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宽一寸,病退一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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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习惯变更 15
　　度假 13
　　长时间节假日 12
　　轻微的违法行为 11
　　上表不仅包括许多我们通常认为“会造成压力”的事件，如配偶死亡、离婚、失业等痛苦的经历，也包括一些“会让人高兴”的事件，如结婚、怀孕、个人成就突出等。这些事件都会要求我们做出改变——改变固有的习惯，改变与别人的关系，或是改变自我印象。即使“积极”的事件也要求我们及时内省，这可能会让过去未解决的情感矛盾重新浮现。“改变”是问题的关键，无论这改变是好是坏。
　　通过使用上表进行量度，荷姆斯博士和同事们能对人们患病的概率做出评估，其准确性已为统计所证实。在过去的一年内压力分值总和超过300的人们，有49％的可能罹患疾病；而对于压力分值总和低于200的人们，这一可能只有9％。在另一组研究对象中，压力分值排在前1/3的人们，患病的概率比排在后1/3的人们高出90％。
　　不释放内心的压力和痛苦，身体就会每况愈下。由于习惯的缘故，你可能难以注意到这些压力和痛苦。疾病是身体试图摆脱压力的一个信号。长期的压力往往是“生活在过去”的结果：多年来一直没有平复的情绪创伤，最终会以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你继续保持过去的思维方式，不对当初造成压力的情绪问题做一个了结，最终身体就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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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作为解决方案
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难题，如果你没法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身体就会以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形式来回应你。
　　有证据表明，压力会让人更容易生病，包括癌症。当压力源自患者生命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面时，或是出现的问题明显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时，压力造成的恶性影响特别严重。这样的压力一般始于发病前6~18个月。
　　通常，导致疾病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人们对压力的反应方式。社会规则规定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这就限制了我们应对压力的方式。有时候，各种限制会让问题看起来根本无法解决。
　　这样，沮丧、无助、绝望的情绪开始占据压倒性地位——它们都是癌症的主要诱因。
　　当我们的意识完全受负面情绪控制时，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我们变得无力回天，这时候，严重疾病甚至死亡成为回应现实的唯一办法。
　　我自己的经历极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患上癌症之前的几个月，正是沮丧和绝望情绪在我脑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从消极的态度出发，我面临的问题似乎无法解决。于是，癌症就成了潜意识中解决这些难题的唯一方案。
　　

疾病为什么会复发
心理神经免疫学使我认识到，癌症是心理问题的生理表现。在研究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因为心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而导致癌症复发的患者。疾病发作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药物、外科手术或其他医药手段进行治疗。经验告诉我，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骨折的肢体上涂抹凡士林。的确，身体的症状会在治疗下暂时消失，但停止治疗后还会复发，或是出现新的症状。所以，当我的癌症经过治疗仍然不断复发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我是在战火连绵的以色列长大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在一场冲突中死去了，后来，姐姐又死于一次恐怖袭击。因为这些惨痛的经历，我决定做一名心理学家，帮人们摆脱痛苦、找回生活中的快乐。后来，我与丈夫一同来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我用6年时间，在喜马拉雅山麓师从当地一位著名的医者，继续学习心理治疗的技艺。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只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
　　之后的20多年，我往返于世界各地，传授自我治愈的理念和方法。对工作的热爱让我不知疲倦，我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接待40~60名患者、举办5次以上的讲习班。除此之外，还要处理数不清的论文和报告，以及洗衣、做饭这些家务活——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不知不觉地，我变得越来越容易疲劳，不得不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这让我充满了负罪感。每次不得已中断工作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责备自己：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工作得远比自己辛苦！负罪感和自责一步步削弱着我的免疫系统，最初的迹象是背痛，我没有理睬；然后，癌症终于来临了。
　　正如我遇见的患者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患病的真正原因一样，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自我破坏性的态度和过度的工作压力才是癌症的真正原因。我也反复问自己：“我的癌症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却总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我试着满足内心深处的渴望，在以色列和科罗拉多旅行，拜访亲人和好友，可是，癌症仍旧一次次地发作。
　　第三次发作之后，我开始在自己身上试用新开发出的心理疗程，寻找病痛的真正根源。每天进行放松和自我治疗的时候，我都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乳腺癌？”
　　我集中注意力，去感觉心脏附近脊椎部位的剧痛。深呼吸之后，我试着让疼痛的部位彻底放松。疼痛让我忍不住叫出声来，但我仍然坚持着，去感觉它、把它放大。终于，我找到了答案。
　　脑海中浮现出儿时的一幅场景。犹太男子有每天晨祷的传统，父亲祷告时总说到这样一句：“感谢主，令我生而不为奴隶；感谢主，令我生而不为妇人。”每次听到这句话，幼小的我都对自己十分失望，仿佛身为女性是天大的不幸。
　　我蓦地意识到这一幕和我病痛的联系：乳房正是女性的象征。潜意识里，我一直在拒绝自己的性别身份，一直很自卑。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我拼命工作，其结果使得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当我和家人说起那些想法，他们告诉我，我误解了父亲的祷告词。“男子的祷告词里经常会包括那句话，意思是，他们为不用承受分娩的痛苦而感谢上帝——那样剧烈的痛苦，只有生来品性坚强的女性才能承受。”
　　原来是这样！真有必要向所有无意中听到这句祷告词的女孩子们解释，这句话是对女性坚强品质的赞美。身为女性是一件伟大光荣的事情。
　　我的祖母也是死于乳腺癌；我知道，在我的家族里，女性的自卑感一定有很深的渊源。这甚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文化里，女性的传统地位都要低于男性，由此而来的自卑感代代相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乳腺癌如此猖獗：每年，仅在美国就有4万名妇女死于乳腺癌。
　　对于女同胞来说，要追求健康快乐的人生，就必须改变这种扭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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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恶性循环
有害态度的作用导致免疫系统的崩溃和疾病的发作。在我身上，这种作用体现为不断复发的癌症和对自己的不满。我想要追求卓越，想要做一个好人，可潜意识中的态度总是“我现在的样子远远不够尽善尽美。要是我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更美丽、更成功，或许还算能让社会满意。可现在这样，我没法得到人们的爱，所以也没法爱自己、接受自己”。这样的态度就是生理病痛的根源。
　　有害态度对免疫系统产生消极影响，而我们的康复态度能对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我一直铭记着西蒙顿博士的一句话，这句话给过我许多灵感和希望：“我们可以用想象力对思维施以健康的影响，从而维持生理的健康。”
　　身体自我恢复的能力非常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影响潜意识，移除造成疾病的情感障碍；随着这些障碍的不复存在，我们的情绪重归平静，免疫系统功能也得以恢复，身体也就康复了。
　　《康复疗程指南》对此做了描述：
　　癌症的恶性循环可以逆转。引发癌症的心理…生理影响机制，同样也可以用来治愈癌症……
　　关键问题是，患者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相信问题可以用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患者对康复的信念，以及他们对问题的“重新认识”，都可以带来积极的希望和期待。这种希望和期待能像之前的沮丧和绝望情绪一样，对边缘系统产生影响。好好活下去的愿望，会在下丘脑中得到反映，下丘脑再用化学信号影响垂体腺的分泌。
　　下丘脑活动的变化会解除之前神经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让身体恢复限制和消灭变异细胞的机能。垂体腺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影响总体的内分泌，使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平衡。这一平衡会降低细胞发生变异的几率，让治疗和身体本身的康复都变得更容易。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细胞变异率的降低，为癌症的康复创造了良好条件。仍然活动的癌细胞很容易被治疗手段和免疫机能摧毁。
　　玛格·德·库克博士也在文章中说：
　　我们能够创造健康的思维模式，从而远离疾病、永葆健康。
　　我们理应为自己生病负责……是我们“让”自己患病的。自我破坏性态度造成的压力，是免疫系统削弱、致病的原因；改变这样的态度，让情绪重新放松下来，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让垂体、下丘脑和肾上腺正常工作，维持合适的激素水平，从而恢复免疫系统机能。用康复性的决定替代有害态度，就可以恢复健康。
　　总之，态度就是一切。
　　

态度的力量
我们的所思所想决定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潜意识层面的态度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外科手术、化疗、放疗、药物治疗手段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态度。《疾病的剖析》一书的作者诺尔曼·卡森斯十分长寿，这正是得益于幽默带来的健康态度。他在书中强调，很多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药物本身，而是患者对治疗的信任。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总是告诉前来咨询是否该做手术的癌症患者：“要是你相信手术能够成功，那就做吧。要是你自己都不信，那手术一定会失败。”
　　在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中，态度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百岁老人的调查发现，有一位老人每天喝一瓶威士忌，并声称这正是他长寿的秘诀；另一位老人则把她的长寿归结于每天进食一打鸡蛋和半磅熏肉。尽管这两种饮食习惯都与现代营养学的健康理论完全相悖，但态度造成的积极影响远远胜过了酒精和胆固醇的消极影响。调查惊奇地发现，所有百岁老人都充满自信，乐观、开朗，没有一个人有自卑倾向，或者自我破坏性的态度。
　　《圣经》中，门徒们问耶稣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耶稣答道，毒害我们的不是入口的食物，而是出自口中的言语。我们自己的言语和态度能成为真正的杀手。所以，当你情急之下或者暴怒之下说出“气死了，烦死了，郁闷死了”这些话时，多想一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要对那些口头语感到不以为然，长此以往，它们会变成伤害你的恶性态度。
　　我自己初患癌症时的态度是，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别人都是对的，所以我一定错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有害态度。
　　小时候，我经常会为别人的过失遭到责备，却不敢申辩，因为申辩只会带来更加严厉的责备。代人受过成了一种习惯；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责备我的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我亲爱的家人。要是我顶嘴，激发他们的怒气，就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别人的怒气总使我害怕，在战争中长大的我知道，怒气真的可以致人死命。我见过一些人因为愤怒而变得歇斯底里，做出没有理性的危险举动。
　　儿时的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责备，因为我深爱着家人，不愿他们受到伤害。现在想来，当时责备我的人真的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一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多年之后，我受到一名同事的严厉批评——同当初受家人的责备和批评如出一辙。这批评让我深深自责，而自责正是心理上对自身的攻击。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我癌症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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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态度
癌症可以看做是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对自身进行攻击的过程。
　　我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癌症患者都有自我攻击的思维模式——正如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自我攻击一样。他们大都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为了避免冲突，只能自己让步，把怒气压抑在心底。他们不知道，这完全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解释误会，压制心中的怒气，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机制必须逆转，建立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表达能力，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正如我曾因身为女性而否认自身价值一样，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缺乏自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他们靠关怀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来替代自尊自爱。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从富豪、名人、贵族，到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医生、家庭主妇、商人、艺术家等，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倾向。“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态度是他们心头的重压，也是癌症的根源。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有害态度是：癌症肯定会让我死亡，对此我无能为力。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要不就是生活环境；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我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活该如此。癌症就意味着死亡，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以最可怕、最痛苦的方式死掉。
　　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身体，让癌症迅速恶化。患者越是坚持这种态度，癌症恶化的速度越快。这种事情你肯定听过，从前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患者深信不疑，通常他们真的会在三到六个月之后死去。家属们还会说：“医生的话果然应验了。”
　　如今，医生们表达诊断结果时，通常这样说：“根据统计分析，情况相近的病人有95％会在三到六个月后死去，也有5％的病人会自动康复。或许你就是那5％的幸运者之一。”
　　心理安慰的力量在许多经典的研究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西蒙顿博士的《恢复健康》一书中详述了布鲁诺·克洛普弗医生的一个著名试验。克洛普弗医生邀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试用药物克若贝辛（krobiacin）进行治疗，这是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药。这点燃了患者心中的希望，他告诉克洛普弗医生，他相信新药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结果，受试者的情况证明，新药对癌症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这位对新药深信不疑的患者康复了。
　　不久，报上刊出一篇文章，提出克若贝辛对癌症无效。文章对那位患者打击很大，他的癌症很快复发了。克洛普弗医生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一批同行，要他们在患者面前故意兴奋地谈论“新型的”克若贝辛制剂，说这种制剂解决了致命的技术问题，对癌症更加有效。患者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了，他同意试用这种“新型制剂”。克洛普弗医生给他服了一片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衣片。患者又开始康复了，康复速度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快。
　　不幸的是，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确认克若贝辛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彻底失败。患者看到这篇文章后，癌症迅速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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