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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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棉花王国，盛行作物租种，佃农通常只需贡献出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得到的回报是他所种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谷物。贫穷的佃农向地主借钱购买食物和衣物，否则的话就求助于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这些贷款经常相当于常年的施舍，使倒霉的债务人沦为实际上的做工还债者，在那块像自己一样被残酷剥削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很多地主发现白人更不听话，于是便开始优先选择黑人，他们对计算更糊涂，对东家更顺从。白人佃农因此被迫沦为农场劳工，或者随季节的变迁而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养的方法因此助长了丢三拉四的浪费，很少人想到保存土壤，修补屋顶或栅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那有啥用？除了生计，我啥也得不到。”这句话成了对所有批评的常备回答。　　　　　　　　　

◇欢◇迎访◇问◇。◇　　

第37节：变革中的城乡（5）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20世纪初，这一制度传播到了种植玉米的地带，到1940年，伊利诺斯、爱荷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南达科他等州的佃农比弗吉尼亚、肯塔基和佛罗里达还要多。但在中西部，这一安排并没有导致普遍的不幸。事实上，有些农场经营者选择把自己的资本投在设备、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则从受雇的劳工起步，稳步上升，成为佃户，再由此成为地主。然而，大萧条的冲击却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1930～1935年间，有75万个农户由于丧失赎回权和破产拍卖而失去了他们的农场。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南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当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为一头母牛或一台收割机而进行名义上的竞价的时候，就去恐吓他们。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从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来，然后用一根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不过以意图相同、但更温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条件是，涉案农民在此期间应支付联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总统任命的“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十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五分之二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紧跟着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于1937年2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制定一项计划，以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后来被改编成了戏剧，创下了这十年的票房纪录），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这位乔治亚州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照片文献。还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农的故事则是通过威廉？福克纳的那些尖锐的长篇小说、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这样的电影，或者霍华德？W。　奥德姆、阿瑟？雷珀、鲁珀特？B。　万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们在乡村社会学方面所作的扎实研究。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但是，尽管有鞭挞和夜袭——这些让人不由得想起三K党，南部佃农联盟到1937年还是发展了大约35；000名成员，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并在这个节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在华盛顿维持了一个活跃的游说团，并帮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济地位最卑微、处境最艰难的农场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从一开始，申请人的数量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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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变革中的城乡（6）　　　　　　　　　

　　在迁居管理局及其继任者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总共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到1930年代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从租佃到所有权的适度逆转清晰可见，特别是在南方白人中间。FSA自然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这些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多亏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的长期萧条，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20年的15％下降到了1929年9％，以及1933年的7％。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缺乏资本让他们的农场实现机械化，以便跟上大生产者；干旱和土壤损耗。另外，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消费者的品味始终在变化。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东方和南美）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至于饮食习惯，有一点很清楚：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在1920～1940年间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多亏了健康教育以及日益为城市居民所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同样，商品蔬菜园主也受益于下面这个事实：普通家庭多汁蔬菜的消费量是50年前的两倍。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他们——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自己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1929年6月15日通过的农业市场法案，创立了联邦农业局。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农业局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丝毫不理会自愿控制，这样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的运作（主要小麦和棉花上）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当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的时候，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曾经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农夫——他们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表面上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1932年，多半是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这年夏天的晚些时候，全国农民假日协会（1927年在爱荷华州成立）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实际上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他们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把牛奶倒入排水沟里。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计划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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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变革中的城乡（7）　　　　　　　　　

　　1933年3月27日，总统把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农业贷款委员会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按比例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结果是（在总体经济复苏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俗称“三A法案”）开始了农业经济的新时代。为了提升价格，该法案规定了7种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的“调整后的产量”，后来在某种政治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种农产品。自愿与政府结成合伙关系以减少过剩并因此提高剩余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者，都会根据他的受限配额而得到“利润补偿”。比小规模种植者反应更迅速的大规模种植者，比目不识丁者手脚更麻利的知书识理者，都在这一计划的后面排好了队。1933年初夏，农业部门的代理人走进了数百万农民当中，宣传作物产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国教徒对汹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终于，集体行动蔓延到了农业社群，人们普遍认识到：营销问题眼下比生产方法更加至关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们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来加以检验一样，AAA要求几百万生产者做一件违背他们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毁灭他们的劳动果实。1933年夏，南方棉花种植者正准备从4；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至少有1；600万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几个收获季所留下的庞大库存当中。虽说阻止种植已经为时晚矣，但AAA还是派出了22；000个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劝说农民把他们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翻耕掉，作为回报，农民们将得到每英亩6～20美元的现金。他们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万英亩耕地。　　　

　　新闻媒体报道，当南方的骡子（它们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两行棉花之间行走）拉着毁灭之犁从棉地走过的时候，它们拒绝踩踏正在生长的棉花。骡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温驯一些，但到了第二年，事实证明他在签约限产时也有这么倔强——他希望能够收获正在上涨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以至于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案。通过对超出种植者配额的纤维制品征收重税，该法案把一项强制措施引入到了AAA；它的伙伴、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案，对南方的另一种原材料的生产过剩征收了类似的重税，1933年也对它执行了类似的翻耕措施。　　　

　　1933年，小麦歉收的前景使得这种农产品免于被毁，但在种植玉米和养猪的地带，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减产计划，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在劫难逃。农业部长亨利？A。　华莱士写道：“公众不喜欢宰杀猪仔的想法，这是预先就知道的定论。”华莱士从前是爱荷华州一份农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从共和主义皈依了新政。尽管他把毁灭农产品视为“对我们的文明所作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注释”，并发誓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令人绝望的形势，为孤注一掷的疗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据。新政参与者们认为，比起1930～1932年间“翻耕”掉数以百万过剩工人的工业政策来，有更正当的理由为农业限产辩护。　　　

　　这次大屠杀产生了1亿磅腌肉，是政府掏钱加工的，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分发给了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购买了1。6亿蒲式耳小麦，被磨成面粉分配给被救济者。1934年，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收购了700多万头牛。尽管被翻耕掉的棉花当然是不可恢复的，但联邦政府库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发给了失业者。到1935年末，这家机构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共花掉了3亿美元。　　　

　　1939年5月，一个被称做“食品券计划”的项目，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到1940年末传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该计划旨在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接受救济者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可以凭后者（最终被政府赎回）到食品店换取眼下被指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于1940年5月从孟菲斯市开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农产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对者所遗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它的财政补助和统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坏性割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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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变革中的城乡（8）　　　　　　　　　

　　时间和最高法院在1936年初的不利裁决，给AAA带来了一些变化。有些农民（他们当中有一些偏远林区的传教士）坚信，作物控制就像生育控制一样不道德，并把1934年的干旱看做是上帝对翻耕棉花的惩罚；但大多数人都嘲笑最高法院关于“州权”的争论，他们问：市场、大风和洪水是否会尊重各州的边界线呢。在两位社会学家采样的96个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