和管理都一样有效。如果一位领导者保证所有的团队成员都对企业的最终目标熟记于心，并且所有的决策和行动都围绕这个目标，那么即使是最难的选择结果，也是容易让人接受的。

　　　　我们第一次登顶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在一号营地，天气突然变坏，储笛姆的皮肤感染了，另外一个队员的肋骨疼痛难当，不能再继续攀登。我们撤回大本营，并制定了新的登顶计划，这个计划只包括五名智利队员。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所带的储备只够40天用。

　　　　5月12日，经过16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一行五人到达了二号营地，一路上的积雪深及腰间。我们需要再花四个小时清理一块地方搭建帐篷。尽管这块清理后的空地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并不是最理想的地点。山风吹来的雪很快将我们的帐篷覆盖，我们不得不每隔45分钟清理一次。在海拔24130英尺的高度，这样似乎微不足道的挫折也让我们沮丧。分散在各自的帐篷时，我们对登顶队伍的人员名单作了最后的筛选。克里斯坦·加西亚·胡多布朗是一位31岁的电脑工程师，非常机智，也许是我们中体力最好的一个，我和他将尝试登顶；还有克里斯坦·布莱修，28岁，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也是我们中间解决登山技术困难的专家；胡安·塞巴斯坦·蒙德斯，一位26岁的律师，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意志最顽强的一个，他将在三号营地支援我们。克拉迪奥·卢塞欧将在二号营地等候我们。

　　　　令人惊讶的是，登顶人员名单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而是我们五个人讨论后集体决定的。个人期望再一次退居二线。我们对共同的目标都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并活着回来，所以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关键时刻推选最强壮的队员登顶。这就是参与这次探险的队员选择的结果：决策过程如此简单和透明。

　　　　前面说过，在Vertical和马丁内斯基金会，管理层的决策过程就是向雇员和教练传达个人责任的信息。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被授权独立作出抉择，那么我们共同的目标将无法达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设计了一项长期的培训项目——每年在野外举行三次专题讨论会——培训组织中的成员逐渐作出更困难的抉择。这确保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比如，在偏僻、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培训的时候），我们的教练能够作出准确的抉择。由于自然条件和安全的原因，教练们曾多次选择承担责任，调整某些项目中的预定行程和内容，改变行走路线或是更换营地。他们这样做，再次保证和提升了我们的项目质量。

　　　　信任

　　　　在19700英尺的高度，我们遭遇了一段尤其危险的路程：一道从前雪崩造成的、几乎是垂直的冰崖矗立在我们面前。在前几天，队友已经将绳索固定在上面，以便我们在后来的攀登中使用。我用一个上升器连接一个绳环，将这条绳索和我的吊带连接，另一个副上升器和绳环和我的脚连接。沿着这根绳索向上攀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悬于这根三分之一英寸粗的绳索上，这根130英尺的绳索是我的队友三天前固定在这里的。我忍不住思索起信任在登山中所扮演的深刻角色。在这次探险的每个日子里，我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一起攀登。这种信任是一个团队最珍贵的资产，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才能建立起来，并达到一个极致的程度。

　　　　到了三号营地（最后一个营地在26000英尺的高度），随着夜幕迅速降临，温度也急剧下降。克里斯坦·布莱修告诉我们，他累极了，已经徘徊在低温症的边缘了。就在距离三号营地650英尺的高度时，我们还为他在雪坡上清理出一片空地，让他休息了两个小时。

　　　　克里斯坦知道，如果我们要从南坡登顶，他和胡安·塞巴斯坦必须将我们需要的装备、食物和油料背到那里。这无法选择，因为这是其他队员分配给他的个人责任，尽管他快精疲力竭了，但是他不打算让我们失望。探险队信任他，他也信任探险队。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坚定地迈出继续前行的步伐。16个小时的工作后，我们一行四人在午夜时分终于到了南坡的三号营地。感谢胡安和克里斯坦的努力，我们终于到达准备登顶的位置。

　　　　无论在登山中，还是在其他任何组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找到一条万无一失的途径建立这种信任。我在喜马拉雅山曾带领商业公司经理们举行培训项目，也曾经和孩子们一起远足，这些经历告诉我：只要不断鼓励你周围的人，尤其是你自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包括日常的简单任务，不断追求卓越，你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做法非常具有感染力。如果你每天都要求自己出色完成任务，那么你周围的人也会跟着你这样做。你会信任什么样的人？你目睹他一次又一次竭尽全力的人。在登山的时候我会信任谁？那些在登山前反复检查手电筒电池的人，那些在清晨就戴上遮光镜的人。卓越体现在细节中。信任基于卓越。

　　　　以上我所提到的要素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这一点深深体现在每一位登山者身上。要登上世界之巅，在这个生命时时受到威胁的地方，信任绝对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在多年的登山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但是在1992年的那次探险中，我们将这种信任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正是这种超越一切的信任，让我和克里斯坦在1992年5月15日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也是这种无以伦比的信任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作好攀登K2峰的准备。

　　　　挑战极限：K2峰

　　　　K2峰虽然比珠穆朗玛峰低782英尺，但是它对每个登山运动员而言，都是噩梦般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相对容易的上山的路，并且一旦登上去，也没有容易的下山路。

　　　　我们决定从K2峰最艰险的一条路登山。这条从南向东南蜿蜒而上的路，在我们1996年登山之前，只有两支队伍曾经选择过：1994年一支巴斯克人组成的探险队，还有1995年一支加泰罗尼亚人组成的探险队。但遗憾的是，有两名加泰罗尼亚人在下山途中身亡。K2峰的致命诱惑一部分就来自它的险峻。如果征服它不用冒一点风险，如果登顶很容易，如果登山过程中毫无困难可言或是很安全，那么我们不会对它产生一点兴趣。挑战世界之巅，一份最重要的体验就是迎接新的挑战，用激情碰撞它，但同时也需要纪律和充足的准备。

　　　　有五位没有和我们一起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加入到这次探险中：马歇尔·艾维尔是一名34岁的登山向导，曾经独自攀登过阿根廷境内的阿空加瓜山，并且选择的是南坡极为危险的路线；阿尔多·包塔诺是一位29岁的工程师，已婚，后来成为Vertical的项目经理；瓦尔多·法瑞斯是即将成为律师的学生，26岁，为了参加这次探险他申请延后参加结业考试；阿尔博特·提拓·加纳是一位25岁的建筑师，打算这次探险结束后结婚；米奎尔·波塞尔是一位34岁的植物学家，从前是智利国家奥林匹克滑冰队的队员。这次的探险队还包括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老队员，克里斯坦·加塞·西多布尔和内科医生阿尔弗索·笛安斯。我们八个人曾集体登山过多次，足迹遍布许多偏远的地方，包括南极洲、喜马拉雅山、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非洲和阿拉斯加。

　　　　我们的探险队还包括几名录像摄制人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就合作过的克里斯坦·布莱修和拉尔夫·奥贝提，35岁的体能教练托马斯·格里弗罗斯和我们31岁的“经理”马赛罗·格里弗罗斯，后两者都是我亲密的朋友和在Vertical的合伙人。当我们爬到巴尔塔偌冰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已经作好准备迎接挑战了。但也许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身上还蕴藏着后来能够挽救我们生命的其他美德。

　　　　和4年前的那次珠穆朗玛峰探险活动一样，我们花了50天打通登山道路。我们一路固定绳索，一直到24900英尺的高度，在20700英尺的地方建立一号营地，在23300的地方建立二号营地。与上次探险一样，我们的第一次登顶行动失败了，在三号营地我们又遭遇了恶劣的天气。我们的时间又一次被浪费。本来只为60天准备的2500磅食物和50加仑的燃油，不得不省吃俭用地用了70天。和以往一样，我们在放弃这次探险活动之前只剩下最后一次冲击顶峰的机会了。

　　　　海拔8000米以上的天气极为恶劣，所以我们总是安排一位有经验的登山队员留在相对安全的低海拔的营地。只有在低处，才能保持足够的冷静，对山上队员周围的环境进行清晰的观察。克拉迪奥·卢塞欧在珠穆朗玛峰时担任这一角色，但他这次没参加我们的行动。我成了这次探险队中的老兵，是担任这一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回到大本营，呆在那里对登山队员的决策进行指导。

　　　　8月10日凌晨3点，登顶队的6名成员离开大本营，沿着10000英尺的绳索上山了。两天后，4名队员在三号营地准备登顶，另两名队员在一号营地等待协助他们。那天，三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的通讯几乎没有停过，我们一起讨论了登顶的每个细节。登顶队在8月12日晚上8点启程，准备趁夜登顶。

　　　　他们分两组行动：克里斯坦和米奎尔为一组，米奎尔和瓦尔多为另一组。每个人都背着约20磅的背包。通常情况下，登山运动员从最后一个营地向山顶出发，为了加快速度，尽可能地背负最轻的负重——有的甚至根本不带背包，只在皮衣口袋里带几支蜡烛和几瓶水——但我们可不想冒险。我们的登山队为意外情况作好了充足的准备，不仅带了两支氧气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的炉子、两支燃油罐、一个做饭的罐子、果汁和食物、四个露营睡袋和一把铁锹。

　　　　接近午夜时分，登山队到达了峰肩——这是K2峰东南山脊通往山顶的“瓶颈地带”。这一段路线由陡峭的冰崖构成，因此十分危险。但是，它是通往顶峰的惟一途径，我们在制定登顶计划将它标为最艰难的路段。登顶队员知道他们一定能找到一天前日本登山队员留下的固定绳索。但是，他们还是多带了300英尺的绳索以防万一。克里斯坦带领他们通过了“瓶颈地带”。然后他们开始仔细打量“横越带”——一块300英尺长的地带，需要在一面冰川前迂回绕过。

　　　　在凌晨3点的时候，登山队员到达了更具技术难度的“三角岩石”，这是登顶前最后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5点的时候他们越过了这块岩石。此后的一段路线再也找不到日本登山队留下的固定绳索，因此他们开始继续固定绳索，延伸至300英尺。

　　　　5点45分，他们停下来补充水分，用便携式炉子融化果汁。他们知道必须尽快登顶，并迅速下山，因为太阳将在下午3点下山，我们已经多次观察到这个规律。为了能够加快行动，他们决定不带炉子、燃油和做饭的罐子，然后在返回的途中再带走。

　　　　此时的温度在零下20度左右，但是天气晴朗，山顶似乎近在咫尺。一切都和计划的一样顺利。登山队一点一点地接近顶峰。我在大本营通过电台跟踪他们的进展。

　　　　9点15分，克里斯坦登上顶峰。在接下来的1小时15分钟里，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登顶成功。从顶峰到一号营地，还有大本营，泪水、快乐和照片接踵而至。我们的喜悦实在是无法控制，涌上心头的情感也无法细数。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坦居然想办法把一个水晶杯子带上了K2。他把杯子拿出来，倒进一点智利红酒庆祝我们的胜利。这时的场面十分动人，但是时间对他们却很吝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队员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照、喝水、欣赏风景。他们通过电台，和大本营的队友们一次又一次地交谈，很久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当他们开始下山的时候已经是12点30分了。我们预计他们至少需要8个小时才能赶到三号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