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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济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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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工作的人获得高收入，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
第二个问题是：要想让家庭收入跻身全国前20％，你要怎么做呢？家里有个大亨、CEO什么的
当然可以，但大多数家庭采用的办法很是寻常：夫妻两个都去工作—而且，都是全职工作。统
计局2003～200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每周税后平均收入为1886澳元。
这相当于20％中等家庭收入每周790澳元的倍。但要是你把家庭总收入除以每个家庭就业的
平均人数，则其间的差距就只有倍了。要不就这么说吧，收入最高的家庭，每就业人口
的每周税后平均收入，只比中等收入的家庭多212澳元。
看出奥妙了吗？部分家庭获得更多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受薪岗位上工作更长时间。反过来说
也就是，他们放弃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我们经常忘了从这方面看。是以我们看到了当代生活的
劳动力的变化（3）
一个重要现象。寻常的劳工家庭可分为两类：钱多时间少的家庭，钱少时间多的家庭。既然
只有这两种选择，我猜大多数人愿意选前一种。
但我的论点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两类家庭的差距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钱多时间少的家庭，要花钱雇其他人来完成他们自己没时间干的家务劳动。对于家
庭如何支配其收入，官方数据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情况。20％收入最高的家庭比20％中等收入的
家庭在油漆匠上多花两倍的钱；前者请电工所花的钱，差不多也是后者的两倍。
前者在快餐、食品打包、诸如洗衣、熨烫、打理草坪和清除垃圾等“家庭服务”上花的钱，同
样是后者的两倍多。你瞧，我们都是自己动手打理草坪，可他们呢，在剪草机上的消费却比
旁人低得多。
20％收入最高的家庭，在干洗方面花的钱，差不多是中等收入家庭的4倍—这或许不仅是因为他
们没时间，还因为上班的妻子更注重自己的外表。（这类家庭购买女性衣物的钱，也是中等
收入家庭的两倍多。）他们在幼儿保育上花的钱，比中等收入家庭高3倍，自然也毫不稀奇了
。
他们在买车方面的支出，是中等收入家庭的两倍—倘若你还记得，他们大多可以使用公司的车
，这一支出可就算相当高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喜欢买更炫的车，可另一部分原因则是，
他们需要两辆车。他们在汽车保养费上的支出是中等收入家庭的两倍，可单独购买汽车零件
的钱，却只相当于后者的45％（因为前者自己摆弄汽车的时间更少）。前者的打车费相当于后
者的倍。
好了，倘若你是一个双收入家庭，进项相当可观，但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能拿得出来的钱并不
多，那么，上述对比做了解释。你大部分额外收入，都因为要出钱找人帮你干活而花掉了。
然后你再想一想收入低得多的人如何过活—他们能够维持比你想象中高得多的生活标准，因为
他们有更多时间自己完成家务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工作和职业的本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02年，马克
？库利（Mark Cully），当时他是弗林德斯大学全国劳动力研究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的工作人员，研究了1986～2001年间人口普查报告中发生的变化。他发现，就业岗
位（全职和兼职）的总数，从180万个增加到了810万个，平均每年增加28％。但这都是些什么
样的工作岗位呢？和我们预测的一样，需要最多技能的职业（如管理者、专业人士和事务性
专业人士），在新增岗位中超过100万个。可大出我们意料的是，有70万个的新增岗位都是服
务业的非技能或半技能职业（也就是说，每10个新增岗位，就有4个是这类工作），其中有2
0万个新增岗位是商店店员。
可见，在340种职业当中，店员所占比例最大。澳大利亚有万店员，然后是20万个秘书或
个人助理，还有20万个清洁工。其他出现大幅增长的非技能性职业还包括：保育员，服务员
，医院护工，销售代表，接待员，仓库管理员和收银员。所以，“低学历者的就业岗位会越来
越少”，这一类的概念我们还是赶紧忘了的好。经验告诉我们，在服务行业，总是有很多不需
要太多技能的工作（当然收入也很微薄）。
可还有叫人心烦的一点：15年间，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即需要上技校，但不需要大学
学历），基本上没什么净增长。最突出的例子是合格的工匠。假设此类岗位要在总就业人口
中保持固有的比例，那么，应该增长到30万个才对。可实际上它们的数量却跌了万个。各
种匠人的就业岗位都减少了：电工，修电器的，木匠，屠夫，印刷工，装修工，钣金工，各
种金属工。与此同时，高级职员和服务人员的就业岗位—如保险经纪，伏案出版操作人员和银
行出纳—也停滞不前了（这一类就业岗位中只有银行的贷款员出现了大幅增长）。
你明白怎么回事了吗？需要最多技能的职业出现了大幅增长，同时，需要技能最少的职业也
出现了激增，可一般性技能的工作岗位，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出现衰退。澳大利亚劳动力的
劳动力的变化（4）
技能结构，似乎在中间部分日益走弱。在研究过程中，“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状况出现巨大变
化”叫库利先生深感吃惊。在340种职业当中，64种职业的就业岗位翻了番，另外84种则出现
了衰退。比如说管理者，如今差不多每10名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几乎各种级别的管理者都在
增长（以下按降序排列）：销售和推广经理，信息技术经理，生产经理，配送经理。只有农
场管理者的数量有所减少。
可和专业类工作岗位的增长比起来，管理者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专业人士占如今总劳动力的
20％。电脑、会计、营销、广告和商业分析等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有突出增长。事务性专业人
士也有大幅增长：项目经理，金融经纪人，客户服务经理和投资顾问。
难的是解释为什么劳动力技能结构成了奇怪的“沙漏”形状。库利先生猜测，几种不同的发展
趋势导致了这一现象。首先，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农业、矿业、制造业和建
筑业越来越机械化，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制造业的电脑化，有力地解释了蓝领工作机会
（尤其是男性）的日趋衰落—也即工匠、半成品制造与运输业工人（如机床工、印刷工、林业
工等）、加工业工人、纯体力劳动者等。
与此同时，机器的进步（如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似乎削弱了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
残存的此类就业岗位，不必非得由专门的工匠来完成，工匠的配偶照样可以干。例如，木工
机械师和车床工的数量，减少了1700人，同时木材处理机床工人的数量，却增加了1900人。
如此看来，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从中等程度跌入了低等程度。
可在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却正好相反：中间档次的就业岗位，由较高档次的就业岗位所替代
。而“专业化”的职业，需要大学文凭。护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15年，登记护士的数
量减少了32％，可注册护士的数量却增加了22％。图书管理员是另一个例子。图书馆助理的数
量减少到8400人，可图书馆技术员（属于辅助性专业人员）则增加到4600人。但最怪异的还
要数员工关系方面的工作岗位。人事职员减少到1400人，可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却增加到了31
000人，人力资源经理更增加到19 000人！
另一个有助于解释中等技能程度就业岗位流失的发展趋势是，办公室普遍使用电脑，减少了
对常规性文书职务的需要。例如，由于各级别的办公人员都学会使用桌面电脑，键盘操作员
（也就是从前的打字员）的数量减了一半，只剩69 000人了。
不过，要解释非技术性职位的增长，我们还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劳工家庭，尤其是双收入
的专业人士夫妇，他们越来越富裕。一方面，他们在奢侈品和闲暇活动上的支出增长，解释
了服务员、旅行代理、个人护理顾问、健身教练和娱乐业员工人数的增多；另一方面，夫妇
出钱请外人完成家务劳动，解释了保育员、清洁工和维修工人数的增多。
最后，我们日益频繁的深夜和周末购物，解释了商店店员（增加了20万人）和收银员（增加
了3万人）的惊人增长。（请注意，大部分此类工作皆为兼职。）所以，虽说大部分就业岗位
（当然，是大多数收入较优厚的岗位）日渐要求由大学毕业生来充任，但就业的整体情况远
为复杂。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总能找到工作，不仅是因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有钱支付个人服
务，还因为中间层次在消失。
既然说到工作的话题，还有些事需要说说。我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作
这件事，遭到了我们极大的误解。传统经济学家的模型假定工作是一件“丧失效用”的事情—一
种实现合意目标（钱，以及你能用钱买到的所有东西）的讨厌手段。但根据心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对幸福的研究，工作在我们的幸福感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幸福实际
都源自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早就知道。
我们的自我认同（在解释自己各方面的个性或行为时，你是不是经常提及自己的职业？），
我们的友谊，我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感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工作带来的。所以，工作既 。。
劳动力的变化（5）
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如经济学家所假设），又是目的本身（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工作
有其内在的好处；它是有“效用”的。我们就好像是一种生来就得工作的动物，没有了工作（
即便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在大家庭里也希望觉得自己“有用处”），我们快活不起来。
再来看看研究吧。2003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做了系列专题讲座，总结了其他经济学家从诸多国家的大
量调查中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平均来说，失业者所承受的不幸感，较之家庭收入比平均收入
跌了1/3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高3倍。所以，本应有工作却没工作，比收入暴跌更糟糕。
（请注意此处对两种情况做了区分：一是失业的后果；二是丢了工作所以没了收入的后果。
当你想到没有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前者。）而且，平均起来看，相较于收入跌了1/3但
保住工作无忧的人，那些时刻担心保不住饭碗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多一半。
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所做的研究，肯定了以下观点：工作稳定，人们对工
作的满意度也高。还有哪些因素与工作满意度有关呢？按奥斯瓦德教授的调查，相对收入较
高、有大学学历的人，满意度更高。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满意。自雇的人，以及在较小职场工
作的人，往往更为满意。上下班通勤时间的长短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家工作往往能带给人较
高的满意度。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份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能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众所周知，你对自己干什么、怎么干有多大的掌控权，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满意度。迈克尔？马
蒙特及其同事做过的一次著名研究还发现，你对工作的控制程度，甚至能影响到你的健康。
承受压力的不是上司，而是接受命令的底层工作者。奥斯瓦德教授认为，时间期限紧，工作
速度快，不利于工作满意度。可由谁来控制工作的步调亦相当关键。倘若由顾客来控制，则
有利于工作满意度；由同事来控制，尚可。可要是工作步调受生产目标来控制，那就不妙；
若由上司控制，更是大大不妙。从好的一面来看，小小的自由，比如能够搬动桌子，调整一
下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的。
问题在于，虽说善良、明智的上司关心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可近年来上司们所面临的种种压
力，却迫使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迫使他们忘掉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骡子一般拼命使
唤，拼命削减成本。一方面，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工作能带给人满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设工作只是获得金钱的一种讨厌手段，人人都羡慕失业者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鼓励下，
他们不停地劝说政府和企业“改革”。传统经济学家一直沉迷于尽快让我们富裕起来的目标。
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我们辛苦劳作，努力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多产，却忘了这
么做会令工人陷入失业，令工作丧失稳定性，制造更多不满。
上述言论听起来真是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么劝说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更晚才退休的
聪明办法。只不过，在我想来，针对婴儿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济学家和
政治家们一起加入推动“工作丰富化”的行列，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应对方式。
职业女性（1）
1964年我步出校园的时候，只有不到1/3的女性在职场打拼；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半数。当
时1/4的全职工作为女性所有；如今则为1/3。当年，在所有就业岗位中，兼职工作只有9％；
现在为28％。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70％的兼职工作皆由女性所从事。是以婴儿潮一代在职场
生涯中见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女性重返—或者干脆一直没离开过—受薪
工作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对政治家来说—不管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摆着：经济上的必需。基廷说，自打他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政界，“由
于本国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轻已婚妇女被迫离家重返工作岗位”。而霍华德先生为了让妇女
“选择”带着孩子留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是经济能力尚可，妇女
们当然愿意待在家里。
但我认为政治家们大错特错。在我看来，已生育孩子的妇女想要工作，明显是为了充分利用
她们当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当然，她们喜欢钱，但她们同样想要拥有一份事业，这才是
她们当初谋取学历的动机。男人在职场上有野心，如今的女性照样
有—真叫人吃惊啊。我将之称为女性在经济上的解放，它说不定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经济
和社会变迁。
由于这一趋势早已开始—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轻轻松松就接受了它。我们不曾赏识它的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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