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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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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这种解释可以称为美国经济表现的新罗马理论。
确实，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例如，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盈余的经济体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一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这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在10多年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过大的影响。由于害怕失去中国取得大部分外汇储备的美国市场（这些储备又被迫投资到美国政府的债务上），中国外交主动性受到限制。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根据贸易理论，持续的贸易盈余和持续的资本账户赤字不符合出口国的利益。中国不是陷入这种困境的唯一国家。大多数世界出口国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出口国的出口商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因此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出口商是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一堆纸（美元），除非该国在未来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但是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更不用说获得贸易逆差，因为贸易盈余要用来保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维持出口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于是，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必须投资在美国的债券上。这就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经济现实。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很明显，单向流动的贸易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结束：或者出口国耗尽了它的所有可扩大的财富，或者进口国的赤字水平已经很高，出口国不愿意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出口国中央银行使经济的利率很高，使贸易不平衡长久化。而污染、低工资和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是出口国所要承担的恶果。
例如，中国在2001年出口了407亿双鞋，比前一年多255％。但是这些鞋出口的价值是1001亿美元，仅仅比上一年多24％。实际单位价值的增长是负值。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制鞋地区，年生产约30亿双鞋，占世界总产量的1/3。假定中国制鞋工人数量是不变的，那么中国在2001年制鞋业生产力下降了。而生产力保持不变或提高的唯一可能是中国制鞋业削减工人，这加重了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
当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美国出售时，美国进口商赢得比中国出口商大得多的利润率。这部分和美国货币高估所导致的配销成本虚增和美国很高的生活水平有关。例如，一个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的玩具当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当消费者购买这个玩具时，将花10美元，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进口商和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别的类型产品的数字变化很大，但是模型是一样的。2000年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进口直接形成了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大约占美国9万亿美元GDP的28％。
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000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产品完全不出口，中国通过将同样的生产力转向为国内发展生产，那么中国将使自己的GDP翻一番（该年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中国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 。。
第一章 美元霸权与新型全球帝国（12）
美国生产力的实际增长并不像总增长数目那么大。美国政府统计的每年约4％的增长率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却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向美国的廉价商品出口缓和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印钞。20世纪90年代，输往美国的货物的年增长率大约为15％。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国经济很繁荣。看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事实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取提高利率这一所谓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制美元来反通胀，导致美元债务泡沫。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美国政府生产率数目表表明，除去进口国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虽然该表显示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0％之间。这种由金融体系造成的扭曲的结果是，所有出口负债国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甚至美国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实际上报酬已经和真实贡献分离，并被转让给支配者了。产品的组件越来越来自低工资和低利润的出口国，却最后打上美国品牌。全球的生产力都有很大进步，但美国进步很小。正是美国储备体系赋予美国不用遵守经济规则的特权，使美国可以从国外进口生产力并维持繁荣。
世界贸易正萎缩。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统智慧认为，全球经济减速是在消除债务过剩，从而使全球贸易暂时收缩。世界正等着美国经济反弹，以使别国再启动出口，以摆脱衰退。
然而，有理由认为，全球贸易萎缩可以这样解释：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一无所有的人手中向拥有太多的人手中转移，而在20年后，这种不可持续的财富转移开始出现危机，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很清楚地知道，最近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将成为一个向下的恶性螺旋下跌，除非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
像亚洲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应该重建它们的出口政策，应集中在区域内贸易上，这样才会带来发展而不是将财富转移出该地区。像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等地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竞争优势，而转向共生的贸易政策，从而推进区域发展。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的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贷款，并不是要帮助巴西，而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出口更多的财富以支付300亿美元及其利息，以及偿还它已有的不能偿还的债务大山。巴西如果像俄罗斯做的那样拖欠债务，也许经济情况会好一些。那些故意推行意识形态性阴谋的经济学家能逃避良知的谴责吗？
第二章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1）
第二章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后两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6月24日。
——大萧条很可能重演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经济原教旨主义可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早期，英镑霸权加剧了对金本位的顽固坚持，这最终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今，新的一帮原教旨主义者占据显赫要职。
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先是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后来又利用币价重估和提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终于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美元霸权既没有黄金支持，又没有经济作后盾，日益只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已经导致全球特别是中国向美国持久大量出口，各国国内得不到发展，这些将导致大萧条更严重地重演。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一旦货币失去黄金的支撑，其汇兑价格就必须由政府管理，更具体的说，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会自愿让市场规定货币的汇兑价格，就算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例外。不过，中央银行家倾向于受到金本位的吸引，因为制定不受欢迎的维持货币价值的货币政策是他们吃力不讨好的责任，而金本位可以减轻他们的这种责任。中央银行家们被漫画讽刺为晚会破坏者，他们在晚会就要开始时拿走了大酒杯。
不过，即便是金本位，也是建立在一定量的货币与黄金相挂钩的基础上，是由人们根据当时的基本经济状况制定的。这就必然需要人类的判断。中央银行家不关注经济状况变动下的货币价值水平的适恰性，往往只关心如何维持先前制定的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而严重损害了任何与该固定汇率暂时不同步的经济进程。中央银行家很少认识到，固定利率是个问题，动态经济不是问题所在。当货币的汇价下跌时，中央银行家常常有一种个人的挫败感，而当经济由于货币价值过高崩溃时，他们就只是耸耸肩，将此归于金融自然法则。
20世纪20年代，饱受战争创伤后，欧洲回归金本位。这是由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中央银行家联合起来推动的，他们将之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前提条件。贷方希望确保其贷款收回时的货币价值与贷出时的相同，这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债务问题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财团的前同事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中央银行，以及这些国家的一流国际主义私营银行家密切联系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与斯特朗私交甚笃，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共识。有关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共同致力于重建欧洲的金本位，以恢复战前“国际金融的正常状态”。诺曼认识到，英国金融霸权的削弱意味着，为了完成可以维持英国战前利益的战后经济重建，欧洲将“需要与我们的美国朋友的积极合作”。
与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斯特朗也将此视为一个扩大美国参与国际金融的机遇，它使纽约能够通过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和促使银行家接受英国的金融说法，迈向其觊觎已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伦敦的历史性优势相抗衡，打破伦敦的长期垄断。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准许联储银行购买商业票据或对之再贴现。这使美国纽约的银行在与伦敦市场展开竞争的国际金融中能够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
由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开始批评斯特朗是“欧洲的精神附庸”，谴责斯特朗推动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的国际主义承诺造成了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从而剥夺了其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欧洲回到金本位，连同英国坚持的而胡佛称之为“虚构的”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要求斯特朗通过保持不现实的过低贴现率扩大美国信贷，并操纵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保持美国的低利率，以减轻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胡佛义正词严地把斯特朗的国际主义政策归咎于他所认为的诺曼和欧洲其他银行家，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赫尔玛·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的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恶意说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历了信贷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扩大了最终于1929年崩溃的股市泡沫。
第二章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2）
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整个20世纪2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远都无法接受，他们会相信斯特朗为了国际考量牺牲国内利益。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须争论，正如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民族国家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所阐明的，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保护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后是如下主张：国际主义金融力量未将国内发展作为其优先目标。
政府控制对外贷款的问题也使主导美联储的斯特朗与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发生直接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有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对外贷款，而美国贷款的收益应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斯特朗反对诸如此类的所有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中不受欢迎的政府干预，是起反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企业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购，包括购买基金，这是当前自由贸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评的限制。当然，单一价格法则被扩大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货币价格，也就是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的利率，使那些争论学术化。唯一不适用单一价格法则的商品是劳动力。这个例外使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空谈。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缓解英镑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降低了贴现率，用黄金从英格兰银行购买了1200万英镑，这些都是那次会议直接达成的。与会的法国银行家查尔斯·瑞斯特汇报说，斯特朗表示，美国主管部门将降低贴现率，这“对证券交易无足挂齿”。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般不认同纽约国际主义者的优先关切。
跨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纽约分部股东弗兰克·奥斯舒尔（Frank Altschul）告诉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摩里亚（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认为降低贴现率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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