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中国企业的十大定律:崩溃-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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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的道德风险
刚才谈的是根正苗红的国有企业失败后的情况，失败后的民营企业面对的环境就更为恶劣了。民营企业进入市场时要承担更多的道德压力。首先你要努力地证明你是好人，要努力去创造财富，而且又不给你充分的条件，没有贷款，没有经营执照。早期的民营企业只能借国有企业的牌子进入市场，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往往只能靠来路不明的贷款起步，一开始资产负债表上就已经负债累累了，很难看。一起步，民营企业就要冒着资产随时被收归国有的危险，还要顶着非法集资等罪名（如贿赂银行、挪用公款、注册资本不实或抽逃资本金等等），它只能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这就是何以民营企业大都从贸易开始做起，大都做医药、房地产等的原因。这些行业有政策空当，有暴利机会，有随时退出的通道。而且，在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相当初级的环境下，一旦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它就进入了一个债务链条，无法资本化。只能借短放长，不断用五个盖子捂十个桶。因此，泛泛地批评民营企业急功近利的眼光和借短放长的战略是容易的，却是不够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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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
范棣：河北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案子就回到你提的问题了。###因为想做事，做对社会、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可是没有资本，家里又不富，所以就向别人借钱，犯了非法集资罪。但是，如果他不能向朋友和其他人借钱，他能向银行借钱吗？他凭什么去银行借钱呢？其实，就是银行给了你钱，只要你企业失败了，也一定查你，说你骗贷。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路可走。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家（我不是替民营企业家的出轨辩解什么），要不一辈子当穷人，要不只能冒点险。###就冒了这个险。
　　没有融资的渠道，怎么有资本来发展？难道靠打工？难道靠每月的工资来创业？一定要有资本或者说本金才能成事。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可能跟国有企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之前提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家是不一样的，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不是一个意思。
　　王巍：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按严格意义的市场经济来说都不是企业家，但在转型过程中没有一个企业家是凭空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都姑且称之为企业家。国有企业家严格看来是一种特权企业家，他靠很多政策的支持。但如果他们努力利用特权走向市场，应当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2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也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在推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与巨大贡献。而民营企业家没有特权和资源，只能通过非主流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早期积累。这种原始积累的方式一般是有点问题的，特别是用后来的法律衡量以前的行为的话。
　　其实西方的原始积累也是如此，包括洛克菲勒以及梅隆、摩根、卡内基等，当年都是欺行霸市的，血腥腥地盘剥百姓。后来，他们努力通过慈善事业来多少弥补他们的社会形象。尽管他们在道德上受到长期的鄙视，但在创造市场经济和促进工业进步上依然被推崇为美国的英雄。可是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等级始终是士农工商，而且社会等级就是道德等级，从来商都是社会最底层。尽管多数人都认可民营经济在中国过去20多年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人们内心甚至也向往进入民营企业工作或下海创业成为民营经济一分子，但在公开场合，一谈到民营企业，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挪用资金、侵占利益这些，好像他们一旦有动用资金的权利就只能做些这种事。一谈到民营企业做生意，就是桑拿、按摩、拉拢、腐蚀等歪门邪道，主流的电影、电视等宣传也就是这样简单勾画人物的。这种社会和舆论环境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压力是巨大的，一旦经营困难，仅仅舆论导向就可以使他们顷刻崩溃。
　　

中国企业非常需要破产保护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一般情况是，企业主动申请破产，大家关心的是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双方利益。破产保护的核心是：先研究给企业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不允许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看看能否使企业通过暂时停止支付债务而恢复正常。如果不行，再研究如何公平分配资产。
　　破产有两个法章。一个法章是第七章，另一个法章是第十一章。第七章下的企业就是彻底崩盘，一点戏都没有了。在这个法章下，比较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一旦进入第七章，企业只能立即请社会中介部门来清盘，清盘中保护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包括失败者，保护其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除非有起诉，有确凿证据证明债务人犯罪，债权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一般情况下，企业破产很少上升到刑法制裁。那么，另一个法章，第十一章，就是保护破产企业利益的。债务人可以申请进入第十一章，进行破产保护。通常情况下，法院给债务人半年到三年的时间，缓解债务的压力。在这个缓冲期内，债务人不用还债，债权人不能逼债，企业继续经营，无非有一点格外的监督。
　　所以，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在企业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社会首先采取救的方式。社会给企业的是保护，因为企业是社会经济利益的载体，大家更关心的是就业，是税收，是生活稳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关注点不在企业家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往往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甭说经营失败，企业崩溃，就是在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家个人也得承受政治上的责任。因此，一旦企业出现危机，第一件事就是想到人的问题。
　　

崩溃时有一万只脚踩上来
范棣：这里面还有一个博弈的问题。美国的破产法就是一个博弈的结果，但这个博弈是一个合作性质的博弈。政府做一个中介人，通过法律手段，替大家制定一个合作规矩，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绑在一起，这有助于解决企业的危机。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本来就很脆弱，所以需要保护，不能让债权人乘机损害这个企业未来的利益与前途。所以，政府通过法律干涉，给这个企业三年时间，重新站起来。如果三年还是不行，那对不起，企业你再走上正式的破产，彻底崩溃。这就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制度性保护，也是对企业家创造精神的保护。这个制度是一个博弈，是一个合作的博弈，双赢的博弈。
　　目前中国的企业经营生态环境大大不同，企业一旦有了问题，所有人就立马站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与企业家进行斗争性的博弈。银行是你的敌人，媒体是你的敌人，大众是你的敌人，朋友也是你的敌人。所有人都要打倒你，再踩上一万只脚。为什么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道理。比如，银行关心责任问题，具体办事人员担心被扣奖金，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企业你给它半年时间，就可以活过来，但是谁担责任啊？没法给机会。一般的大众更是幸灾乐祸，看到一个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倒了，还不如自己，痛快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所有人都站在企业家的对面，令企业一旦出现危机以后，就迅速崩盘？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破产保护法律，让企业家能够有一点安全感，让这个社会最活跃的生产力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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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家是弱势群体
王巍：我又要回到文化层面上来说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尽管我们现在鼓吹市场经济，但是商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弱势群体的话，企业家也应算是弱势群体，尽管他们经济上可能很富有。在中国，13亿民众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工人。中国的江山，民为社稷，在民以食为天的情况下，商人远远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因此，一旦企业出事，要崩溃了，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的时候，或者无法再继续给其他人提供利益的时候，舆论导向会谴责企业家，企业家成为情感宣泄的垃圾筒。舆论认为，一定要抓害群之马，一定要抓企业家。这就是你说的斗争性的博弈，盖棺定论，一旦企业出事了，先盖棺，处理企业家。
　　例如，去年的中航油做期货失败导致5亿美元的损失。唯一抓的就是一个陈久霖，其他人的责任呢？董事会没有责任。具体导致交易失败的那个韩国人什么事也没有，仍然给他发工资，只有陈久霖一个人承担责任。舆论上说是他刚愎自用，人品有问题，既不懂管理，也不懂期货，更不懂石油。于是民愤极大，抓住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那么，是谁给了这个三不懂的人这么大的权力呢？好像没有下文了，就是一刀切地警告国有企业不得做期货交易，干脆断了保值业务的路，退到原始市场经济的路上。现在国家又把这个企业注资做活了。你看，崩溃的还是企业家个人，没有企业。
　　

培养民间资本
范棣：中国是一个特别缺少资本的国家，特别是缺少民间资本。除了国家资本，就是外来的资本，西方的资本，很少民间资本。中国急须解决的问题是培养民间资本，或者说是培养除了西方输入的资本之外的市场资本。有了民间资本，才有可能避免那些人只能向银行借钱。因为没有其他的资本来源，资本市场又不发达，大部分的上市企业都是国有的。民间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很大后果，是造成中国经济瘸一条腿，不能平衡。所以，在鼓励民间资本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些想发展的企业家，对他们想做的事情不采取一个宽恕、原谅的态度的话，我们就仍然不能改变一个资本穷国的现状。
　　企业家这些人实际上是为中国创造民间资本的基础，而民间资本正是中国未来赖以发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整个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和平稳，以后就不会出现很多企业崩盘，不会出现金融制度问题。
　　中国经济从资本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穷呢？就是因为没有民间资本，资本都是国家的，国家资本是以分配方式给你的。这容易导致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如果看不到民间资本对国家多么重要的话，怎么做到国富民强？政府有钱不是国富，政府的钱不是资本。真正的资本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企业家。
　　王巍：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家的最大贡献是组织社会资源，并且把社会资源用最优化的方式进行配置，因此他可以说是千条线一根针。整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有没有活力，能不能与国际接轨，能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源源不断地持续增长，企业家这个群体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社会对这样一个群体不宽容，而是采取苛刻的方式，采取一种扭曲的心态来对待企业家，这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无法获得长久发展繁荣的动力。我觉得，应该不断地呼吁社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崩溃是企业家的崩溃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定律：崩溃的是企业家，而不是企业。也许这句话说得比较极端，但是毕竟它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一个正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应当对企业家个人作太多的道德判断，我们更主要关注的应是企业家所带动的这个生产力，所带动的这个配置资源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规则。如果出现崩溃的话，我们更关心的是整个资源配置的结构方式，能不能形成社会保护，使崩溃不会殃及到其他的生产要素，把它整个正面的东西继续发挥下去。挥泪斩马谡，不应当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范棣：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说中国过去10年自杀的企业家中，85％以上是民营企业家。
　　王巍：我给你补充一个东西，《中国企业家》杂志20多年来的封面人物你可以看一下，还剩多少没出过事。
　　范棣：大部分自杀的企业家是因为压力而选择了毁灭。国有企业家自杀的不多。国有企业家大不了不承担责任就是了，但民营企业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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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到底有理还是没理
引起社会扭曲对待企业家的另一个背景是贫富差距太大。因为致富，企业家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民营企业再怎么高尚，再有社会责任，毕竟财产是你个人的。富了，是不是靠剥削？剥削到底有理还是没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们的心头痼疾。毫无疑问，按照我们正统的观点，剩余价值的创造，一定来自于剥削。一个企业家的财富越多，就是剥削社会上的其他人越多。这么多财富，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去，很容易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所以，我们说这个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我这里很矛盾。既然我们主张宽容企业家，允许致富，但是另一方面，又说你发了这么多财，剥削别人……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王巍：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里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了。什么问题呢？尽管事实上我没有做统计资料，但是我还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纺织行业，同样的企业，现在证明是民营企业产值效率更高，民营企业雇用的人更多，民营企业给工人的福利更好。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如果是剥削的话，国有企业用较低的生产方式，给较低的工资，还不断进行无效率的投资，浪费大家的财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应当怎样理解剥削呢？
　　

许多人是不是不喜欢私营企业
范棣：我给你说一个小故事。我到上海出差，有一个公司请我去帮忙。这个公司有一些财务上的危机，正在酝酿被其他企业收购。这个公司派一个老司机来接我，这个老司机在公司工作了30多年。我们聊天。他说上海房价那么贵，工人怎么可能在城市生活呢，早就变成农民了。然后，他说他很担心这个企业的前途。我问他，你希望企业怎么样呢？他说最好什么都不发生变化。然后，我问他万一企业被别人收购怎么办呢？他说，不管怎么收购兼并，最好赶紧定下来，不要让我们慌张。然后就说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公司让民营企业收购了。什么道理呢？他说，民营企业收购了对工人可能更狠。尽管这个工人没有在民营企业做过，但是他从普遍的社会舆论中得到一个感觉，认为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狠。
　　王巍：我有很多民营企业客户，其中有一些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所有竞争对手中，国有企业都失败了，在这个行业里最大的前三家都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经营失败破产了，工人的饭碗都没了，很多工人只能下岗就业。而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却有工作机会。如果让他再回到那个国企的体制内，那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现在中国毕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比较短，还处于转型阶段，有些人还仇富，在大众的投票箱里，民营企业家可能是不得人心的。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开始习惯并赞赏民营企业家了。
　　范棣：再跟你说说那个老司机。他谈起另外一个问题，更引起我的深思。他说，他工作的公司解放前是一个药房，大概有100多年历史了，很老的药房。解放以后，这家药房的资本被收归国有了，老板跑到国外去了。药房的名字没有变，还经营下去，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后，这个老板经常从海外回来看企业，很关心这个企业。有一年看到工人住房很差，就自己掏钱给工人盖宿舍，让工人能住上好房子。他说，这个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