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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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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日子平和而充满温情，所以2001年毕业后他选择了在那里工作。新加坡是一个清洁和友好的城市，“比较适合居住”，但是迅速到来的婚姻使他选择了回到中国，并且他相信，回到国内企业工作“会有更大的事业感和成就感”。
“你应该找一个外企，这样待遇等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为什么选择国企？”当他选择了海信之后，他的朋友劝诫他，骂他愚蠢，每次见面都劝他跳槽。
他却有自己的比较：“海信口碑不错，充满活力，它重视人才和技术。我在新加坡学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如果带到海信，应该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何云鹏在新加坡的那家公司做工艺设计和质量管理，他曾经帮助公司在ISO9002的评审考核中建立了质量控制流程，并把这种控制模式成功地运用到了项目管理中。
他回到四川老家操办了婚礼之后，就从互联网上给海信发了自己的简历。很快他便收到了海信研发中心副主任刘维东的回信。让他感到惊诧的是，刘在几天后出现在成都，要求面试何云鹏。几乎没进行任何考核，刘便告诉何云鹏说：“海信发展过程中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
于是，2001年11月23日，一个美丽的星期五下午，何云鹏来到了青岛。在流亭机场下了飞机，一个叫战嘉瑾的小伙子将他接到江西路。从机场到江西路，何云鹏的内心充满了喜悦。青岛给他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整洁而干净。他就喜欢整洁而干净的城市。
然而第二天，他就从青岛飞向上海。陪伴他的依旧是战嘉瑾。
何云鹏抵达上海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名工程师，其中一名就是陪伴他的战嘉瑾。005，人们这样称呼他。过了不久，他们期盼的007终于出现了。
何云鹏缺乏设计电路的经验，这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毫无设计经验。“每天埋头学，不懂就问，每天学到晚上11点，”他说，“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如此。” 2002年1月1日，何云鹏从试用状态转正，开始拿到相对较高的工资，而他在电路设计方面也“入门”了。
为了快速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主动承担了一些重要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战嘉瑾极为重视的“图像缩放”模块。
那是怎样一种研究氛围啊。他们天天想啊，想到了办法就到处找人讨论，到处跟人争吵。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关键难点上卡了几天，坐出租车的时候想到了办法，就马上给战嘉瑾打电话，电话那头，战嘉瑾兴奋异常，似乎要穿越电话线与他来个拥抱。
那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想着芯片，走路、睡觉都是想着芯片。何云鹏怕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就找一个喜欢音乐的同事给自己谈谈音乐，结果却发现自己总是心不在焉，音乐始终没成为谈话的主题，反而主题始终是芯片。
何云鹏颇为自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有一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能力，他声称自己能够一眼把事物看透，看到本质。所以，每次遇到难点的时候，他总是拖一下、琢磨琢磨，实在想不到办法了，就换个思路。
办法总会想到的。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包括战嘉瑾在内的研发小组成员的尊敬；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权力，最终作为战嘉瑾的副手而成为项目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内部的称呼叫“副部长”。
何云鹏成为副部长的时候，正是整个项目组最困难的时候。那是“信芯”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旋涡，它几乎导致整个项目组的崩塌。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用于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
整整两个月，“信芯”毫无进展，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青岛急了。
战嘉瑾也急了。
他们已经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原因。“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说，“那时候大家几乎崩溃，心里都想到了散伙。”
散伙。
项目组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信芯”，如果信芯开发不出来，项目组做了3年时间，重新回到了零，全部的心血化为乌有，全部的希望变成了绝望，那么，只有散伙才是最好的归宿了。
如果形容得刻薄一点，青岛和上海都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牢骚、抱怨、绝望、斥责……种种失败前夕的情绪都爆发了出来。
周厚健说：“作为我来讲，从来没有因为存在问题而丧失信心。应该说，最大的问题是空白，那个时候我们都敢下决心投入做这个东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放弃呢？”
。。
那个叫何云鹏的人（2）
周厚健看起来有退路：没有芯片的海信照样是一家大企业，照样可以吹嘘自己是中国家电业巨头。但周厚健没有退路。
战嘉瑾看起来有退路：开发芯片失败的战嘉瑾依旧可以回到青岛，依旧可以在海信研发中心对电视机的外观进行“修修补补”，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但战嘉瑾没有退路。
“11罗汉”都没有退路。
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4年的努力全部白费，就是青春岁月流逝的毫无意义，就是对人生和前途的否定、否定再否定。
“你成立一个公关小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战嘉瑾说。
何云鹏点了点头。几年来，他们已经合作默契，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话就能够理解对方的心情和希望。
何云鹏开始召集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解决方案的讨论，他要求下属建立起详细的讨论文档。
他们设计了两套解决方案，一套方案是对原有模块进行修改，另一套方案是做出一个新的、优化后的模块。
何云鹏其实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做一套新的模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带一带加入团队不到一年的年轻人，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一共有3周时间，这比战嘉瑾给他们的期限更短，比青岛给战嘉瑾的期限更短。他们花了一个星期讨论，又花了一个星期分配任务，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写出了代码。
然后，他们成功了。
两套方案都成功了。
系统终于可以按照设计意图正常运转起来，清晰稳定的图像处理效果在三个多月后终于再次出现了。
时间是2003年底。一个旧的年头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年头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兆头的开始。
“2004年最终采用了新方案，” 何云鹏说，“通过这次锻炼，新员工也融进了集体之中。”
这并不是战嘉瑾和何云鹏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他们通过反思，有了一套项目管理的心得。
事实上，吞噬了他们一个季度的“难点”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战嘉瑾的描述是“因为疏忽，有一个元器件型号搞错了”，何云鹏也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仅仅验证中的一个很小的疏忽就迫使所有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花了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去苦苦寻找原因？
战嘉瑾在反思。
何云鹏也在反思。
他们从项目组3年来的运作想到了自己对项目组的管理：3年来，大家一直是靠激情向前推进，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而不是分工协作。
看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整个项目小组都热火朝天，但每个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代码风格，却没有一种风格属于整个项目小组。也就是说，大家各干各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当出现一些小问题，甚至仅仅通过对方案进行优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反而因为代码风格不同而无法找到突破口。
战嘉瑾和何云鹏发现了真正的“难点”，他们开始发起一场大讨论，他们希望这场大讨论不止能够促成一种统一的代码风格，还能使“11罗汉”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团队。
他们所组织的讨论以及随后的培训，使整个项目组的凝聚力得以提升。当发现个别人有些自满时，何云鹏则与他们座谈，要他们警惕自满心态，要谦虚和主动，遇到困难时也不要有太多挫折感，“不要太脆弱”。
前进，挫折，前进，挫折，前进……
他们就是这样在挫折中成长的。从“11罗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一块岩石，从脆弱变得坚强，从激情洋溢变得理性节制。
作为一个团队，他们长大了。
他们的长大就如同何云鹏描述的那样：“小公司（组织）要壮大，要经历几个阶段，出现几次危机。必须事先预想到这些危机，让团队在应对危机时发生质变，得到巨大提升。”
每一次应对危机，都被何云鹏形容为“二次创业”。“我们只是海信二次创业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在一次创业后，活力渐退，观念老化了，现在海信要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进行二次创业。”
在何云鹏看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力，执行力的关键在中层干部。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们在“验证事件”中的表现，事实上可以用两本管理类的畅销书题目进行描述：
赢在执行。
细节决定成败。
何云鹏身上体现的成功者特质是什么？
如果你是周厚健，你会给予何云鹏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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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
“信芯”的开发终于回到了正途，快速的推进也终于得以延续。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完成了RTL电路的设计。
2003年底，他们设计的第一块芯片验证板诞生。这是一个不到一张A4纸大小的电路板，上面倾注了集成电路设计人员一年多的全部心血，是设计人员十几万行设计代码的体现，集成了300多万个晶体管，可用于液晶显示行业。
2004年初，芯片就要进入关键的流片阶段。
恰恰在这个时候，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怀疑恰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脚步徘徊起来——
这个项目能成功吗？
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人员能力到底如何？
这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芯片能够真正用在现在的整机产品上吗？
是否可以真正替代目前电视整机产品里的国外芯片？
这是“验证事件”的后遗症。那一场“验证事件”对“11罗汉”最大的伤害是他们曾经丧失了自信心，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现在，它又出现了。
周厚健曾经分析过那桩几乎令战嘉瑾他们崩溃的“验证事件”。他说：
“实际上，没有投入的时候就不能发现这些问题。华罗庚说过一句话：读书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从薄读厚，第二个是从厚读薄。我认为他们是在从薄读厚的时候产生了动摇，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飞跃了。他们不应该失去信心，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你读的书还是薄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敢去做，到后来你还没有把书读厚时更不能放弃。第二个薄和第一个薄是质的不同。第一个薄是当时没有感觉到还有这么大的难度，是一种无知的薄；第二个是我把书消化完了，是吸收之后的薄。
什么叫有信心？最后见到成果的时候才叫信心，那个信心才是实实在在的，前面的那些都只是假设。没有成功谁也不敢说有实在的信心。你想，就在你们一点东西里面，大概几十个平方毫米吧，要布局几百万个逻辑门，一门电路里有几个晶体管。所以不流片出来怎么能知道是否成功。”
是的，所有信心都只是假设，在“信芯”流片成功前，它们都是虚无的，都是空幻的，都是美丽的肥皂光，可望而不可即。
青岛对战嘉瑾的无形压力依旧存在，依旧使战嘉瑾这位“带头大哥”紧张和焦虑。事实上，他也应该焦虑，就在他们遭遇“验证事件”停滞不前的时候，是他拍胸脯向周厚健、夏晓东他们打包票说“没问题”的。依照海信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拍过胸脯的人如果不能保证确实“没问题”，他在海信的前途就完蛋了。
还有一次，他带队为周厚健他们演示“信芯”效果时，就被周厚健痛斥了一顿。周厚健后来说：
“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给我们做项目演示的时候，利用设置来回避存在的不足。当时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我说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搞不出来不要紧，我们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你们要大胆地暴露你们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这些人演示，你们不应该用设置来掩盖问题。他们也认可了这一点。我多少还懂一点技术。回去后他们很快就进行了改进，很快把问题给解决了。”
太多的焦虑，太大的压力，太遥远的未来，太密集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知和未知，考验着海信太多的人。
“我们自己、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验证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团队和我们设计的芯片，也同样考验着集团的领导，考验着海信自主创新的理念。”战嘉瑾说。
但是，像周厚健一样，战嘉瑾没有任何退路。
2004年元旦刚过，战嘉瑾和何云鹏就带着他们开发设计的FPGA验证演示系统，向周厚健、夏晓东等人和海信电器整机部门进行汇报、演示，讲解和说明他们所做芯片的原理、性能和可能达到的使用效果。
一次又一次汇报，一次又一次提出问题。
整整半年时间都是“市场推广”，整整半年时间他们都在等一个答复：
“我们做得行不行？”
除非周厚健和夏晓东说他们“行”，否则他们就“不行”。
周厚健和夏晓东最终告诉他们：“行。”
战嘉瑾的描述是：“一直到了6月，终于得到了认可，认为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成本分析也有优势。”
那时候，正是###总理到海信视察的时候，战嘉瑾为总理做了“信芯”的演示，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让周厚健在“信芯”最终成功后写信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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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诞生（1）
在周厚健和夏晓东说“行”之后，在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后，“信芯”又开始向“纵深”推进。
战嘉瑾他们带着海信电器整机部门的反馈信息开始做一些改进，原来的计划也照旧进行。这种齐头并进局面的形成，并且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现在想来，的确要归功于何云鹏对项目管理的设计。
2004年5月，电路的设计验证工作完成。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
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他们完成了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
此时，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和鼓励给了他们更大的力量。
到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VPE1X”的全部设计工作，芯片设计交付加工厂加工。
单调的记述无法证明战嘉瑾、何云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何云鹏说，从2004年6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后端服务，进行后端设计。“战工两头跑，我负责上海的电路及后端开发。我们在后端设计时，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压力很大。”
他们的压力来自可能出现的任何小问题，因为每个小问题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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