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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富豪-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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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顺利。在相关协议都签好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看上去，宁波是一个不错的建厂选择，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件企业众多。市政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或许因为沈阳政坛的变更，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趁乱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
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可是，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他却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这在东北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变得异常高调，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也许在他看来，华晨的宏大架构终于清晰，已经到了他应该站出来为伟大事业造势亮相的时候了。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资产位列第三。 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榜单设计者胡润对他资产的计算，是以他在华晨中所占的股权为依据的。他对此表示默认。于是，政府方面对他的质疑，便是从资产计算开始的。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他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其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华晨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心态渐渐有了转变。
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在随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明确地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
于是，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全盘构想。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将华晨集团旗下的君安投资、珠海华晨、正通控股、正运实业及沈阳金杯等的股权进行了多重置换，最终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在由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7）
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算度精准，前可进，后可退，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但是，他惟一没有算计到的是，如果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呢？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这时候，华晨各项业务的进展已经将双方逼到了必须摊牌的地步。
“中华”轿车自2年前下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所有准备，其准产证即将下发；华晨与宝马的合作报到国务院办公会议，即将被正式批准；在宁波，3000亩土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即将上马。所有这些，都面临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的投资。是顺从仰融还是驱逐仰融，仅在一念之间。辽宁省政府最终选择了后者。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时动手。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集团宣布更名为申华控股。根据后来的《补充公告》，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的秦荣华。秦荣华无疑是他“资本迷宫”中的一个代表。同一天，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工作小组当即向他宣读了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在英国发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事态发展至此，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几年后，身居海外的仰融才对当初自己的固执感到些许后悔：如果当时不坚持去宁波，如果选择大连呢？
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祷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持旅游护照赴美。
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批量生产面市。
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至此，他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被外界称为华晨“四大金刚”的他的4位助手均同意留任。苏强接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小安接任华晨中国主席，洪星和何涛分别出任华晨中国副主席和财务总监。政府承诺，4个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8000万到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四大金刚”的留任使他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8）
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轿车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苏强宣布，华晨将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到20万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据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
但在热烈喜庆、群贤毕至的舞台上，独缺那个身材中等、声如洪钟、总是梳着一个光亮大背头的主角。他本应该出现在镁光灯下，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在这件事上的恩怨纠葛还有几缕余音。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他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华晨”衰落
在仰融出局后的半年里，接收小组看起来稳住了可能发生混乱的局面。2002年12月，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1．44亿港元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中华”轿车的销售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面市后的4个月里销售8000辆，2003年销售2．5万辆，实现税前利润2000万元。
在战略布局上，华晨呈现出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的局面。除了被强行终止的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也被搁浅。同时，华晨对零部件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整，把辽宁省外的厂家抛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一批省内的零部件厂。辽宁省政府的目标非常坚定，以华晨为核心，将大连、锦州、丹东等一带的汽配企业带动起来。
但事不如愿！
就如同仰融几年前所预测到的，中国的家庭轿车市场真的到了井喷的时代，但华晨的脚步却渐渐地迟滞了起来。2004年，“中华”轿车销量迅速下滑到1．09万辆，同比下降15％，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的销量为6．1万辆，同比下降18％，丢失了保持5年的全国销量冠军，跟鼎盛时期的200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与美国通用合作的雪佛兰卡车和SUV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生产奥斯丁出租车的项目也因中方终止合同而半途告吹，已支付的7000万元模具费无法收回；与宝马公司合资生产宝马3系和5系的项目一直受到销售的困扰，中方最终放弃了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权。
2005年上半年，华晨汽车发布亏损报告，半年报亏2．99亿元。9月，《资本市场》杂志的记者前往沈阳采访，竟然找不到华晨总部的办公地点。面对这样的情况，辽宁省国资委官员称，华晨汽车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经贸委官员则表示，不清楚华晨汽车究竟归属哪个部门，所以无法提供情况。到2005年底，华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茬人。 。。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9）
这家在14年历史中资产迅速做大的中国汽车公司，一个平空而起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它的命运在第11个年头上发生了急速的转折。人们开始怀念仰融，三年多前，汽车界说起华晨、说起仰融，即便不怀揣一份紧张，多多少少也有几分好奇、或者提防。那时，善于起势造势的“颠覆者仰融”以他的讲述和华晨环环紧扣的商业操作给人们展现了一条新型造车路线，如今的华晨还能让人恐惧吗？
而仰融也在大洋彼岸时时为华晨的处境感到痛心，“因为没有为华晨培养接班人”，他也等待能重新为华晨服务。这是很悲情的一幕，一个企业和一个曾经拯救过企业的企业家隔空相望，泪眼相盼。
“我不会再做一块起来打击我曾经指导过、工作过的企业。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祝他们能在艰苦的道路上闯出来。我和华晨之间是否能有完美的结果要看双方的诚意，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虽然阴差阳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但是我相信这个误会到今天也差不多清楚了。如果有机会能重返岗位，我认为这是双赢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愿望。”这是2005年，仰融接受《中国企业家》如此说。
曾经的官司大战被仰融说成是“误会”，也许全部是出自于对华晨的那份执着吧。
【人物聚焦】
仰融的宿命
名流似乎都逃脱不了宿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汉初名将韩信的宿命。
仰融虽说还未能跟韩信齐名，但是仰融的宿命却是“成也体制，败也体制”。
表面上看起来，是仰融塑造了“华晨帝国”，“华晨帝国”却撇下了仰融。实际上是“体制”成就了仰融，“体制”也抛弃了仰融。
华晨是国有的，还是仰融个人的，一直是确定仰融在“华晨帝国”里地位的关键。现在看来，华晨已经定位为国有，那么资本背后的力量就可以很轻易地打发掉仰融。仰融的强硬——“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时候也没有国家给我一分钱的凭据”——也就被慢慢消解。
从写在公司文件上的股权结构上看，华晨最大股东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拥有40％的股权。而据华晨过去的公开说法，之所以要形成这样的股权结构，“是因为当初在美国上市时，美国有关部门不能接受华晨为私人资本，故此该公司须设立这种架构，成立一个非牟利的基金持有该公司。”
如果华晨的解释没有问题，让仰融很难堪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了。华晨当初由于体制或者制度原因，“引进”了一个“国”字头的机构，从而顺利上市，今天这个机构代表自己的资本发话了，仰融无话可说地出局也就很容易理解。
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绕开某种体制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初国内的很多“红帽子”企业。有意思的是，华晨这样在美国上市时，国内是大量出现“红帽子”企业的时候。仰融是不是受“红帽子”企业的启发才这样做，不得而知，但是仰融的安排，无非也是借用了一顶“红帽子”。
资金本来是个人的或者是个人在民间筹集来的，由于担心和怀疑，再加上某些政策的限制，只好把这些企业都注册为集体的，而挂靠在一些官方机构下，等后来这些企业做大了时，牵动的各方利益也就越来越多，于是“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矛盾多得很难化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10）
仰融身为“华晨帝国”的主要打造者，肯定不甘心轻易退出华晨。这几年仰融就跟“红帽子”一直在变“帽子戏法”，用《财经时报》7月19日的说法就是“仰融资金偷逃杭州湾”——仰融一直对跨海大桥情有独钟，于是仰融这几年就通过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手段，早就悄悄把资金转移到杭州湾了。仰融曾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在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投资上，我与大股东的意见分歧较大”，这是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
我却认为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那个“红帽子”问题。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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