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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红颜-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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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总听郝雨念叨你，说你好家伙一人儿滚大包儿，可能呢！”
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
郝雨住在一套公寓里，离老张的家很近。房间里放了好多鸡毛服，臭气冲天。郝雨说他和老张还有焦和平是好朋友，三个人联合发货。小焦不来了，买了个出租车在北京跑呢。老张是一个公派公司的翻译，公司撤了，老张没走。凭着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当翻译、倒汇、批货啥都干，如鱼得水。
第二天早晨就随郝雨去市场卖鸡毛服，生意还真不错。给汪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罗马尼亚父女，父亲来给女儿买鸡毛服，女儿很漂亮，十二三岁的样子。选了又选，试了好几件，最后选中一件天蓝色的，非常珍惜地包好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汪虹感到很难过——伪劣到极点的东西，他们却当做宝贝一样。
汪虹说：“做齐奥塞斯库的子民确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城市破旧，农村凋敝，人民穷困不堪。就拿首都布加勒斯特来说吧，跟布拉格比就象乡村小镇似的。许多盖了一半儿的楼房扔在那儿，成了野狗的家园。”
不去市场的时候，汪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堆了满屋子的鸡毛服。因为是伪劣产品，除了臭不说，无数鸡翎子都穿透布料露在外面，必须把它一根一根地拔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把钻出来的硬鸡毛拔掉，拔完之后还得使劲拍打，把附在衣服上的鸡毛抖落。你想吧，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鸡毛飞舞，汪虹宛若白毛女一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
罗马尼亚贫困、破败，但罗马尼亚人使汪虹感到亲切、温馨。在她的感觉里，法国人虽然待人热情，但却盲目的妄自尊大，你用英语询问，他却用法语回答。更可气的是没有英文路标，让不懂法语的人一头雾水。我领教过法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那是1994年，我和汪虹从巴黎搭便车去布鲁塞尔，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汪虹以为已经进入比利时了，便用英语问那开车的先生。他摇头说不，这里仍然是法兰西。汪虹说天哪，怎么离不开法国了？虽知那先生却板起了脸，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法兰西就这么让您急着离开吗？”俄罗斯人友好但是粗鲁，一到傍晚，满街都是醉鬼。甚至连“8。19”政变这样的大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大醉中进行的。捷克人彬彬有礼，但透着冷漠和蔑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像中国大城市的善良人对待乡下来的民工那样——宽容、无奈和怜悯。罗马尼亚人则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由于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友好关系，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贫穷落后，他们给了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得到的尊敬和关怀。罗马尼亚人似乎对中国很熟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中国日用品，从茶杯到牙具，从自行车到书包。郝雨在这里有几个罗马尼亚朋友，他不懂罗马尼亚语也不懂英语，就靠比划便把友谊稳固地发展起来，这真让汪虹吃惊。就拿曼内斯库来说吧，郝雨和他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就这样结成好友。除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不能不说郝雨的比划是十分到位的。曼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玻璃店工作，郝雨从国内专门给他带来几把玻璃刀，非常好用，他喜欢极了，视为珍宝一般。曼内斯库的太太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高高大大，既漂亮又端庄。丈夫老实，妻子贤惠，生活虽不富裕，但安静，快乐。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胖嘟嘟的，才九岁，名字叫安德丽亚。他们经常邀请郝雨和汪虹去作客，做一些罗马尼亚家常菜请他们品尝。小安德丽亚的学校里有英语课，汪虹便用英语和她交谈，她非常高兴，还把她们交谈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后来汪虹就用英语和曼内斯库夫妇谈话，安德丽亚做翻译，竟然没有什么障碍，大家都开心死了。汪虹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安达的罗马尼亚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着七岁的女儿鲁克桑德拉生活。鲁克桑德拉漂亮极了，特别活泼。安达懂英语，在一家公司做秘书。她性格开朗随和，朋友很多，经常在家里开Party。几乎每次都邀请汪虹参加，汪虹在这里不光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人与中国人交往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有着本质的不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的直接目的是占便宜；而罗马尼亚人则完全是出于友谊，几乎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老张也经常邀请汪虹和郝雨去吃地道的东北菜，但汪虹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去了，郝雨便一个人去大快朵颐。汪虹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老张的家有些恐怖——一座古老的HOUSE，老张住在光线昏暗的底层，所有的家具都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怪诞的油画：一条巨大的毒蛇缠绕着一个濒死的男人。
汪虹害怕这里的一切。
郝雨的鸡毛服卖得并不好，原因是货到晚了。加上罗马尼亚货币“累”跟卢布一样疯狂贬值，算来算去也赚不到钱，郝雨一天到晚阴沉着脸。有时汪虹跟他说话，说几声儿他都没动静，稍微大声儿一喊，又把他吓了一跳。汪虹看他痴痴呆呆的样子，心里也着急，就说你怎么不去找老张商量商量？他有语言，关系多，说不定找个客户一下子全卖出去了。你自己瞎琢磨个啥呀？
他不吱声儿，光抽烟，也不开客厅的灯，就在黑地儿里坐着发呆。烟头明明灭灭，真有点恕�
过了几天，郝雨对汪虹说：“这批鸡毛服是砸了，都三月份了，谁还买？可生意还得做，我准备和两个朋友马上飞回去，再发一集装箱凉鞋来，正好赶上春夏之交，准好卖。你哪儿也别去，在这儿等着我。”
汪虹问：“那两个朋友是谁呀？”
郝雨说：“你不认识。”
汪虹又问：“那你有钱吗？货都压着。”
郝雨说：“就是钱不好办，管他呢，回去再说。”
汪虹说：“我还有一千美元，你拿去用吧。”
郝雨笑了，说：“还是老婆疼我，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汪虹说：“谁知道是不是你老婆，你凭良心吧。”
第二天，郝雨去订了机票。是中国航班，直飞北京。
三月五日下午起飞，这一天，布加勒斯特下起了暴雪，五米以外都看不见人。整整下了一天，还没有要停的样子。郝雨上午就冒着雪出去了，说有事要办，嘱咐汪虹为他收拾行装。行李早收拾好了，天也过了中午，还不见他的人影儿。汪虹心里这个急呀，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他回来了。
汪虹说：“你看几点了？急死人了！”
郝雨说：“没办法，事儿办不完。”拎起箱子就走，对汪虹说：“你就别去机场了，雪这么大。好好在家等着我，一到北京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汪虹点点头，问：“老张也不来送你？”
郝雨说：“谁也不用送。”
走了。
汪虹一个人孤伶伶地呆在房子里，望着窗外的暴风雪，心绪不宁。看看天色已晚，胡乱弄了口吃的，早早睡了。
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汪虹把门反锁了，开不开。她怕得要死，裹着被子蜷缩在床头，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人见开不了，便敲门，小声儿喊：
“汪虹！汪虹！”
汪虹细细分辨，像是郝雨。可郝雨现在在天上呢呀！她战战兢兢跑到门前，问：
“你是谁？”
气得外面就骂：“你脑子进水了！我是郝雨！”
汪虹还不信，说：“别骗人，郝雨已经回国了！”
“回个屁国！雪太大，飞机不飞了！”
这回汪虹信了，赶紧开门，郝雨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警察的证件。她开了门，两个警察和一个罗马尼亚翻译走了进来，搜查一番后，要她跟他们去警察局协助调查。这时她心里一紧：难道郝雨与这件杀人案有关？可怎么会呢，他们是好朋友呀！
在国内汪虹连派出所都没去过，在国外却因为与杀人案有关而进了警察局，一想起这些，上楼梯都腿软。
警察详细询问了她与老张是怎么认识的，跟老张的交往过程，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什么时候以及郝雨的情况——他为什么急着回国，他走时老张为什么没有来送行，他和老张之间的经济往来等等。
汪虹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
警察笑了，说：“看得出你是个老实人。你最近不能离开布加勒斯特，因为我们还可能会找你核实情况。”
接着从打字机上取下打印好的口供，让翻译给她念了一遍，问她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没有。
“那好，请签字并摁上手印。”
踩着厚厚的积雪，汪虹一脚深一脚浅地回到家里，六神无主，理不清个头绪，心里只是害怕。
过了两天，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外交部专门为此事派来了人，要汪虹来大使馆谈话。
在大使馆里，汪虹见到了温文儒雅的王毅先生。王先生仔细询问了老张和郝雨的交往情况，汪虹又把在警察局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王先生突然叉开话题，问汪虹：
“你为什么要和郝雨在一起？”
汪虹嗫嚅道：“我想结婚。”
王先生问：“他答应和你结婚吗？”
汪虹点头：“嗯。”
“他在骗你。”王先生说，“我来之前专门去了郝雨的家，亲眼看见他和他妻子住在一块儿，根本没有离婚！”
汪虹愣了。
“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他，”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你堂堂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英语又很棒，为什么要和郝雨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呢？如果你愿意去德国，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我太太正在为德国的医院引进中国护士，你可以去。”
汪虹说她会仔细考虑的。
在大使馆门口，她和王先生握别。王先生说：“我敢肯定你和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真不该掉进这个漩涡里来。”
汪虹问：“那郝雨和这个案子真的有关吗？他和老张是最好的朋友呀！”
王毅先生意味深长地一笑，没有说话。
噩梦从此缠住了汪虹。
郝雨走时带走了所有的钱，只给汪虹留下一点点生活费。三月的布加勒斯特非常寒冷，积雪很厚。汪虹的鞋磨坏了，不能穿了，她只好从不多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去商店买了一双最便宜的印有星条旗图案的单层布鞋。可这鞋也实在太单薄了，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湿透了，一会儿就能把脚冻僵。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鞋脱下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抱着冰凉的脚使劲儿揉搓。
汪虹已经有些日子没吃过肉了。顿顿都是黑面包就洋葱炒鸡蛋——这是罗马尼亚最便宜的食物。她很想吃一次肉，但是吃不起，对于她来说，肉太贵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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