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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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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汉”（2）
“11罗汉”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信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往事，曾经的寂寞、孤独、痛苦和欢悦都变成了往事。
现在，他们赢得了信心，他们需要做的是：迅速地提高“信芯”集成度，增加“信芯”功能，将其升级为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
与此同时，周厚健、于淑珉和夏晓东还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的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他们曾经一无所有，但他们最终拥有了一切；
他们从零开始，曾经差一点回到了零，但是他们战胜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1的突破。
也许在若干年之后，他们的“信芯”被别的芯片取代，而只是变成一个标志，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归平凡，但这个芯片中心不会忘记，曾经有“11罗汉”，他们曾经屹立潮头；他们曾经炸响中国芯片业的惊雷，将整个芯片业惊醒；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春天，并且让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春天，只要我们能够在春雷声中惊醒。
海信“11罗汉”的故事对于团队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
海信最大的收获是“信芯”还是“11罗汉”？
周厚健（1）
在青岛，在东海西路17号，你不能不说起周厚健。战嘉瑾如今变成了“信芯之父”，而使战嘉瑾成为“信芯之父”的，却是海信这位温和敦厚的领袖。
周厚健是一个痴迷技术的人，有一篇文章说他“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海信史》则形容他——
“虽然脸上老是布满笑容，说话的时候，胸腔里依旧像装了一个频率挺高的扩音喇叭，但他身体状况变得有些糟糕。他每天必须按规定时间吃药，否则病毒就会袭击他，干扰他。他较亲近的部属熟悉他的身体状况，但并非海信的全部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在人群中慷慨激昂的时候，或许得忍受疼痛的折磨。
“除了病毒外，疲劳也老是侵袭他。曾经做过他秘书的陈宏曾经奇怪他为什么每天忙到凌晨一点才睡觉，早上却从来不会迟到。等到一起出差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周厚健的秘密——他一挨枕头就能打呼噜。
“但在公众的印象里，他充满活力，憨厚但绝不愚钝。他的睿智可与柳传志相比，而其管理上的才华，亦使他有机会赢得‘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的奖杯。”
在海信，周厚健的地位就像半个神。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除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外，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他的微笑常常能感染身边的人，然而他更多的是爽朗的大笑。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和愤怒，一旦有人刺激了他，他的情绪神经就会立刻作出反应。
他行为上自制、严谨，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习惯性地西装革履。除了欣赏足球和拳击外，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他时而“保守”，时而“激进”，对手们捉摸不透他，于是只好乖乖输给他。
从2001年将权力棒交给了那个叫于淑珉的女人以来，他便开始习惯性地隐藏在海信的背后。在这过去的4年里，周厚健就像一个神秘人物一样指挥着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他不曾从争斗中赢得个人的美誉；他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胜利越多，他对他头顶上的星空就愈加敬畏。
“信芯”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个巨大的胜利使他坚定了他领导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的信心。
他曾经描述说为什么“决定搞芯片这种东西”：
“关于芯片的作用，具体的描述大家可能不理解，笼统地讲，大家说芯片是信息产业的基础，现在看来，它不仅在信息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改造都离不开芯片。就像传统的机床，如果没有芯片，你就不能把它数据化，变成数控机床。
彩电这样的产品，芯片的意义更大。彩电的量太巨大了。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这种超大规模的芯片在大量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空调、冰箱、手机、电视等——还没有哪一种专用芯片实现国产化——我指的是设计开发领域。”
对于芯片生产，周厚健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感觉生产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开发；生产赚不到大钱，赚到大钱的是设计。
“其实，打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只生产就像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是按照图纸来施工，设计图纸是要付出巨大脑力劳动的。”他说，“制造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也很大了，随着制造能力的拓展，这种竞争会越来越加剧，利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薄。但是开发这一块，它相对来说完全依靠的是人才，是人脑，所以这种设备投入相对较少，是对高素质人才智慧的高度依赖，它的利润率自然会高。说到底，对设备依赖性差、对人才依赖性高的产业肯定是一个利润高的产业。”
在许可战嘉瑾他们开发“信芯”之前，他首先得给自己信心。他知道，他们可能投入了几千万，最后得到的却是零；战嘉瑾他们从零开始，可能最后又回到了零。
他和夏晓东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时而拊掌大笑，时而沮丧不堪，觉得毫无前途。他们时而酣畅淋漓地讨论，时而尖刻地相互争吵，只为慎之又慎。最终，他们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做芯片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他们愿意“找死”，因为那至少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死里逃生，或者在濒临死亡时起死回生。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等死”，他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为了这一线机会，他们得说服自己，一旦失败出现的时候能够坦然地面对失败，从梦幻中醒来，重新接受残酷的现实世界。
“如果你想去攻克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你就必须允许失败。那么，这种‘允许失败’看来有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企业的损失，表现为投入的损失，失败意味着投入的无效；再一个是技术人员的损失，他们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失败了，最直接是他们的生命时光白白浪费了。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技术开发允许失败的这种机制，企业的研发人员谁都不敢触及难的技术课题，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不能往上走。所以说，这种‘失败’虽然代价比较大，但它对企业对技术、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追求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机制。它对技术人员也是有益的，作为有才华、有思想的技术人员，他不愿意去做简单的、重复的那种风险小的课题，他愿意承担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认可‘承担难的课题，你失败是正常的’，他愿意承担难的课题并且为之呕心沥血。一旦成功，对他的技术追求很有意义，对他的成长来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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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健（2）
给了自己信心，给了自己能够坦然接受失败的心理暗示，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去追逐未来。但他们却又异常谨慎，因为他们知道失败是多么的不可接受，要尽量避免失败。
“任何一个决策都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决定的，一定要有比较专业、比较好的技术群体来帮我们做决定。海信之所以在一些比较难的技术领域没有出现决策出错，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有一些积极向上的技术人员，他们用掌握的知识和负责的精神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而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周厚健相信技术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一个台阶都不能越过去”。对他来说，不存在有钱就可以买到最先进技术的可能性。
“如果你没有一步一个台阶的话，当技术上升到一定难度，你连决策的条件都没有。技术积累，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技术人才的积累，很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周厚健相信是海信的文化积累使得江西路11号那些年轻的技术人员逐渐成长起来，也正是这种文化积累使他们能够理解海信的定位，促使他们去思考、去涉足难度更大的技术课题。
“作为企业来讲，它能够长期冒着高投入的风险，我认为这有赖于这样的氛围；作为技术人员，能够承受高难度技术开发压力，能够在很长时间的技术研发中耐得住寂寞，用心去搞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也和企业的发展定位、企业文化形成的氛围有关。”他说：“一个浮躁的企业，他的技术人员也一定是一个浮躁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耐得住寂寞、做长期的潜心研发。”
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矢量变频冰箱。在海信刚开始做冰箱的时候，一位负责开发的老总就找来其中一位技术人员说：“你别的什么也不用干，就去干矢量变频。”
那位技术人员花了3年时间——这3年里他没出任何成果——最后终于将矢量变频冰箱开发了出来。
周厚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刚涉足冰箱领域不久，市场压力也大，他没有安排这些人去搞应市产品，而是安排专人去搞一个技术高深有未来前途的产品。我们的开发负责人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我认为在海信带有相当的必然性。是这种企业的文化决定他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于未来，周厚健充满了紧迫感。他相信一个不在企业的人不会了解这种源自市场的紧迫感，他也相信“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动摇开发未来产品的决定”在企业中也很难做到，因为它扔出去真金白银，却见不到眼前的效益。如老百姓俗话所说，哪怕是能够听见一声响声也行啊。
“应市太紧迫了，你开发一个眼前的产品，马上到市场上卖，整个环节动起来了，生产有活干了、销售也有活干了。但是，去开发未来产品，并不能帮助当前市场上的主要品种对眼前几乎完全无助。”
但周厚健信奉的是“企业的持续经营”，他更信奉技术，相信技术研发最能体现“企业的持续经营”内核。他支持“今天投入、明天产出”的项目，那是海信活在当下的保证；但他更支持“今天投入，后天产出”的项目，因为那才是海信活在未来的保证。
但是，在中国家电业，太多人在干着“今天投入、明天产出”甚至是更加急功近利的“今天投入，今天就要产出”的事情。他们被当下压垮了脊梁，被当下迷失了心志，被当下蒙蔽了双眼。
日本人为什么看不起我们。周厚健曾到处讲日本人对中国企业的评价——那是他从东芝一个叫石田博之的人那里听到的一种评价：
“中国的企业就是一帮水果贩子，市场上需要什么水果，它们就包装什么水果。他不是种水果的，更不是种优质品种水果的人，而只是水果贩子。”
周厚健一方面相信这个日本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来自纯粹的市场竞争视角，“实实在在地讲，中国人在核心技术上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实在太少了”！
2004年12月的《中国财富》杂志访问了索尼、东芝等日本7家家电企业，得出的结论是：就在中国企业急于叫板日本企业、超越日本企业，甚至急于避免重蹈“日本制造”覆辙的时候，被调查的日本企业却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在劳动成本上良好的控制能力只适合充当生产上的合作伙伴，而绝对不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挑战力量。
韩国人呢？韩国管理学会会长朴胜虎说：“我访问了近40家跨国公司的人员，50％以上的经理认为，大多数中国的本土公司在未来必然会消失。以等离子电视为例，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等离子生产基地大都以进口散件组装，因高关税而仍然无法与国内企业相比，但当3至5年后关税 50％的承诺一兑现，国产品牌现有的优势将丧失殆尽。”
周厚健（3）
作为家电业的巨人，作为这个行业的权威人士，他曾看到很多国家的家电业整体衰落而被日韩企业并吞，也有很多国家庞大的家电企业被日韩对手全面淘汰。在有的国家，家电制造完全被日韩企业控制。
“凭什么中国就不可能？”
“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天，中国的家电用企业全部垮台，而中国市场上的家电用品由日韩来垄断呢？”
周厚健曾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述业界的预言，说是日韩企业的真正觉醒与进攻，也就是中国企业消亡或衰落的开始。“被预言的中国企业当然也包括海信。怎么办？”
周厚健不想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中国，不想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海信。他希望看到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家电业，看到一个有着巨大竞争力的海信。
但是，现实不免让他感到悲哀和心灰意冷：
“中国的这种技术落后的局面，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昨天，我们一个同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日立成立了PDP专利管理运营公司，专门就PDP专利的取得、维护和管理，实施使用许可证进行管理和运营等。我们的一个老总对此说，这说明日立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技术，这就是有技术实力的企业的一种常用做法，也意味着这些关键技术方面没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专利几乎已成为高悬在中国电视企业头上的一把剑。中国在某一个产品上的核心技术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以后经营的最大难题。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企业认识到这个问题。”
或许是有人认识到了但是又不愿意去做。有人安慰他说。
他反驳说，如果真正认识到了这是个关乎存亡的问题，就会有人去做的。很多企业认识到了但是未必认为这是关系到企业死活的一个问题。
“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得这么迅速？实际上是在发展初期不断进行技术积累，拥有了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以后。当外国企业对其实施打压的时候，它总能避开，实行专利交换。这种交换是依靠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所以，没有技术积累，没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它不会有好的产品——即使有好的产品，也无法取得好的经营成果。举例讲，我们开发的3G产品还是不错的，但是3G手机的核心专利是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他们拼命收取高额的专利费——到目前看，按照各专利厂家收取的费用，专利费已接近销售额的20％。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有了好的产品，会有好的经营结果吗？所以，韩国企业能够避开这些拥有专利的企业在技术上的压制，是由于它们自身就有比较好的技术专利。”
一想起3G手机核心专利的现状，他就又想起了###总理来海信视察时问起的那句话：你们能不能开发手机的芯片？想起中国9000万手机的主要芯片全要进口的现实。这种反差常常使他彻夜难眠，思索良久。
笔者曾与周厚健有过深入对话，问答间周厚健的脉络更加清晰。
问：可能中国有一些制造商更愿意去当个“水果贩子”。
周厚健：那是他感觉这样效益来得快。因为技术积累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早期投入是没有产出的，只有投入一段时间成功以后才能有产出。投入一段时间如果失败了，投入就是白投入了。
问：这个对企业的报表各方面也不好看。
周厚健：这是一方面。在会计学里有“会计假设”，四个假设里面有个假设叫“持续经营假设”，我认为在企业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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