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之惊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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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着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3岁。　
　　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在抗战中作出的贡献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黑色的防刺背心酷似“防弹背心”，非常硬，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
　　　　　　　生于军人世家，能说流利的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着，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九&；#8226；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8226；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8226；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8226；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以上事实说明，从“九&；#8226；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土肥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和建立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分裂华北的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不能宽恕的倭寇－日本侵华三大特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并非仅仅表现为攻城掠地、血腥屠杀，在刀光剑影的背后，他们还在进行着另一种战争；冲锋陷阵者，是乔装打扮的过客，决定战争胜负的，是诡诈权变的计谋。这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的间谍战。　　　日本人承认，他们从事情报搜集活动，是得自《孙子兵法》的启示。一名日本谍报军官曾透露说；他们是“第一个把《孙子兵法》作为最伟大的谍报技巧专家的着述来翻译的”。可恨的是，日本人把学自孙子的间谍战的本领，反过来用之于侵略孙子的故乡。　
　　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参谋本部便开始在中国设立特务机关，先由青木宣纯开创，其后扳西利八郎接班，再由土肥原贤二继任。三大特务头子一脉相承，在中国土地进行了望竹难书的罪恶活动，前后庆续50余年。　
　　“第一个中国通”青木宣纯　
　　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育木宣纯有“第一个中国通”之誉。　
　　青木宣纯于18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