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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命 说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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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整整7年，才成就一本12万字的《生命》，而张建伟仅仅用了10天就完成了17万字的《翅膀》，而且在此期间还采写了适用于《中国青年报》的三篇长篇通讯。平均一天完成17500以上的文字，他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刘元举无不讥讽无不悲愤地说，“这个巧取豪夺的强盗，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精华掰成碎片，点缀在《翅膀》里，把我在黄河在柴达木的哲理和思想发现，通过秦文贵之口据为己有。还因此和我站在同一领奖台上，这真是学术界的耻辱。”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5）
而《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文革”开始，就因为这本书变成了“反革命”，被停职检查，下放工厂监督劳动。1969年重庆市级机关进行“清队”，他又主要因为《一双绣花鞋》这个作品而被“专政”、关进“牛棚”。以后，长期没有正式工作，遭受歧视与凌辱。张宝瑞却凭着《一只绣花鞋》，在世纪末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被誉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况浩文气愤地说：“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质疑：不仅是对记者个人的素质及品行
张宝瑞涉嫌剽窃的报道发表后，一位名叫于剑的网友说，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对《一双绣花鞋》可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如今钻出个张宝瑞，在公然抄袭《一双绣花鞋》的基础上，胡编乱造一通，利用“模糊技术”将“绣花鞋”弄掉一只，骗取版税。这种素质低下，道德败坏的人，实在不配做一个新闻工作者。
还有网友替张宝瑞写出了悔过书：“在久未‘抄’书的情况下，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手痒痒了，就把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给默写下来了。至于汪国真写的序，是我最大的败笔！还有那个书商，用白花花的银子来勾引我！”——幽默的“悔过书”直接影射到新闻记者的品
行。
“张建伟先生是一位记者，一位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反思历史的记者。作为一个记者，真实是他应具有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学术品格。”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说，“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的洋洋洒洒的抒情文字，竟然是断章取义地摘录别人的情怀、思考、感悟。难道张建伟先生对他所崇敬的英雄人物的感受就是别人对西部的感受吗？我们有理由怀疑张建伟先生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真实地记录。”
曲颉甚至怀疑张建伟与秦文贵对话的真实性。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很尴尬而又很实际的问题是，如果张建伟的文章被确认为抄袭、剽窃，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贵还会是真实的、鲜活的吗？“秦文贵既不是星星，也不是太阳，他只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干事业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张建伟在《翅膀》的封底说，可是，有谁还会相信一个品行不端的记者的话呢？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一次出轨毁了一个英雄，可悲可叹。由此及彼，张建伟其他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人物的真实性也毫无疑问要遭到质疑，这种打击更是致命的。
“张建伟把一个艺术家和诗人对生活的感受，转嫁给英雄人物，将朴实的秦文贵写得如此矫情，这个做法是愚蠢和荒谬的。”业内一著名评论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个人的人品怎样，还是次要的，剽窃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浮躁、不负责任、不诚实与不厚道，因为此人所处的地位，将使公众对整个中国新闻界产生不信任感，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张宝瑞似乎也应该承担一点责任。
3 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
阿 良
本网独家披露了《中国青年报》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涉嫌剽窃著名作家刘元举的《西部生命》，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月7日，《鸭绿江》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刘元举从沈阳赶赴北京，8日晚在一家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举行记者见面会，公布了张建伟《蝉蜕的翅膀》与《西部生命》的60处几乎完全雷同的对比材料，明确表示，将起诉张建伟。千龙新闻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大连日报》等十数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这次见面会。
刘元举的律师——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法学协会理事、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赵星奇表示，他将于9日上午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律师通过充分论证认为，刘元举完全可以胜诉。
较真的曲颉：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不能容忍的有14年新闻从业经历的曲颉，是这起剽窃事件的第一披露者；也是促使刘元举下定决心状告张建伟的人。
“只身孤胆走黄河源，血泪凝结的《黄河悲歌》，让我认识了刘元举。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这些是我看重刘元举的人和作品的根本原因。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有收集，并且花了很多工夫和时间去阅读它去感受它。”2000年4月到北京出差，曲颉购买了张建伟
的《蝉蜕的翅膀》，可是相隔了7个月，才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正式打开了《蝉蜕的翅膀》：买很多书堆在一块，找机会一本一本的啃，这是曲颉读书的习惯。
2000年11月中旬，在沈阳东宇书店买到了一本刘元举的、正在宣传的畅销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勾起了曲颉对《西部生命》的怀念。此外的两个原因是：曲颉花了一年时间才写出一本6万字的书，也同父亲有关系，名字叫《父亲的心》，即将在12月份出版；刘元举一贯写的是悲壮的书，这一次却出了畅销书，值得研究。
曲颉再读了一遍《西部生命》，由此及彼，想到了另一部同西部有关的书——《蝉蜕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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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6）
当曲颉打开《蝉蜕的翅膀》，浏览目录就感觉似曾相识：第一章第3部分，标题是《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人生》，刘元举的《西部生命》里有一篇散文《悟沙》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再往下，第二章第7部分，标题是《价值重估：3000元买10根火柴》，刘元举的《西部生命》也有这个故事；第三章第4部分，标题是《骆驼的故事》，再熟悉不过——刘元举的散文被辽宁电视台拍成电视散文，其中《骆驼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为此掉过眼泪。”曲颉毫不隐瞒自己的情感。
曲颉称，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张建伟是在抄袭，只是这三部分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曲颉专门打开这三部分所在的页码，一下愤怒了：一模一样，完全是抄。
“我不认识张建伟，也很少读过他的作品。”曲颉说，“再看看序言，再看看后记，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小记者的小作为了。我感到事态很严重。”
曲颉告诉了刘元举，并问刘元举打算怎么办。
“如果是别的书，我肯定告他。”刘元举说，“但是《西部生命》不能这样。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我不想伤害柴达木不想伤害那里的人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
“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曲颉提醒刘元举，造假的坏影响会伤害人民乃至民族的感情，“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用假典型欺骗当代中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太麻木，被人偷去2000块钱，怎么也不干。如果偷了你的知识产权、精神财富，反而许多人无动于衷。”曲颉说，“你的东西被人偷了，你也知道小偷是谁，你不抓他就能证明你的高尚吗？你是懦夫！”
“刘元举是用生命在写作，用鲜血和脑汁在写作。我认为，血写的比墨写的更贵重。”在刘元举表示要再想想的时候，较真、直率的曲颉决心披露事情真相。
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权利和责任，不管刘元举要怎么做怎么想。
曲颉的愤怒不无道理。《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 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发表后，网友们也纷纷打来热线电话或者在文章后面跟贴，表示自己对剽窃行为的愤怒和不齿。网友小记说：“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感到耻辱。造假者、剽窃者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不是爬得很高吗，现在就把他摔下来，砸得粉碎！”
善良的刘元举：谁都不能亵渎柴达木和那里的英雄刘元举以破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姿态，先后孤身闯荡黄河源和柴达木，7年时间，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写出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不但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度过了写作的转型期，而且同西部同柴达木结下深厚的感情。
“我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与那片热土相比与那里的人们相比，算得了什么？”刘元举闪着泪光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多么热爱作家，多么崇拜英雄。张建伟怎么能够亵渎它呢？”
刘元举追根溯源，讲起了他与柴达木的缘：走到柴达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李季和李若冰的名字。这两个著名作家就像是柴达木的两尊神，让刘元举感受到作家、艺术家在那片土地上的地位。特别是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刘元举在上中学时就读过而且在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它有一种亲近感、信任感。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巧合：李若冰作为随军记者在康世恩的带领下于1954年开进柴达木，而刘元举正好出生在1954年；40年后，40岁的刘元举第一次走进了柴达木。柴达木的开发和刘元举的年龄是相同的。或许正是这种巧合和默契，使刘元举对这片土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导致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独特的发现：对生命的独特诠释和对生命的独特歌唱。他创造了神性散文、发现了狼的美丽、骆驼的高贵和一只野鸭子独特的寻找爱情的方式……他对柴达木的墓地、那些死去的人都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在风沙中，他发现冷湖墓地纪念牌的基座被人拆了，非常痛心，写文章，给领导打电话，纪念牌很快被修复。
记者在8日晚23∶50分采访远在柴达木油田的《中国石油画报》美术编辑宋小平的时候，宋小平证实了刘元举对柴达木的感情：当沙尘暴卷起的时候，很多人呆在家里透过窗户看风景，刘元举却拽着他一头扎进茫茫戈壁……
可以这么说，刘元举对柴达木所有的感情来自于他对柴达木的深刻理解和深刻体验。所以他认识到了那里的生命把那片土地托负起的高贵和神圣；所以他不允许别人亵渎，以轻浮的态度来对待它。
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做教材。但刘元举看完之后，觉得张建伟没有深入柴达木，没有理解柴达木，对柴达木和它的英雄不负责任。他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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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7）
本来是一个40岁的作家孤身走西部而滋生的个人感伤——忧郁的情思，居然被张建伟写成了充满理想、走向工作岗位的秦文贵的情调，而且语言全部来自刘元举内心情感生发出来的慨叹。
60年代末，著名作家肖复兴的弟弟肖复华，被《头戴铝盔走天涯》这支歌，确切地说是歌的第一句歌词“头戴铝盔走天涯”，引用到柴达木的。张建伟原封不动地抄了这段话，只是把人物改成了秦文贵。可是，秦文贵是8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柴达木的，不可能
与二十年前的肖复华的情感一致。
张建伟甚至把刘元举描写的一只野鸭和它的翅膀活生生地改成了井架和钢铁翅膀……
“严重失实，不负责任，是对柴达木和秦文贵的敷衍和亵渎。”当刘元举认真读完这本书时，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本书写的非常粗糙，而且不能叫报告文学。
这时候，他才觉得应该披露事实，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感受到危害。
“这是浮躁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刘元举说，“张建伟要认错，要反思，走好以后的路，真诚面对读者、面对笔下的人物、面对脚下的热土。”
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为了让公众知道事情真相，揪出剽窃者，为刘元举讨回公道，曲颉将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抄写了20余份，给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包括南方一家以敢于说真话著称的报纸、西部一家很有影响的都市报。但是，他失望了。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轰动的新闻。”7日晚，在京海饭店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曲颉无比伤感地说，“就它的典型意义来说，起码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采访报道，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著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系。”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复也没有。
“张宝瑞、张建伟两个名记涉嫌剽窃，已经动摇了公众对少数记者品行和作品真实性的信任，但是有些媒体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曲颉和侯小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难道是因为张建伟头上的耀眼的光环？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知名的媒体？因为同行犯忌？还是记者本身变得懒惰，缺乏职业素养？”
“在揭露社会上那些虚伪、丑恶现象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无所畏惧，当触及到他们自身伤疤的时候，作为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那种良知，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位知名记者在评论这个事件时表示，“好在沉闷得不是太久，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开始关注它了。”
4 刘元举举证
近60处抄袭对照：
1《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第5页：
你从兰州出发，经过酒泉，越过金塔，穿行玉门，走走安西，随后，敦煌到了！这是一条最佳的美不胜收的行走路线。要到敦煌，所有的文人墨客都会走行这条路线——在到达敦煌之前，他们就会写出许多的诗篇。
《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第122、123页：
“应该走那条千古之路——丝绸之路。那就是经由酒泉、金塔、玉门、安西，而后再进入敦煌。这是一条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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