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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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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恰当的时间做出最恰当的决定，这就是他们的“最高水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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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或许就像一个人一样，它的命运中的某个时刻或某个时段发生的偶然决定了它的命运。所以欧文·埃德曼说：“有时候，一个人生命中的一次危机同时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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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何以成为海信（4）
在动荡和无序的中国市场中，周厚健和他的海信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危机，幸运的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危机转化成了改变自己甚至整个行业命运的关键时刻。
1993年的海信像中国所有企业一样，有一个黄金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周厚健开始“要用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待国有资产”。
但是，那些人才哪里去了？
对于一个老国有企业来说，计划分配来的人员已无力支撑企业持续发展，而人才的建设又非一朝一夕之功。周厚健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把仅有的人才拉到高校培训，此后又在第二年大规模的从外边引进人才，并把表现不错的一批员工送到国外去培训。至今周厚健对海信的人力资源工作也不是特别满意，但如果没有当年的决定，也许海信将会在几年后像江北大多数家电企业一样消亡。
市场并不会给企业任何喘息的机会，残酷的杀戮随时都在发生，亦随时都会结束。3年过去了，海信又有机会来体验市场的残酷。
1996年。对于彩电行业来说，那一年的关键词叫“价格战”——市场竞争中水平最低却最普遍有效的战术。由长虹发动的“价格战”至今令很多人心有余悸。那场血腥的战争及其之后不停顿的厮杀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就是整个行业的亏损。
1996年，其正是每个企业都被价格战拖得精疲力竭，许多彩电企业宣布产品降价。海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降价压力。
杨运铎，海信集团副总裁说：“海信电视机当时面临巨大压力，价格与市场背离比较大。”那时候他是海信在山东临沂刚成立的办事处负责人。与市场靠得越近，他就越能感觉到长虹东扩的腾腾杀气。
在海信的会议室里，周厚健与他的下属不停地争吵海信的产品该不该降价，对于这个企业来说，生死只在一念之间。谁也没说服谁，大家的看法是：降价是死，不降价也是死，不如到市场上去看看。
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四处调查，在那一个月里，他们不再是海信的老总，而是海信的市场调查员。调查的结果使他们做出决定——不降价。
当然，他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7月12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宣布：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服务”的“三高战略”回应价格战。周厚健把他的产品机芯展示出来，比其他品牌同型号彩电多了12个零部件。周厚健用他特有的浑厚嗓音说：“海信产品不降价。我们已经做到了质价相符，也就没有必要降价。”
这次周厚健的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其实早在一个月前，他们已通过较量收复失地。三个月前，周厚健为了应付长虹的进攻，成立了众多办事处，负责各地区市场的保卫和开拓，仅在山东一省，这样的办事处就设立了14个。
又过了几个月，杀戮结束，跟风降价的江北电视机品牌溃不成军，只有海信存活下来。程开训，海信集团副总裁说：“在此之后，泰山、双喜、牡丹、黄河、金凤等品牌最终都走向了灭亡，因此我说，企业最终靠的是一股气。”
到了1997年4月，就像一个“愚人节”的恶作剧，海信空调投产上市。当时全国的空调市场已近饱和，但海信固执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领先的变频技术。他们的自我评价是：“掀起了一场空调技术革命。”
这次轮到他们使用价格战的战术了，在2000年，他们的“工薪变频空调”拉开了价格战的序幕，也拉开了海信与长虹第二轮的恩恩怨怨。
1999年，海信又掀起了“纯平彩电风暴”，他们提出“在技术上进一步，在价格上让一步”的口号，将纯平彩电价格降至4998元。“技术革了价格命”，海信这样宣称。在程开训看来，海信仅仅比别人快了一点点，然而，市场只钟爱那“一点点”。中国家电企业的恩怨情仇，也在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中，越积越深，直到有一天悲剧的主角诞生。
2002年的1月10日，对于海信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周厚健在北京宣布与新浪、阳光和四通结成战略联盟。在头一天，时任海信电器总经理的汤业国在9个城市同步推出了他们的ITV——互动电视。一个“宽带寡头”诞生了。
但是，1999年海信推出“机顶盒”失败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宽带寡头”的命运如何？
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没有人能够掌控市场。所以，2002年1月10日，也许将是海信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但谁又能肯定这不会是一个黯淡无光的时刻呢？
“在人的一生中，能挑出某一天作为改变未来的转折点，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很少见的。对于立志改写历史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他们的一生中，往往有历经磨难、甚至有许多转折点。在他们经历的岁月中，会一再遇到需要作出——不仅影响自己事业，而且影响全世界历史的——重要决定的时刻。”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5）
对于中国家电产业来说，对于周厚健和海信来说，我们总能找出许多个“某一天”，证明他们随时都在承受偶然带来的欢乐和痛苦。
5
很多人会问“海信为何会成功”，我曾给出“八大经验”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海信何以成为海信？
“八大经验”当然重要，它提供了技术模式。但“海信经验”没有解决使命感和价值观的问题，而这才是“海信何以成为海信”的确凿答案。
如果说，在海信奉行的价值观中，要找出一个真正有推动力，且又不为他们自己所知的，那就是速度。我曾说过：速度，更快的速度。这就是海信法则。
我们回头来看。真正能够推进海信成长的，表面上看起来固然有多种因素，但最本质的是速度。管理革命、稳健财务、低成本扩张、追求卓越的文化、技术创新，无一不是“海信速度”的助推器。
没有它们，当然不可能出现“海信速度”，但“海信速度”却最终造就了海信。
要想让这个行业坦坦荡荡、自动地改变和革新，基本上不大可能。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临着一个生存或者死亡的选择。
海信人会选择什么？
海信人又在想什么？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不再是规模、方向或管理细节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基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海信选择了速度，于是我们就见到了现在的海信。
于是我们便明白：海信何以成为了海信。
为什么“速度”才是海信法则？
你认为在中国企业推行TPI/TPM能获得成功吗？
海信是何以成为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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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信芯改变了一个时代
春天是这样到来的：一声春雷，惊醒了蛰伏沉睡的小虫。它们开始蠢蠢欲动，从睡梦中醒过来，从泥土中钻出来，从沉寂中喧嚣起来。它们开始爬行、吞吐、成长，它们开始挣扎、蜕变、飞翔……
一场春雨过后，曾经灰暗荒凉的世界变成了绿色天堂，“一道道春水流过的地方，如今变成了一条条花河”。
那一声春雷，惊醒了整个大地。
那一声春雷，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2005年6月26日，海信在青岛炸响了一声惊醒中国电视制造业的春雷。“hiview信芯”，一款由海信历时4年自主研发、达到同类芯片国际领先水平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已成功实现批量装机。
一颗真正的“中国芯”诞生了，它的诞生意味着“7000多万中国彩电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宣告结束”。
海信，用一颗“信芯”惊醒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海信，用一颗“信芯”改变了一个时代。
青岛
青岛。2005年5月19日。
在青岛市东海西路海信大厦23层的办公室里，周厚健正在写一封信。他似乎有无数的话想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总理阁下，”他写道，“去年6月20日，您来海信视察时……”
他放下笔，走向窗前。
对面就是大海，是胶州湾和太平洋。一百多年前，德国人的军舰就是停靠在这里，青岛的屈辱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青岛成长的故事也正从那时候开始。
从胶州湾出发的一条河流通向莱州湾，河流以东的土地便成为中国最富饶的胶东半岛。河流在地理上将山东一分为二，青岛则扼守了山东的咽喉。
以地势险要来形容青岛毫不为过，但地图上注明的青岛，始终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脚下便是大海，太平洋触手可及，这样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独一无二。从有名的栈桥向远处望去，一望无际的是蔚蓝的水和更蔚蓝的天空。
如今，青岛不再有昔日的耻辱，重新回到风云际会当中，成为中国的家电“制造之都”，成为“青岛制造”的缔造者。
工业在崛起，传统的“五朵金花”，亦即青岛的五个工业企业——海信、海尔、澳柯玛、双星和青岛啤酒如今依然雄踞着整座城市。它们有些“飞扬跋扈”的特征，既然它们为政府提供了大笔的税收，解决了就业，带来了声望，政府当然不遗余力地对它们表示感激和支持。市长和书记偶尔会到那里转一下，有时候会写几个字，与其说他们是为了表达某种观念抑或视察工作，倒不如说是他们在向整个城市表明他们对“五朵金花”的态度。
家电工业操纵了这个城市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1969年，青岛市总工会所属“五七”工厂更名为青岛无线电二厂，成为青岛市生产收音机的专业厂。那一年，他们试制成功5管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取名为“五七牌”。到当年年底，生产500台。30年后，在庆祝建厂30周年的时候，继承权力的周厚健高声宣布，海信集团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又过了5年，在庆祝35周年的时候，海信已俨然是一家国际化公司了。
这座城市也走在通往“国际化大都市”的路上，它试图恢复昔日的炫目地位，在一个新的时代延续着东方诺林根的梦幻。
青岛在默默成长，从一个西方化的城市变成一个纯粹中国化的城市，现在又迈出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别人学习它，它援助别人建立工业，后来它又学习别人，与自己当初援助建造的工业者竞争，现在别人又开始学习它，但这次青岛可不容易模仿，它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或称之为核心竞争力。
历史曾使青岛死亡，又使其复活。如今它“蔓延”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德国人规定好的城市局限并不能阻挡它的扩张步伐，它像个推土机，不停地推倒一片瓦砾，又建造出一个城市；它推倒了旧的工业体系，又建造出新的“制造之都”。
3年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比赛也要在这里进行，到时候，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丽景观也将展现在这片海面上，并将永远定格在青岛，中国及至世界奥运的历史上。
4年前，即2001年，国际帆联主席保尔·亨德森曾站在胶州湾畔说：“我一生从事帆船运动，知道船离岸后不能回头，青岛的奥运之帆已经扬起，以后的7年，我将和青岛一起往前走。”
“我以前从来没有失败过，希望这次也能成功。”他说。
保尔·亨德森憧憬的未来，正是青岛憧憬的未来，也正是这个国家憧憬的未来。
周厚健站在窗前。他的狂热、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使他带领海信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要以柔弱的身躯、激动与热情，去叩启中国家电制造业通往再生之路的森严大门。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使命，这是整个民族的使命。2004年的6月20日，当###总理面对着这片大海与海信的员工不断合影，并且对他说出了语重心长的期盼，与他做出了一个约定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事实。
现在，祈望终于实现了。
总理的约定（1）
青岛。2004年6月20日。
17：30。
海信集团总部。
周厚健、于淑珉、程开训、肖建林、汤业国、王志浩和很多海信的其他员工在海信大厦的大门口翘首等待。
除了几辆警车停留在门前，这里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习惯了海信大厦的热闹、繁忙和喧嚣。在青岛，这座钢琴一样的建筑是东海路上的一个标志，它就像这家企业给予人们的印象一样稳健却充满向上的活力。
东海西路上矗立的海信大厦，面对着潮涨潮落的太平洋的海水，面对着不期而至的台风和海啸，却像架钢琴一般，我行我素、充溢着艺术气质，似乎与浮华的东海路不够协调也不够气派。你一时可能弄不清为什么它那么奇怪，很快你便会明白。它的神态始终如一，像个中年人，一面想保持少年人的激情，一面又要老年人的智慧。他们焦虑地展望着未来，还装作严肃偷偷地微笑着。
“来了，来了！”等待的人群中突然有些嘈杂。
周厚健抬头望去：在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省长韩寓群和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簇拥下，###总理正向海信大厦走来。
身旁是长长的随行队伍，有金人庆、李毅中、魏立群、张国宝、陈进玉、于广洲、丘小雄、李润田……放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他们不是封疆大吏，便是一品大员。如今，他们都陪着总理，向海信走来。
周厚健有些激动，他赶紧向前两步，喊了声：“总理好！”
###总理这次来青岛，是为了主持在这里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且出席6月22日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同推进新世纪的亚洲合作”的讲话。作为这个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他不会浪费一丁点儿时间，顺道考察海信等大企业就成为他工作日程表上的一部分。
周厚健将总理引入海信的展示厅，那是一个“虚拟”的海信，可以在一个大厅中完整地看到海信的过去、现在和设想中的未来。一边走着，周厚健一边向总理介绍海信分布于国内外的工业园区、全球生产、###络和信息产业发展情况。总理则一面观看，一面与周厚健交谈自己的看法。
那一天，总理多次停下了脚步，他每停下一次，就意味着海信的某项研究或者某个故事吸引了他。而深深吸引总理的，却是计算机展区的ASIC芯片。他请旁边的海信工作人员给他介绍一下。
海信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昌说：“总理，您好！我简要向您介绍一下海信ASIC芯片的情况。”
总理道：“好的。”
王俊昌：“这是海信推出的专用集成电路芯片，主要应用在视频类产品的核心数字处理部分。该芯片由海信自主开发，已经申请了两项发明专利，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年产彩电6000万台，但由于没有核心芯片，只能称为电视制造大国，而不是电视制造强国。中国面临着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升级换代，由于芯片制造技术不掌握，产品将会受制于国外企业，同时要付出大量的专利费用。海信芯片的推出，将彻底打破国外的垄断局面。”
周厚健：“总理，该芯片对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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