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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之惊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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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
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
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
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
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
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
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
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
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
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
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
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
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
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
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
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
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
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
“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
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
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
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
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
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
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
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
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
。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
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
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
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
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
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
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
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
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
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
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
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
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
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
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
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
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
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
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
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
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
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
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
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
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
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
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
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
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
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
，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
，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
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
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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