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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大猴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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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绻桓鋈搜≡窈献鞫硪桓鋈搜≡裉袄罚敲辞罢呤裁炊嫉貌坏剑笳叩玫�3美元。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他们每人将得到2美元。
当游戏者选择合作时，MRI成像显示纹状体的活跃性增强。女性们从合作中得到的神经快感和老鼠蹬横木时得到快感是相同的。被测试者报告说，当他们变得无私和具有合作性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更好一些。科技作家纳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精妙的总结：“在这个贪婪和争斗四处弥漫扩散的时代，尽管难以置信，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与他人合作，选择真诚相待而不是玩世不恭、选择无私而不是自私，这些细小的、勇敢的行为就会使大脑暗自享受愉快。”
科学家们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快感。当一些意外惊喜降临时，多巴胺也会释放出来。他们需要在男性实验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似乎男性的大脑与女性的不同，男人更加沉迷于支配而不是合作。不过科学家还没有在公司中层管理者身上做这项实验。那些雄心勃勃想晋升为公司高管的家伙，没准早已经开始谋划如何使用埃默里大学的研究成果，在某块新大陆上建立新基地，降低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劳动成本：“缝制衬衫的缝纫机上不是有微芯片吗？我们可以在操作工大脑内的纹状体中植入电极，然后把它和缝纫机芯片无线连接起来，这样，只要缝纫机运转就会刺激操作工大脑内接收多巴胺的神经末梢。小老鼠的实验结果又在这里上演：工人们宁可饿死也不愿停止工作。”幸好，到目前为止，这种脑外科手术的成本还太高，公司仍无法承受。
但是，还是有些行为上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乐观的结论：男性和女性一样，天生具有合作性，追求公平，甚至道义。这些本性可能与自私贪婪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并不是人类进化后期才出现的，也并非无关紧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说，“它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古老的亲情和亲密倾向有关，是人类和所有其他种类的动物共同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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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化学作用
举个例子，草原田鼠是一种鼠类草食动物，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各州的草原上。在对社会性纽带（social bond）的神经生理学解释上，研究者认为草原田鼠给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当我们沉浸在参与团队比赛或工作并取得意外成功的喜悦之中时，我们的大脑经历了何种过程。它们还会帮助解释，当我们让重要人物放下他们的重要工作，去接受关爱、拓展训练的时候，人力资源关系会发生什么细微变化。（“好，现在请闭上眼睛并向后倒，”团队精神教练真诚地说，“你的队员会托住你的……”）甚至，连经济学家们也开始认真研究草原田鼠，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当会议磋商进展良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例如，草原田鼠的行为可以解释中东问题和平会谈中的一项历史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时的个例。
草原田鼠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10～12只田鼠居住在一个洞穴里。它们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雄鼠和雌鼠形成永久的配偶关系，除了偶尔轻率的性行为，它们终身生活在一起，共同抚育后代。相反，它们的近亲山地田鼠却属于西部牛仔。除非交配时节，山鼠它们不结交伙伴，接着——呀呼！——它们能在任何地方与任何对象交配，有时还吃掉自己的幼子。这两种老鼠有99％的基因组都是相同的，现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协会的负责人汤姆·因赛尔对它们的行为差异如此之大备感惊讶。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大脑产生的两种肽激素，分别叫做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
医生们经常给孕妇注射一种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药物，叫做催产素，通过引起子宫的剧烈收缩来催产。催产素也能使母亲产生乳汁并喂养孩子。但是，新生儿父亲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也会增高，同时，他的后叶加压素水平也会增高。这些荷尔蒙导致的生理反应通常体现在感情和行为上。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能降低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令新生儿的父亲心情平静和愉快。而后叶加压素则似乎会使他产生警觉感以及照顾新家庭的愿望。所有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使新生儿的父母与他们的婴儿容易建立、形成一种社会纽带，否则这个婴儿就只是一个会吵闹、撒尿的小异种。
同样的荷尔蒙会帮助建立性关系纽带。求爱时，男性和女性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后叶加压素以及多巴胺开始释放。伴随着这些生理变化，双方的社会焦虑感都会降低，身体彼此贴近带来的快感会增加。在草原田鼠中，这些荷尔蒙是形成终身配偶关系的关键。当研究者们向它们的大脑中注射更多这样的荷尔蒙时，草原田鼠会更加倾心于对方。在山地田鼠中，情况则恰好相反，注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对改变它们的滥交性行为毫无用处，也无法把它们由放荡不羁的牛仔变成性格安稳、更加社会化的好家伙。所以荷尔蒙本身说明不了问题。
因赛尔发现，这两种老鼠的大脑结构存在显著区别。草原田鼠接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的神经末梢主要集中在大脑中的某些特定区域，这些区域与情感的回报和增强相关。雄鼠和雌鼠交配时，荷尔蒙水平的急剧上升刺激了这一特定区域，也因此使它们更加爱对方。显然，爱人的眼光（或者更可能是气味），使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产生快感的神经传递素多巴胺产生了美妙的相互作用。而山地田鼠的神经末梢主要分布在大脑其他地方，这些山地田鼠专注于“一夜情”。在它们眼里，这只山地田鼠和那只山地田鼠并没有区别，因此社会纽带也就不存在了。
人类，这个自称单一配偶的物种又如何呢？人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与草原田鼠类似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披着人皮的山地田鼠呢？研究者通过观察自称疯狂坠入爱河的学生情侣发现，磁共振成像显示他们的神经末梢反应好像集中在与毒瘾有关的大脑区域。事实上，他们的大脑神经反应看起来与正在吸食可卡因的人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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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本能（1）
也许你并没有疯狂地爱上你的同事。因此，这些荷尔蒙的研究和工作场所有什么联系呢？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间，小小的表示信任的行为都能够引起血液中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的快速激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尔蒙特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在计算机实验室内把相互不知姓名的一群人随机分成两人一组。研究者给“第一决策者”（DM1）10美元并告诉他可以与“第二决策者”（DM2）分享从0到10美元的任何数额的钱，第二决策者实际上将得到该数额3倍的钱。然后第二决策者可以选择要不要将其中一部分钱返还给第一决策者。到此实验就结束了。每组的两个决策者只能通过计算机联系，不能面对面。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理性经济人”模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互相信任的水平应该是零。互惠的利他主义和同族选择进化理论都不能提供任何理论基础，期望慷慨或者是信任行为的发生。DM2永远不会遇见DM1，对对方友善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而且吝啬一点也不会有遭到报复的风险。意识到这一点，DM1应该将这10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并一走了之。但是根据神经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保罗·扎克的统计，在上百次实验中，75％的DM1与对方分享了他们的钱。更值得注意的是，感受到了这种信任的DM2中有90％给予了对方回报。
他们为什么如此友善？虽然我们是在纯理性的基础上做生意的，但是像扎克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感情通常比物质更重要。这些感情很可能潜在地影响了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在克莱尔蒙特大学的研究中，血液检测显示，DM2从DM1处得到的钱越多，他们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峰值就越高，他们向对方回报的钱就越多。扎克总结为，当其他人信任你的时候，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就会升高，而且信任行为本身能够激发别人的信赖。因此，山地田鼠可能在偷偷猜想，人类在进化中应该形成了信任的本性吧。忠诚、共享和互助不仅仅是贴在公司大门上的口号，这其实就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达，是千百万年来内部成员相互信任的集体和部落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再次，我还要在这里谈几个问题。在纯技术层面，血液和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有一种被称做血脑屏障的细胞组织控制着试图进入大脑的物质。如果你想衡量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实际水平，你需要在头骨上钻孔并用针刺，或者做腰椎穿刺，恐怕绝大多数人不愿做这样的实验对象。但是动物研究实验已经初步表明，血液和大脑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确实一致。研究者还发现，自闭症患者的脑髓流动性较差，自闭症患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可能是受到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不足的影响。
另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实验室里的实验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克莱尔蒙特大学研究中的金钱数额不大，不是5 000万美元的建造合同。而且即便是如此小的数额，也只有75％的DM1的行为是慷慨的。
另外25％的人呢？这些吝啬鬼是否就是理性经济人，注定要成为未来的中层管理者呢？DM2中也并不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真实、自然的表现，他们的情绪也许完全没有反映出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有一位DM2，实验室里的人都叫他“胖家伙”，他身体超重而且技术员在验血时需要扎4针才能找到他的血管。采访他的那位研究员发现，他虽然如此吝啬但“很快乐”。“胖家伙”炫耀说他从本小组的DM1处得到了30美元，1分钱也没有返还给对方。他的血液测试结果显示了他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很高。扎克说：“但是他控制了情绪上的反应，并将其压制下来。”因此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可能激发信任，但是无法支配它。
当克莱尔蒙特大学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后，很多撰稿人在一家经济学家网站上发帖子，相互交换有关的讽刺笑话，说如果谈判桌对面坐着位喜欢喝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家伙，那就容易进行合同谈判了。有的人还考虑到了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未来的医药用途，甚至提议开发一种“提升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饮料”，激发团体成员的合作精神。（但是因为有血脑屏障细胞，而现有的技术条件还很难突破它。）一位撰稿人略带些嘲讽意味地提出，其实没必要等待高科技：“采用良好的低技术手段也能实现你的计划。下次你谈判的时候，带一个可爱的小婴儿，把他抱到谈判对手的怀里，你这边呢，专心处理他的臭尿布就行了。”
合作的本能（2）
当然，这是在开玩笑。但是实际上，一张照片曾经对中东和平谈判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卡特总统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谈判，直到会谈的第13天，贝京还是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谈判无果而终，每个人都收拾好了行囊，灰心丧气地准备打道回府。此时，卡特总统作为调停者，采取了后来被证明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步骤。
首先，他重新起草了一份会谈纲要，在未对主要内容做实质性变动的前提下删除了一些棘手的细节。然后，他在三位领导人的纪念合影照片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准备送给贝京，因为贝京提过他的孙子们想要美国总统的签名照片。“苏珊（他的秘书）了解我们在以色列问题上的麻烦，”卡特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她提议由她去搞清楚贝京的几个孙子的姓名，这样我就可以在每张照片上写明这张照片是送给谁了。”然后卡特就带着会谈纲要和照片去拜访贝京，并在贝京住所的走廊上碰见了他。
接下来发生的完全与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有关：“我将照片递给他，他接过照片并向我道谢。他把照片翻过来看，发现最上面的那张照片背后写着他孙女的名字。他大声地读了出来，然后一张张地翻看着每张照片，把孙子们的名字也读了出来。他的嘴唇颤抖着，眼中涌出了泪水。他给我介绍了每个孩子的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看来是他最为疼爱的孙子。随后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心平气和地谈到子孙后代和战争问题，我们都很动情。”卡特把修改后的会谈纲要留给贝京。随后，他去找萨达特。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贝京打电话过来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准备推进和平进程。
当然，如果说人们握手言欢的原因在于一丁点儿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研究信任，而且毫无疑问，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密和复杂得多。关键的一点是，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就像驱使我们走向冲突一样，人的生物本性同样会驱使我们去合作。作为社会动物，我们的缺点不是自私，而是战略性的利他主义。
随之引发的问题是：如果社群关系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舒适感、安全感和成就感如此重要，而且工作场所已经成为我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场所，那为什么在如此多的日子里，我们都会带着恼怒、失望，甚至是极度的痛苦回家？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在辽阔的、被洪水淹没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区域，一个布满灰尘的小岛上，一群狒狒整个早上都在沿着河岸走，正在对它们进行研究的自然学家也沿着河岸跟踪着，每个人都提防着在非洲常见的灾难——来自非洲水牛、大象以及狮子的威胁。如果狒狒决定穿过河流去另外一个岛屿，我们也不得不涉水跟着它们。我们希望不要那么倒霉，碰上一只潜伏在水底的鳄鱼。我们希望不要惊动河马，以免它一怒之下把某个人踩在脚下。
狒狒渐渐在岸边聚拢，它们四处乱转并发出“啡——啡”的声音，它们似乎也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危险，并试图决定是否继续前进还是退回去。此前的一两个雨季里，它们已经目睹了群体中的一两个成员在前进过程中被狮子吃掉，这在它们大脑深处依然响着警钟。一些狒狒爬上树啃果子，并观察水里的危险。
这就是狒狒CEO会称为变化点的时刻，面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候。我们继续向前，走向未知的未来吗？我们要冒被肉食动物吃掉的危险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更加明智地撤退？
实际上，那天早上在水边的狒狒面临的不仅仅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做决策的问题。这个决策是一个最重要的决策。这种决策在人类的远古时期经常出现，我们已经忘记了人类的祖先曾经面对过数不清的水坑、河流岔道，面对过数不清的极度惊恐和杀戮场面，这一切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祖先应对水坑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处理所有决策的方法。这使我们的大脑形成了一种思维体系（称为否定倾向），它总是能搜索出10种止步不前的理由，总是觉得周围可能埋伏着一只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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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本能（3）
在河岸上，一只年长的、曾因英勇进攻过猎豹而出名的雌性狒狒走入水中，水位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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