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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史玉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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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的第二次商业高峰期是在抗战期间，其时，怀远下辖的龙亢、河溜两镇（现为龙亢区、河溜区）正好处于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交界处，商贩利用这一空间转运商品，使龙亢和河溜商业迅速发达起来，1940年到1945年间，河溜镇仅商行就有200余家，一时有“小上海”之称。
可以说，商业并不是怀远的传统，不过，如同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一样，怀远的文化教育传统可谓根深蒂固。明清以来，怀远文人辈出，清代江淮一带甚至流传着“怀（远）诗，寿（县）字，定（远）文章”的说法。在这个小县城里，明代曾建过三处书院，清代曾建过一处书院。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长大的史玉柱，顺理成章地从小学读到高中，直至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多年以后，即便史玉柱成为巨人集团董事长，他仍然强调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回安徽省统计局，负责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这里，史玉柱获得了一个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
当时，安徽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仍然采取传统手工操作，效率十分低下。并非计算机系出身的史玉柱编写了一个统计系统软件，来提高统计局的工作效率。这个软件在1986年河北唐山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受到好评，并且向全国统计系统推广使用。
本单位职工开发的软件可以在全国系统内得到推广，这当然引起了单位领导的重视，史玉柱于是被作为第三梯队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后，即可任处级干部。
不过，这一次毕业后史玉柱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1989年，他回到安徽，办理了辞职手续，告诉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这是一个让周围人惊讶的选择。在198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还相当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毕业研究生仅为37232人。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就更少了。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年仅27岁，在这个年龄做到处级干部，再加上有高学历、领导赏识，如果史玉柱继续留在统计局，未来的仕途可以用“不可限量”来形容。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下海，大家担心，一旦他下海失败，又丢了统计局的工作，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这没能阻止史玉柱的决心，他最后表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谁为晚餐买单》一书中这样描绘史玉柱：“其实史玉柱是个不太有野心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并在不到男性晚婚年龄时经人介绍结婚。”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史玉柱在1989年一定要下海，而在5年前他本科毕业的时候，却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到政府机关工作？
王建给出的答案是，他太喜欢计算机技术，而且看到了可能的市场机会：
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再回到那个比较闭塞的合肥，在特区待过的人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回到统计局甘心做回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真正改变史玉柱的，不是他自己的性格，而是这世界的科技产物：电脑。……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选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汉字的输入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他研究电脑，不是为了解决数字计算、数字采集和处理以及自动控制问题，而是固化字体、增加字库和设计表格，增大排版空间和提高处理速度等“汉化”工作。……他开发出的东西别人用了都说好，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市场的光环，他的头脑盘旋着创业的梦想，他的心中涌起在电脑行业“搅一搅”的冲动，他毅然辞职下海。
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3）
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如果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历史，我们会发现原因也许并非这样简单。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学毕业无疑是人生中的重要时点，这意味着一个人正式踏入社会；对于史玉柱来说，这个年份则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他的人生的关键时刻还尚未开始。不过，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史玉柱不会想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中国当代商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呼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关键的一步价格改革开始实行，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后，超产部分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解决。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决定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改革和开放的效果是明显的，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增长了194％，一年以后，增长了311％，而在1984年以前，增长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984年之后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较以前活跃了很多。
从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来看，1984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企业家主要来自于体制外，最典型的来源是农村插队回城后没有找到工作的知识青年和农村中头脑灵活的能人。这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们是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小摊主和小作坊主。“个体户”是产生于那个时期的词汇，也是对那个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
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创业者完全称不上“企业家”三个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小商小贩。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企业家的基因也正是在这样一群人中形成的。
史玉柱的老乡年广九，算得上当时最为知名的“企业家”之一，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遭遇颇能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这些创业者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年广九出生在怀远县，后来因为怀远受灾，跟父亲讨饭到了芜湖。年广九摆过水果摊。在史玉柱出生的第二年，他因为从江西贩卖板栗到芜湖，以“投机倒把罪”获刑一年。出狱后，年广九偷偷摸摸做了十几年的小商贩，主要卖炒瓜子。1979年，他的炒瓜子作坊雇佣了12个工人，到1980年，雇工达到110人，已经从作坊变成了工厂。
年广九的“企业家之路”并不顺利，1983年底，有人反映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安徽省商业和工商等部门开始对他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后由当时分管商业的副省长专门向省委提交了一个调查报告。随后，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到后来，甚至有“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
事情越闹越大，直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点名提到年广九的事情，“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此时，年广九的雇工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这一切就发生在史玉柱读大学期间。可以想见，尽管史玉柱就读于中国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浙江，但直到他毕业那年，关于雇佣工人的问题还需要闹到中央领导人的层面才能解决。你无法想象一个经历了15年学校教育的人，会将这些个体户和主要由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上文提到的年广九甚至不识字）构成、身份还显得很可疑的“企业家群体”当作自己的模范。况且，就一般社会生活来说，杭州同合肥在当时的差别并不大。尽管史玉柱有“史大胆”的称号，他还是不可能放弃在政府机关的工作机会而选择去当一个个体户或者一个乡镇企业家。
而在1989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始于1984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之后的几年里开始显现效果，非公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1985年，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0％，到199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98％。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企业家形成的第二次浪潮。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大批体制内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转到体制之外，“下海”经商，从而构成这个时期企业家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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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玉柱的前商业时代（4）
大体来讲，这个时期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开始实行，价差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有专家估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这个千亿规模的价差空间给那些从机关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有能力和关系以体制内价格购入物资，以体制外价格卖出物资的人创造了完成资本积累的机会。
与机关干部出身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靠创办科技企业起家的。联想、四通等企业都是在这个阶段创立。
1985年以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多项政策，特别是1988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鼓励和促进民办科技机构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长入经济，发展成新型的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引导国有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按照民办科技机构的经营模式，用预算外资金兴办新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与民办科技机构在经济成分上不尽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全新的经营机制，因而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并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期。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关于这一点，2005年史玉柱在接受《中国新时代》采访时也承认，“我以前在安徽省政府的统计局上班，因为觉得那种工作环境使人的想法与个性受到压抑，决定下海经商。最初的创业在深圳开始，那时的感觉特别好，从很低的起点一步步往上爬，是最快乐的时候。”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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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汉卡时代的商业逻辑（1）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1994年，正是巨人集团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家媒体这样描写史玉柱的下海创业：“1989年7月，在合肥骆岗机场，一个身材高挑儿瘦削的青年人，登上了飞往深圳的麦道80飞机，这个青年人叫史玉柱，当时只有27岁。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领域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既没资金又没靠山的‘小字辈’竟大爆冷门，创办了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
这段描述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社会对史玉柱和巨人集团的看法。在史玉柱之前，国内出现的科技型企业大多是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建立的，比如联想和方正。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理所当然拥有强大的研发力量，他们开发出高科技产品，丝毫不足为奇。
但史玉柱不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接受教育和对技术的热爱而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并因此获得成功，创办了自己的集团公司，这简直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样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会认同媒体给史玉柱加封的“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而他的创业史，也在一遍一遍的传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创业神话”。
这个“神话”的开端，是27岁的史玉柱和4000元资金。
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偷偷“混进”学生宿舍栖身，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
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无法再到机房“蹭”机器用了。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接着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
经过近一个月努力，他在固化字体、增加字库、批处理的基础上，还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同界面，并且所有功能都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经过综合压缩，保证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他确信M…6401是一个成熟产品。
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
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
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
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
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
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604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6042汉卡。
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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