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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天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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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凡因追捕栗色骆马而进入其领土的人，一般都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同样，大盆地的瓦肖印地安人也要攻击在“他们的”湖里捕鱼或到他们冬季居住区更稳定的部分追捕“他们的”鹿的外人。尼亚尼亚灌丛人坚信他们有权杀死任何在其领土上采集重要食物的近邻。澳大利亚戈壁的瓦尔比利人特别关心自己的水井。一个部落的人要进入别人的控制范围，须首先征得同意，任何入侵者都可能送命。早期观察家们曾记载过一次瓦尔比利人内部因争夺水井控制权而发生的殊死战斗，参战双方各死了20多人。
上述现象早就为人所知了，但直到最近，人类学家们才开始用动物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来分析人类的领土行为。R．D·哈德森和E·A·史密斯发现原始人保卫的区域都是其所付代价最低的区域。当食物源稀少而难以估计时，各部落一般都不会去保护自己的居住区域，实际上，各部落还可与他入分享偶尔发现的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比如，西肖松尼人占据着大盆地的干旱贫瘠地区，那里动物稀少，植物食物也缺乏，而且两者都难以估计，西肖松尼人人口密度很低，每20平方英里大约只有一个人，大都独立狩猎和采集食物，有时也以家庭为单位。西肖松尼人居住区域极大，他们不得不过着游牧生活。各家经常互通信息，介绍何处有好一些的矮松林，何处有较集中的洋槐林。各家互相帮助围捕野兔。西肖松尼人很少长时间聚居，因而无法形成群体和村庄。他们从没有土地所有权和资源所有权的概念，除了一个例外——鹰巢。
与此相反的是欧文斯峡谷派俞特人，他们居住区的土地相对肥沃，矮松茂密，动物繁多，每一部落由几个村庄组成，各自占据着峡谷的一部分，向欧文斯两岸的山区延伸，各部落领土疆界主要靠社会和宗教手段维持，偶尔也诉诸威胁，甚至攻击，人们顶多邀请其他部落的人们，特别是亲戚，到自己的领土内采集一些矮松果。
大盆地部落人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存在于其他哺乳动物之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该灵活性总是与居住区内重要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分布的广泛程度相关，至于灵活性的表现幅度，则因种类不同而异，人类灵活性的表现幅度相当大，但仍然不能包括所有动物的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讲，人在表现自己领土行为方面是有先天局限性的。
领土主义的生物学公式可以轻易地解释现代社会的财产所有制。如果用不带感情和矫饰的的概括来描述领土行为，它就会变得亲切、熟悉，并受到新的注意，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领土主义的控制之下。而且很突出，甚至非常特殊的是，说到底，人们攻击行为特征还只是一种哺乳动物的特性，每个社会都形成一套特殊的规矩以确保个人财产和生存空间，社会学家，彼埃尔·范·伯格曾对今天西雅图附近休假者的行为途行过如下描述：
进入某一家庭之前，来访者，特别是没有事先约定的来客，一般都要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身分，引起主人的注意，向主人招呼，为自己的来访可能造成的打扰表示歉意等等。如果在门外碰上主人，应立刻有所表示。直接见到大人是最好不过了。如果先碰上孩子，要先问其父母在何处。如果在门口没有见到大人，就应敲门或呼叫以表明自己的到来。只有得到认可并受到邀请时，才能跨过门槛进入房内。来访者自由活动的范围也只限于起居室，要到卫生间和卧室等其他地方还应征得主人的同意。
来访者到来后，度假居住区的其他成员把他视为主人的延伸，也就是说，来访者的领士权力仅限于主人的居住区。主人还得为客人任何侵犯他人区域的行为负责。小孩们也被看做是父母或成年看护人的延伸，他们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孩子们侵犯他人区域的行为，特别是反复发生时，均由父母或看护人负责。
度假居住区的所有成员均可使用居住区内那条肮脏的小径。人们通过小径进入各自的小区域，或者在小径上散步。主人们在室外相遇时都礼貌地互相打招呼，但未经同意不能擅自进入别人的区域。当然，进入别人区域较之进入他人房内要随便得多。
战争可以定义为违反各社会团体所遵循的复杂而权威的领土法规的暴力形式，好战政策的力量在于种族中心主义，即个人对家族和部落成员非理性的极端的忠诚，一般来讲，原始人把世界分为两部分：（1）近环境，包括家庭所在地、本地村庄、家族、朋友、家养动物和女巫。（2）远环境，包括附近的村庄、其他部落或家族的同盟、敌人、野兽和魔鬼，这样划分有助于区别哪些是可以攻击的敌人，哪些是朋友，把敌人恐怖化甚至降格到非人的地位，更能表明敌友之间的差异。
巴西蒙都鲁库猎头人就是如此区分敌友的，他们实质上是把自己的敌人视为大型猎物，蒙都鲁库武士谈起非蒙都鲁库人就好象在谈论西端和貘一样，谁猎取了人头，谁的地位就会提高；人们相信他具有了超自然的森林力量，他也因此获得了威信，战争已成为一门艺术，蒙都鲁库人追捕其他部落人时很讲究技巧，象是在追捕一群群极其危险的动物。
蒙都鲁库人的袭击计划得十分周密，他们通常乘着天亮前的黑暗悄悄地包围敌人的村庄，巫师们大作其法，使被围者昏昏入睡，进攻于黎明时分开始，一支支火箭射向草屋，人们呐喊呼叫，从森林里冲进村庄，把居民们赶到空地，尽可能多地砍下成年居民的头颅。由于要杀光全村人非常困难且风险极大，所以他们往往带着人头迅速撤出村庄，一直走得筋疲力竭才稍加休息，然后返回住地，或扑向下一个目标。
W·H·德汉重新分析了R·F·默菲研究蒙都鲁库人的资料，他提出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德汉认为，战争和狩猎都是蒙都鲁库人适应环境的直接结果，它们给蒙都鲁库猎头武士的发展和适应性带来了好处．默菲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蒙都鲁库人和其他原始战争的范例总结出三个互相排斥、互相冲突的假说。这些假说似乎完全排除了遗传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可能性。
假说1：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与人的生存繁殖能力没有关系。人们打仗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原因。这些原因与人的遗传适应没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与个人及其近亲的生存与繁殖都没有关系。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战争。更恰当的理解是，应把原始战争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文化现象，看作是社会组织和政治安排的产物，而社会组织与政治安排本身与生物学适应性没有什么关系。
假说2：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方式，是有选择地保留那些能全面提高人类遗传适应性的特性。人们进行战争，是因为他们及其近亲试图在与其他部落及本部落其他成员的竞争中取得优越而持久的繁殖能力。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战争还可能正好是下述规律的一个实例：文化实践通常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适应性。
假说3：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是一个推崇武士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群体选择过程，武士参战只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他们并不指望能给自己和近亲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对占优势地位的部落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利他主义勇士的绝对数量来扩张自己，尽管在战争中具有这种素质的武士数量会相对下降。暴力攻击的倾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实践是受某些遗传特性影响的；这些遗传特性对群体有利，但对具有这些特性的个人却没有什么好处。
上述第二个假说能较好地解释蒙都鲁库猎头武士们的行为方式。凶猛残忍和勇敢无畏会给人带来直接而具体的好处。目前尚无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但已有间接的证据表明，由于缺少高质量蛋白质，蒙都鲁库人的发展曾受到限制（现在仍然如此，虽然生活已比较安定），草原上蒙都鲁库人原始居住区中，最重要的“密度决定因素”似乎是猎物的数量。特别在附近雨水充足的森林中有着大量的西豹，狩猎是男人的日常工作。西豹总是成群结队。因而狩猎者一般也是集体行动，他们获得猎物后，再根据严格的规矩分配给村内各家，附近部落的人们也在这块界限不明的土地上争夺同一资源，当蒙都鲁库人袭击别人村庄，杀害大批竞争者时；他们占有和享受的森林资源也随之增加。在成功的蒙都鲁库猎头人身上，战争的生物效果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蒙都鲁库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进化论意义。他们的尚武行为都带有浓厚的、强大而又盲目的习惯性和宗教色彩，猎头仅仅是存在的赋予，在蒙都鲁库人的传说中，他人的领土防卫或挑衅从来不是战争的缘由，非蒙都鲁库人生来就应是猎取的对象，默菲写道；“可以说，只要有敌人部落存在，蒙都鲁库人就要挑起战争。而敌人这个词就是指其他任何不是蒙都鲁库人的群体。”蒙都鲁库人传统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乞求上天保佑他们有丰富的猎物资源；举行仪式，要求人们遵从保护猎物资源的各种条规。蒙都鲁库人相信“母亲”这个超自然的精灵，会很快地 报复那些仅为兽皮而猎取但任其尸体腐烂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在蒙都鲁库人心目中，敌人的概念从属于猎物的概念．人们也把成功的猎头人称之为“西豹之母”。当然，蒙都鲁库人所以具有上述习惯并不是他们了解生物学相干竞争、密度决定因素等原理，以及动物和人类统计学。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简单生动的，只有朋友、敌人、猎物以及起着中介作用的森林精灵，这森林精灵所起的作用，跟科学理解上的生态学相同。
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特定形式，不是遗传性的，并不存在什么基因决定人们是采用平台酷刑，还是采用支柱酷刑，是猎取人头，还是嗜食同类；是决斗，还是灭绝种族。然而，在确定攻击行为的文化组织方面却有一定的先天因素，所谓先天因素，就是能将有意识的行为与基因遗传的原始生物过程区分开来，文化赋于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并促使部落全体成员都照此执行。
攻击行为的文化演变似乎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制约：（1）学习集体攻击形式的遗传倾向。（2）社会发现自我的环境所强加的各种必要性，（3）群体历史，它使群体可能否定一种文化形式而采取另一种文化形式，如果按照发展生物学的更为普遍的比喻，经历着文化演变的社会，可以说正沿着一片漫长的、不断延伸的斜坡下移，各种有组织的攻击行为形式就象一道道深沟遍布斜坡，文化不进入这条沟，就会进入那条沟，完全回避是不可能的，沟的形成取决于学习攻占性反应的先天倾向和居住区物质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物质特性有利于某些特定的反应形式，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受其前文化特性所影响的。
这样看来，蒙都鲁库人数量的发展显然受到缺少高质量蛋白质的限制。因此，他们不断完善猎头技术以减少狩猎区域内的竞争，委内瑞拉南部和巴西北部的雅诺玛摩人的情况更好相反，他们正处于暂时的人口发展高峰和区域扩张的高峰时期。雅诺玛摩人的发展限制因素不是食物，而是女性的可得性，动物社会生物学有一条已部分得到验证的原理是：当物质丰富，又无凶猛天敌时，雌性就易于成为限制动物增长的密度因素。正如N·查格农指出，雅诺玛摩人进行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为在争夺女性中死去的人们复仇。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也不是偏见。雅诺玛摩人一直被称之为“凶残的人”，这并不冤枉，查格农曾经研究过的一个村庄在19个月内曾被邻近村庄袭击了25次，雅诺玛摩男人中有1／4死在战场上，但活下来的男人在繁殖后代方面都却相当出色，某一村群的创始人有8个妻子，生了45个孩子，他的孩子们生殖能力也不逊色，整个村群中大约有75％的村民都是他的后代。
很明显，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如采用伏击还是采用公开的进攻，用石斧还是用竹矛等，都要受到手边的材料和某些易于沿用的习惯的很大影响，按照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绝妙说法，文化是不择手段的，攻击性文化的产生过程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如果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攻击性文化的演变，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考虑攻击性的决定因素：（1）最基本的先天生物因素；（2）现时环境的要求；（3）对文化演变有一定作用的偶然因素。
尽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性促成了人类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演变，同时在人类历史初期的许多社会中起着指导作用，但攻击行为演变的最终结果是由日益为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确定的，战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了生物倾向的扩张。原始人把世界分为朋友和敌人，对于外来的，那怕是非常弱小的威胁，他们都会产生迅速而强烈的情绪反应。随着酋长和国家的兴起，这种倾向固定化了。某些新兴的社会把战争当做执行政策的工具。悲剧在于，战争工具用得最熟练的社会也就是最成功的社会，战争的演变是一种自动催化反应，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因为，任何人如果一厢情愿地企固扭转演变的进程，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里是一个新的自然选择方式在起作用，昆西·赖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写道：
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和平的采集－狩猎民族被驱赶到偏远地区，逐渐地消亡或者同化。他们只能带着某种莫名的满足感，观望着那些曾经非常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自己的民族发展壮大，最后反过来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人类学家，K·奥特拜因对46种文化中影响好战行为的各种变量进行过定量分析，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包括了从相对低级的蒂维人、几瓦诺人到现代社会的埃及人、阿兹台克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其主要结论不出人们所料，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和权力日益集中，会产生出一些十分复杂的军事机构和非常高级的战争技术，社会的军事技术越先进，越复杂，就越有可能扩张其领土，取代同自己竞争的文化。
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今天这个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距用原子弹自我毁灭只有一步之遥的境地，然而，每当局势发展到最后关头，如在古巴、中东等事件中，各当事国领袖们还是有能力扭转局势。用A·埃班关于1967年阿以战争的名言来说就是：理智是人们的最后武器。
不仅如此，甚至整个战争的演变都是可以逆转的，即使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也是如此，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新西兰毛利人是当时世界上攻击性最强的民族之一。毛利人大约有40来个部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袭击，血腥杀戳。各部落都详细记录了侵辱、仇视和报复事件。毛利人把捍卫个人尊严和勇气推崇为最佳品质，把以武力取得胜利视为最高成就。研究原始社会战争的专家安德鲁·维达认为，促使毛利人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竞争，复仇使争夺土地的战争公开化，进而发展为领土征服，毛利人以亲族关系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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