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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要靠恩威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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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崔浩和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国书》。由于二人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从而得罪了不少的鲜卑贵族，于是这些贵族们就向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拓跋焘盛怒之下下令逮捕了崔浩，接下来又要逮捕高允。太武帝的儿子太子拓跋晃与高允曾有师生之谊，为了搭救老师，太子就对拓跋焘解释说：“高允一向做事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所以请求您赦免高允死罪吧。”
拓跋焘问高允：“《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知道太子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崔浩头上是想保护自己，但他还是如实地回答：“我写的比崔浩还多呢！”拓跋焘大怒道：“既然你比崔浩写的还多，那你的罪就比他还大了，我怎么能赦免你的死罪呢！”太子慌忙说：“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个人写的，现在他语无伦次，一定是皇上您把他吓坏了，他只是个小官儿啊！”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地说：“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不想让我死，但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尽管这样，我也不能说假话来骗皇上。太子从没问过我，我也不能把所有的罪都推到崔浩身上。”拓跋焘对太子说：“高允宁死也不愿意说假话欺骗皇帝，这就是正直啊，这就是忠臣啊！”于是赦免了高允。
我们试想，如果不是拓跋焘感于高允的正直忠贞而赦免了他，而是因为太子说情、高允说假话蒙骗过关，说不定哪天还会旧事重提、新账老账一起算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总监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而辞职，他来到另外一家大型网络公司应聘。对他面试的是该公司负责技术方面的副总裁，副总裁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到我公司来，我听说你以前所在的公司正在着手开发一个新的软件，我们公司也在策划这方面的工作，能否透露一些你原来公司的情况？你知道这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高薪招聘你的主要原因。”这位总监却说：“我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但你们问我的问题很让我失望，看来我也要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我有义务忠诚于我原来的公司，即使我离开了，我也有义务这样做。与获得一份工作相比，我认为品德最重要。”
过了几天，他收到了这家公司的一封来信，信上写道：“你被录用了，不仅仅因为你的专业能力，更因为你信守忠诚！”
不立危墙之下
古语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无论是对于管理者来说还是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无德之恩都是一堵危墙，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
有一家公司要招一名会计，经理亲自面试。第一个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等于二啊！”“好，实事求是，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二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好，不乏幽默，回家等我们的通知吧”；第三位应聘者进来了，经理问：“一加一等于几？”“老大，你想让他等于几？！”经理欣喜若狂：“恭喜你，你被录用了！”
在这里可以大胆地断言，像这样的公司，也许能够在短时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它绝对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像吕布、蔡瑁、张允这样卖主求荣的叛徒往往为人们所不齿，而像关羽、黄忠、太史慈这样的忠义之士却令人十分敬仰。无论是古是今，两国交战之时，敌人往往会不惜血本儿拉拢一些意志薄弱者，可一但叛徒不再有利用价值，其下场往往是“死得很惨”。
“攀天莫骑龙，走山莫骑虎。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题为《箜篌谣》，说的是君子远危墙而立，“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的道理。光武帝刘秀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东汉建立以后，刘秀轻法缓刑，以结民心，与开国功臣互结儿女姻亲，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而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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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两个极端（1）
作为一个管理者，人人都追求最好的“管”，都想成为一位高恩、高威、高德的“明主型”领导，同时，人人又都想避免最坏的“管”，都不想成为低恩、低威、低德的“庸主型”领导。但是，葛优说的那句话非常经典：“学好不容易，学坏还不容易吗？”作一个庸主型领导非常容易，而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却是难上加难。
那么，要作一个明主型领导究竟难在哪里呢？难就难在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现在，人们挤破了头地都想要当领导，为什么呢？因为当了领导就可以在实现自己抱负的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你当了处级领导就可以享受90平方米的住房外加不用自己负担物业费、取暖费；当了局级领导就是120平方米，并享有排量多少多少的公车外加专职司机的专人服务。
与现在的某些领导干部相比，过去的三皇五帝们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上古时期的尧帝之所以自愿把帝位禅让给舜帝，舜帝之所以又自愿地禅让给大禹，其中当然有他们贤德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帝王其实是个苦差事，并没有后来帝王们的种种特权和花样百出的各种享受。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首中说：“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洗耳朵的老头许由，谁能分得清尧的高尚和跖（盗）的卑鄙呢？”“洗耳翁”这个典故出自上古的许由，说是尧想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于是就逃到山里隐居起来，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想听，就去颍水之滨洗耳朵，表示厌闻污浊之声。这个许老头儿，真是“狡猾狡猾地”，以河边洗耳的做作姿态，既免受了远古帝王的劳累之苦，又赢得了千古的贤名。相比之下，倒是舜“傻得可爱”，不过后来也受不了那份辛劳，把帝位让给了禹。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在胡说八道，但我们看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知道那时的帝王生活是什么样子了。据《孟子？滕文公上》载，“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载，“禹……居外十三年，过门而不入”。古时候，洪水泛滥，为了让人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舜帝派大禹去整治洪水。大禹一去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受到了民众的赞扬，也为舜所重视。所以舜在晚年举荐禹为继承人，并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禹。
有人说了，“三过家门而不入”，那是禹当王之前的事，北京老张告诉你，禹当了王也没有享受到哪里去！不信，看看韩非是怎么说的：“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说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过修整的茅草房，连栎木椽子都不曾砍削……即使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上的肉减少了，小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即使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过如此。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不过是辞掉了看门奴仆般的苦差，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苦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赞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两个极端（2）
到了后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胡萝卜多了，就需要领导来进行分配，也就不再需要领导亲自去种胡萝卜了。于是，领导就安逸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了。所以，后来就再没有谁会主动禅让帝位了，不但不禅让，谁要是胆敢觊觎帝位，甚至敢对帝王不敬，也将被处以极刑直至诛连九族。
正是因为当领导能够得到种种好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才使得作一个庸主型领导容易而作一个明主型领导显得极为困难。比如，你让一个露宿街头的乞丐去享受五星级酒店的舒适，他很容易就会适应，而如果你让一个住惯了五星级酒店的人去做露宿街头的乞丐，他在心理上是很难适应的。
当领导可以享受，这一点应该说是毫无任何疑义的。但是，既然都是享受，为什么有的人成了明主型领导、又有的人成了庸主型领导呢？秦二世胡亥曾问丞相李斯：“你的同学韩非在文章里说，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难道做帝王就是为了受罪吗？”其实，这个问题《尚书 ？无逸》中早就回答过了：“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意思是说，做君王、为政、治理天下，难道不可以享乐吗？当然可以，但要先懂得农业生产的艰难，然后才可以置身于安逸之中啊。范仲淹虽然也说“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他也并没有说光别人可以乐而帝王自己不可以乐呀？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明主和庸主的分野，就看你怎么乐：
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就是明主，你就可以长乐！
你后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你就是庸主，你的乐就不会长久。
第一节 最好的“管”——高恩、高威、
高德的“明主型”领导
剑说：为了实现“无杀”的目的，
必须采用“有杀”的手段。
明主型领导就像是一把上好的宝剑，刚柔并济，明光可鉴。但是，这样的宝剑是可遇而又不可求的，因为，只有经过千锻万造的反复砺练、反复磨洗，才能成就这样的一把好剑。
首先声明一下，第一个把君王比作“宝剑”的并不是北京老张，而是庄子。庄子说，世上有三种剑：
第一种是“天子剑”，能断云绝地，匡正诸侯，天下归顺；
第二种是“诸侯剑”，能顺天应地，调和民心，安抚四方；
第三种是“庶人剑”，只会斩颈刺腹，武勇一时，于国无益。
那么，天子剑如何才能发挥“断云绝地，匡正诸侯，天下归顺”的作用呢？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有一段秦王关于剑的认识。秦王认为，剑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手中有剑胸中有剑的人剑合一，无论草木在手皆可幻化为宝剑以致人于死地；
第二重境界是手中无剑，胸中有剑；
第三重境界是无杀，也就是和平！
呵呵，也不知道老谋子是怎么想的，剑一旦到了无杀的境界，那还有它存在的意义吗？真真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
无杀和有杀是辩证的，可以通过有杀来追求无杀，但绝不能绝对地无杀。
有人说美国允许个人买卖和持有枪支不利于社会稳定，但北就老张却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不可以买卖和持有枪支的国度里，难道就有真正的稳定吗？在都没有枪支的情况下，弱肉强食便拥有了广阔的市场，而如果人人都可以持有枪支，身体的强与弱便会得到有效的平衡。当一个身强力壮的家伙想要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所顾忌地想：“这妞儿万一有枪的话该当如何是好？”由此他就很可能打消欺负别人的想法，长此以往，就不会有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了。
第三章 两个极端（3）
作为明君的这把剑，最高境界是胸中无剑而手中有剑。所谓胸中无剑就是要高恩、高德，所谓手中有剑就是要使管理者地位得到有效的维护，以高威保障高恩、高德的顺利实施。如果像老谋子所说的那样“无杀”，我敢保证，他自己很快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作“有杀”。
杜甫在《前出塞》一诗里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四句先说的是要有高威，要“有杀”， 后四句说的是要胸怀恩德，不能滥杀。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后被李世民诚信所感化投到李世民帐下。在李世民戎马倥偬和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一直忠心耿耿，九死一生。李世民登基之后，仍以诚信善待部下，没有像刘邦那样大杀开国功臣。
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尉迟敬德为了座次的排序问题闹起了情绪，李世民的堂弟李道宗座位在尉迟敬德之下，觉得尉迟敬德闹得有些过分，就过来解劝，结果眼睛差点儿被打瞎。后来，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阅读汉朝的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的功臣保全性命的极少，当时我总是责怪他，觉得这小子真他妈的不仗义。自从我登基以后，总是想着要保全功臣，不加杀戮，可是，您却经常违反国家法令，这让俺老李很是为难啊。到现在我才知道，像刘邦那样杀掉功臣故旧，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尉迟敬德听后，立时被吓得汗如雨下。稍稍镇静以后，他脱下衣服，露出身上的十几处伤疤，都是和太宗出生入死保护太宗留下的。李世民看后也十分感伤，为了保全这样的老臣，后来只保其荣华富贵，不再委以实权了。贞观十七年，尉迟敬德请求告老还乡，太宗授予敬德开府仪同三司，并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挂上凌烟阁。
由此我们看到，作为一代明主的李世民，光胸中无剑、常怀恩德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手中有剑，不能任由这些功臣们坏了国法、乱了秩序。
在解放战争的平津战役中，敌我总兵力对比为五十万对一百万，我方占有绝对优势。在此形势下，为了保全古都北京不再遭受战火的摧残，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战略构想，可谓是胸中无剑了。不想，傅作义迟迟以各种理由推脱，并做着远去绥远和海上南逃的两手准备。对此，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掐头去尾”的决定，命令解放军攻击张家口和天津，切断了傅作义军队的所有退路，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试想，如果没有百万大军屯于京津之外这把悬于傅作义头顶上的利剑，难道就可以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无杀”的战略意图吗？
管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构建一种和谐的相互关系、让下属“快乐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对于那些胆敢挑战管理者权威的“不和谐”行为，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行之有效的惩戒手段！
1造就明主型领导的内部条件
丑小鸭之所以能变成白天鹅，是因为它首先具有了白天鹅的内在基因。
自古英雄出少年
民间有句俗话，说“三个月看小，三岁看老”。怎么看？主要是看一个人的爱好、性情，以此预知他的兴趣所在，应该说，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在我们老家，孩子一百天的时候，父母会在桌子上摆满笔、秤等象征职业特点的物品让孩子去抓，以此观察孩子的兴趣爱好，预测他将来的从业取向。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因为抓了胭脂，所以长大后就整天在姐妹堆里厮混，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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