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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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连消毒水、口罩都买不起。在吕梁地区90％的村子里没有医务人员，90％的家庭没有任何药品。兴县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谈不上医疗服务。兴县卫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县拨经费1万元左右，人均200元经费，窘况可想而知。在县医院只有一台急救车，已被指定为抢救非典病人专用车。而医院连一台应备的呼吸机都没有，虽然价格只有4万余元。各类病人拖欠医院的费用已经多达49万元。县医院面临的困难，是药品价格飞涨与货源紧缺，一线人员的隔离服装也没有。兴县人口26。8万，大批外流人员已回流，因此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几乎唯一的抗萨斯办法，就是在路口设卡子，不让外地人口进来。不少外国通讯社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国家不能计较经费的投入。据5月3日新闻报道，国家财政将拿出20亿元、地方财政将拿出40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为，国家会将全部萨斯医疗费“包下来”，就是说，对全大陆所有萨斯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因为时至5月30日，全国累计病例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万元医疗费计，不过5。3个亿。国家拿出这点钱，应当毫不为难。但事实却是，国家拿出这点钱很难很难。据北京市所说，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财政就紧急拿出4亿元用于非典。其中2亿元来自市财政资金，2亿元来自区县财政资金。我不明白，到这样紧急时刻，钱却变得这样稀缺！而据报道，我国每年被数千名腐败犯罪分子弄出国的钱，就在1500…2000亿元规模，供其子女在国外穷奢极欲，连外国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这两件事一比较，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潜逃出国的钱截住，国内的成克杰副委员长、李嘉廷省长之流先还不说，那区区一点抗萨斯的钱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萨斯，是举国大计。这个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胁就会始终存在。而将来疫苗的生产和推广，也确实需要一笔钱的。

　　由此，我认为，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问题。

　　2）我认为，此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经济学界全没有说准。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又稳妥，又便当，谁都爱听。但实际上，萨斯所揭露出来的，是中国的相当数量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其中最为重大的，是医疗问题。近来，人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标题，如《疾病成为居民贫困头号敌人》、《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记者们揭示了许多可怕的情形。据新华社2002年11月报道，经100个城市问卷调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对12个省的抽样调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结论是：疾病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致贫”的头号原因。另据《中国经济时报》5月报道，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有的村里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因为农民就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全县农民患病率高达59％，许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吃的药只有安乃近（4分钱1片）和去痛片（5分钱1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简直是在诅咒，但现在这样的没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鲜见的。至于乡里的卫生院，由于没有病人来，收入很低，入不敷出，连人均800元的医生工资都差着一半。他们怎么办呢？靠“市场经济”来拯救他们吗？另外，《工人日报》5月间也有报道，据调查，中国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在农村中达到45。3％，在城市中为26。3％；而治病就医已成为中国老年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在农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医疗问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至今“社会保障”的第一大问题。全世界无一例外。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其实比吃饭问题更大的，是“呼吸问题”。有外国人说，许多中国人正在吸着世上污染最严重的脏空气，又喝着污染极严重的脏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萨斯再一来，把人的肺搞坏了，连坏空气也吸不成了。无情的萨斯把中国的医疗问题突出出来。医疗，就是要花钱的，不是“公费医疗”，就是“自费医疗”，也是民生的一大问题，因而也是经济问题。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废除“公费医疗”为目标的医疗改革，但它的直接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省钱”。不是省了GDP中的医疗费比例，不是省“个人”的钱，而是省了“公家”的钱。也可能，这些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如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增长率，修个高尔夫球场、盖个豪华写字楼什么的。但国家把本应当对人民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得我们老百姓心里发毛。因为据悉目前美国该比例约占GDP的9％；欧洲许多是所谓“福利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5％。但我们的经济专家说1％很好，因为用于“社会保障”的钱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增长”，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成本”低，还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能够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全体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它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为证明我们中国也有豪华大厦和超级富豪吗？

　　我们的经济学者很乐于向人们宣讲，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节问题。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广告说，装了防盗门就能“安居乐业”。我想，也许能够安居（尽管欧美国家都不装防盗门），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乐业？　

　　实质上，在任何国家，所有公民的医疗费，都是个带点刚性的常数。它不可能“节省”，只可能“转移”。就说，总量上节省不下来，就看谁来出这笔钱，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由国家来出这笔钱，就像当年周总理所作的那样，好处是人民没有“医疗风险”，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医疗救治，社会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个人来出这笔钱，巨大的患病医疗的风险就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大量的人群会出现看不起病的“心理压迫”和烦躁感，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国家怎么能有“财力”把这样巨大的费用担负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经济学界为什么总爱提这种问题。他们经常会向人民诉说，国家没有钱办这个，没有钱办那个，国家财政很困难，因此要发动起全社会的资金力量。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我不明白，向民间招商，难道我们是清朝吗？谁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所谓“民间资金”。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间资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财产或农村的集体财产转化而来的，许多可以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成的。就是说，当代中国本来是没有什么“民间资金”可言的，现在的所谓“民间资金”，都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明暗方式在20年间急剧转变而来，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转移。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国家“财力”能否担负起全国公民的医疗，这早已不是个问号，而是历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还是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

　　此时，在现今的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免费医疗这个带点“共产主义味道”的医疗制度，我认为，它也是人道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医疗问题而愁眉不展。在西欧和北欧，据悉都是对全民采用免费医疗的。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前来的外国人亦有此项恩惠。美国采用“医疗保险制度”，据我亲见，90年代初为200多美元一年，覆盖面几乎是美国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对穷人还会有些特殊照顾，因此医疗费用对普通人的压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未实行西欧式的“免费医疗”制度而不满。在日本，虽有医疗保险，但采用国家义务保险方式。在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除“门诊”的药费外，其他急诊或住院医疗费或药费，均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会为“医疗”问题而发愁。

　　实际上，“免费医疗”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钱国家的专用品，甚至像独裁者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对国内实行了“免费医疗”的规定。他们人民就医的困难，不在于医疗费用负担的问题，而在于缺医少药，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还是会因为“医疗”的疗效而困坐愁城。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医疗费用的总量，基本是一个常数，再怎么节省，再用什么新法子节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用于医疗的费用总量，在GDP中大约占12…14％，这是比较高的。而在全部免费医疗的英国，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医疗费用比例最低，约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国比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较少，其男女寿命却都是世界第一。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国家医疗经费的节省、或改变“医疗费用”流动的程序，都远不能和这个高尚的总目标相比。

　　历史地说，即使在周恩来时代，我国的“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也远没有达到100％，就是说，还应期待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扩大覆盖面，直至达到覆盖全国每一个人的“免费医疗”。但是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的医疗改革，其方向开始拧着来了。我们的“公费医疗”没有走向全面的“免费医疗”，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经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见了。如果我们80年代以来医疗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节省国家费用，我认为那就弄错了方向。在澳门还是殖民地的时候，50年代有的医院或诊所会每天发放10…20个完全免费的号，因此不少穷人要深夜前去医院排队挂号，以期能挂到“免费号”。尔后，逐渐的，免费号越来越多，人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现在，有的医院如工人医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费医院。这样的医改方向，我看才是没有错的。

　　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会有同样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