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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看美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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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看似很方便：我的车可以给他开，他有车开了；我的车可以买保险了，我要用车的时候有车开了。但其实，也很危险：如果他不想把车还给我了，我没办法，因为我们已经办完手续，他合法拥有我的车；如果我开这辆车出了任何问题，他的保险费就会一直上升，那样他要交很多钱。
但当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这个老外的夫人是成都人。他们在成都的家，离我在成都的公司办公室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在中国时，他们就经常上我的电视节目。
自从我们这么“合作”了之后，我出去拍电视时，他们也跟我一起去，做我的主持人，正好符合我的中英双语栏目。而他们家那个混血女儿，也成了我的儿童电视主持人，向国内我儿童栏目的观众介绍美国。
后来2005年元旦开始，我开始全职在美国《侨报》上班，回中国就少了。在曼哈顿上班，坐地铁比开车要方便很多，对开车的兴趣就没那么大了，也不需要开车了。特别是有一个月，我吃了三张罚单，原因是一次闯红灯，两次扫街时没挪动车位。
扫街时间一般是大早上，这就意味着我要在一大清早起来去挪车。对于爱睡懒觉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酷刑。尤其是冬天，纽约的冬天好冷哦，而且早上更冷，在温暖的被窝里不得不钻出来，踏着大雪，就为了挪动车位，真是非常痛苦。
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停车位，今天停在这条街，明天停在那条街，同时要特别看清楚扫街的时间。而且，每周至少有三次都要在7点以前挪动车位，这破车真是害死我了。其实我一个礼拜用不了一次车，但是只要有它，我就得早起，参与挪动车位的持久战。
那时候觉得，有车，真烦！
把这个烦恼告诉警察朋友，他给了我一张卡（美国警察家人或朋友，可以拿着这张卡，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让我放在车前面，这样就可以不被开罚单。
不过，虽然有了这张卡，一次，二次，三次还可以，你总不能每周都这样，每次都这样不自觉吧？
所以那个时候我巴不得有谁开走我的车。
我甚至还想：如果车被盗就好了，不仅丢掉这个麻烦的东西，还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发一笔横财。
想多了，就真的天天盼啊盼的，盼望有人偷我的车。
各位大偷小偷，行行好，赶快偷我的车吧。
可是还是没有人偷我的车。
有一次，有个朋友借我的车开一个月，让我欣喜若狂，好像放大假一样的兴奋，再不用晚上调好闹钟，大清早就被铃声吵醒，每晚睡觉都紧张，可以放放心心，轻轻松松睡大觉。
可是，一个月以后，车还回来，幸福的日子又没了。
这车给我的烦恼越来越重，每次被闹钟吵醒，都恨得咬牙切齿，巴不得把那辆破车打发得远远的。
纽约的冬天又长，那段时间被折腾得很惨，有时候去外地出差，就要把车开到朋友家里“寄养”，出差回来，再打的士去朋友家拿车回来。本来有车是方便生活，结果到我这却一大堆麻烦。
终于有一天，有个朋友的朋友急着要车，我就连卖带送把我的那辆只开了三万多英里，八成新的墨绿色丰田小车，以2500美元的价格，打发出去了。
朋友的朋友为捡了便宜感激不尽，我这边也为解决了麻烦高兴万分。
当时买车的人没想到那么便宜，老是让朋友跟我联络，生怕我反悔不卖。
我为了早点摆脱烦恼，即使那么便宜，还生怕他不买。
一个急着嫁，一个急着娶，我们双方都着急，买卖一下子就成了。
朋友的朋友，先开走了我的车，好多天以后才办的手续。其实，当时要是他开着车出去干什么坏事，或者出了车祸，我的麻烦就更大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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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板”的美国人
美国的法律法规很多，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只要一个法律法规被设定通过以后，一般就会被严格地执行起来。所以人们习惯了遵守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因为不遵守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你不交违规停车罚款，你的信用程度就会被影响，导致你在银行的个人信用记录有不良记录，进而影响你的信用卡、贷款等等。
所以，在美国，如果你要找谁走走“后门”，你可能会吃闭门羹。因此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有些不通人情，有时为了守法甚至到了死板的地步。
简单的后门没开成
人们经常谈到在美国配钥匙不容易，因为按照法律法规，配钥匙是需要相关证明和证件的。买酒也要看证件，确认是否20岁以上。还有很多小事，在中国办起来非常容易，在美国办起来却非常复杂和难办。
2008年10月，我要回中国休假，朋友让我给他妈妈带一种治癌症的药。这种药在药店里有卖，他去问过，但必须要有医生的处方。
要处方？没关系，我认识那么多医生，随便找一个开一张就可以了，所以，没觉得这事有什么难。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平常采访过的医生，希望他们帮帮忙。
打给第一个医生时，他听说我要这种药的处方便问：病人在哪里？姓名？年龄？后来，听我说病人不在这里，他们立即拒绝我说，不能开这个处方。
既然不行，我只能再找别的医生。
于是打给第二个医生朋友，我说我的情况，就算病人是我，总可以了吧。哈哈，我还可以用我的保险来办这事（牺牲一下自己，虽然没有人希望自己有癌症）。医生说：“你没有这个病，我不能给你开这个处方，这是法律规定的，无论从医生的职业道德还是法律法规，都不能开这个处方。”
后来实在不行，我们开始打药店老板的主意。我们想，有人拿钱买东西，难道你不想赚钱？
结果，店主说，没有处方，我们不能卖这种药，这也是法律规定。
你看看，平常大家你好我好，关键时间就不管用了。
气不过，又去找一个开诊所的老板，他手下有好几个医生，心想，你们不听我的话，但得听你们老板的。
把情况告诉诊所老板，他答应去试。后来他很委婉地告诉我，医生们给了一个网站，说这种药在网站上可以订购，病人自己和家人可以去订。
一件小事，我以为很简单，一没撒谎二没骗人，还是好人好事，结果却也没有做成，有点愧对朋友。
后来，又是这位朋友的女儿，随父母来美读书，父母先到几个月，女儿来了得申请医疗保险。以前孩子们上学，保险都由学校办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保险就由学生家里自己办理。
朋友在网站上，填好表，体检基本的项目数据，如身高、体重、视力、心跳等等。这是最基本的资料，何况孩子从中国来美时，才检查过，一切正常。
所有资料倒是填好了，但必须要有医生的签字，我又满口答应。
先找我的家庭医生，不好意思在电话里给她说，就去诊所等她，等她看完所有的病人，她才发现我在等她。我告诉她来意，她问孩子多大，我说16岁，她说，这要找儿科医生，她管18岁以上的。唉，我这两个多小时等得多冤。
想想儿科医生，我好像没这方面的熟人，想起一家很出色的儿科诊所，经常在我的电视台做广告，就去找她。到那后，跟她的助理说了情况和来意，结果她说医生不能签这个字，必须孩子本人来。
可是，孩子天天在上学，没时间来。
眼看学校规定交回保险单的时间已经过了，还没有为孩子买好保险，实在是对不起。
无论我如何解释，孩子身体没问题，我有孩子三个月以前检查的报告，等等，说了一大堆，还是没用。对方坚持要孩子自己来。
最后，我们只好约在周六，让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诊所。
后来，我们说起这两件事，在美国生活久的华人以及外国老外朋友们都说，医生就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坚持原则，就是违反法律，一旦被查出，就要被吊销证件，一辈子不能重操此业。而美国的医疗行业是被查得最严的一个行业。像上面说的这种事，如果患者家属不小心说出去了，有人知道后，就会举报，之后被查属实，你就麻烦了。
在美国，一个医生从上医学院，到做实习医生，再到成为一个可以执业的正式医生，需要非常久的时间，也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所以，医生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行医资格。华人医生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尽管有些华人医生们，以前在中国也许给人走过这种后门，但在美国，他们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就算再小的“后门”，他们也不敢“放行”。
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到美国法律的约束力。
告你没商量
除了上面写的一些小事之外，还有些因文化不同而导致在美违法犯法的故事。
电影《刮痧》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爷爷为孙子刮痧，结果美国当局以虐待孩子为由起诉这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整个电影，其实表现的就是中国与美国的一种文化冲突。
中国几千年文化“黄荆棍下出好人”，而在美国，你千万小心啦！你敢打孩子？不但你有可能会被抓去坐牢，政府还会把孩子给你带走，不让你再见到孩子。
所以华人家长们在美国特别注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只能苦口婆心教育孩子，“君子动口不动手”。
有时，孩子稍微碰伤，家长都特别紧张，生怕学校老师或者其他同学报告社会局，来个虐待孩子的罪名。
有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在家里做饭，小孩子只有几个月，光着脚趴在自家门口玩。老外邻居看到后，马上打电话给社会局。结果，母亲被警察带走，孩子被社会局的人带走。等请到律师，办完手续，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这几个月，母子不能见面，那么小的孩子需要妈妈的照顾，而那位年轻的母亲，想念小孩子，天天以泪洗面。
有时，我真有点想不通美国法律。他们的法律，好像可以完全和人情脱节。
在纽约，有一家华人开的宾馆。有一天，宾馆业主接到法庭传票，是承包宾馆的一个老外经理告他，诉因是业主不理睬他的投资要求，要他们重新装修。
收到传票那天，那位老外胖经理还登门到宾馆业主家拜访，胖老外有说有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还说“告你们那是因为生意上我们意见不一致，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拍电视节目，从楼梯口摔下来，腿上摔了好大一条口（膝盖上至今都有一个大的疤痕），朋友们说：你可发大财了。
可以告那家意外伤害，你不必付律师费，赢了，你和律师分成。
我当然没有告，一是没有时间，二是觉得这样有点像勒索。再说，我和那家学校也认识，怕大家在面子上过不去。在华人的思想中，人情世故还是比法律要优先的。
那时我刚到美国不久，也没什么法制概念。回想起来，那学校的主人，还说我鞋穿得高，才导致摔跤。我当时没想太多，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推责任。现在想起来，那人真不地道，当时真应该吓吓他。
在美国，在大街上跌倒受伤，可以告政府；在商场跌倒受伤可以告商场老板；在别人的家门口摔倒，可以告这家的主人。
人们常常开玩笑说：跌倒受伤，就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发了（但千万不要弄成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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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性犯罪，永远是坏人
我的办公室在曼哈顿五大道40街，离时代广场走路仅几分钟。天天面对高楼大厦，心里很烦，也很累。到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喜欢呼朋唤友，一窝蜂到荒郊野外和深山老林放松自己，或者到农场去当一两天“农夫”。
我好朋友海萍的朋友卡特，住在新泽西，有一幢全是由木头建成的别墅，就建在树木参天，树叶茂密的森林中，那里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冬天的时候，卡特屋子的附近，就是滑雪场，而别墅的前面，有一个Jacuzzi（温泉沐浴池），冬天大雪飘飘，Jacuzzi里热气腾腾，底部和四周还有电动的水喷按摩，手里拿着高脚酒杯，慢慢品着法国红酒，还有卡特的大狗在旁边摇头摆尾，谈天说地，风花雪月，浪漫惬意。
那里是一片度假的别墅群，分布在森林的不同角落，星星点点，悠闲而宁静。
别墅区的进门处有一位保安，大约50多岁，满脸殷勤和笑容，礼貌地欢迎来客，让人特别温暖，让人更加喜欢这里，留念这里。
海萍告诉我，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以前有过性犯罪，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的名字、相片以及犯罪情况，都公布在这个地区的网站上，提醒人们注意，提醒妇女和儿童戒备并监督他。
我无法把慈祥的他和性犯罪联系在一起。我真的不相信，海萍还打开网站，让我真真切切看到了他的姓名、资料、相片、犯罪情况，一应俱全。
原来这名保安二十多岁时，他对一名女孩起了歹念，结果*未遂。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牢牢记住这一切，并一直把他视为“坏人”，提防他，他的一生被紧紧钉在耻辱柱上。
看完网上资料，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他那么努力地工作，辛勤地付出，还是不能雪洗他以前所犯的罪行。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服刑结束后，被要求到居住地登记注册，带着烙印生活一辈子，接受人们的监督，如果换成我，我会觉得生不如死。不过，除了同情，我也很好奇，很想知道他现在的感受。但我终究没有鼓起勇气去问，有一点怕他，更多的还是不忍心揭他的伤疤。
这是美国法律对性犯罪的严厉处罚。
美国许多州通过法律规定，性侵犯儿童属高危险犯罪者，刑满释放后，不得居住在幼儿园直至高中校园半英里以内，从而减少可能的再犯罪。
美国有35个州设立了性犯罪因特网站名单，且大多数带有相片和个人信息，以便周围的邻居能够提高警惕，同时也可以震慑性犯罪者，减少他再次犯罪的几率。美国有的州不仅把性犯罪犯者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公布在网页上，还公布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以及他们开什么车，喜欢在哪里活动等。重复犯罪者必须每90天去警察局报到一次，如果他们留了胡须或者外貌上有任何改变，一定要通知警察局。
在加利福尼亚洲，警局还会用装有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脚环或者手环，来跟踪性犯罪者和严重性侵犯倾向者。
现在美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州通过这项法律：危险性大的性犯罪者出狱后，都要带上GPS脚环和手环，以便于警察24小时进行监督。他们一旦靠近学校，只要接近学校的距离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外，就会有信息发到监控者的电脑，如果自行解开GPS，会马上遭到逮捕。
这种法规，确实是保护了人民的安全，让妇女儿童远离这些危险分子，减少犯罪。但是，这种法规也等于不给人悔过的机会。一朝是罪犯，永远是罪犯，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这种做法，和从前在杀人犯的额头上烙上“死囚”一样，让人们避开他们，敌视他们，排斥他们。
所以，每次想起卡特那个社区的保安，我的心情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再也不去那里，我怕见到他那慈祥的笑容，也怕看到他没有尊严地活着。
一个人在20多岁时犯下的罪，20多年过去了，别人都“洗心革面，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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