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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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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学成回国前不久，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随即开始了与世行的合作关系。财政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世界银行处，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我到处里报到的时候，已经有5、6位同仁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主持工作的处长叫费立志，是一个快60岁的老同志，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语，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处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其他人都比我大两轮以上。刚开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着订酒店房间，搞接待和安排日程。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员到中国访问。那时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饭店和建国饭店可以接待外宾，订饭店要排队，出租车也不多，那时还没有传真，与世行联络主要靠电报 （telex），记得我接待的第一个世行官员，是负责世行中国处的处长，后来他成为世行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3）
很快，我就开始接触具体的业务。财政部作为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络的窗口部门，负责中国各部门与世行的合作，从政策制订、项目选择、直到项目落实和督导的全过程。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当年这是相当大的国际资本投资项目；1983年之前，每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超过20家，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都很罕见。在项目的研讨和落实过程中，经常有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亲自接见世行的官员，在外交场合我还兼做翻译，在处理具体业务工作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目睹了多个项目规划、并参与了若干项目的论证、评估、谈判和决策的过程。这段经历对以后在世行工作颇有益处。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我记得1981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所欠的810亿美元的外债根本无力偿还。而就在会议召开的10月6日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间，我参加了24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号，一栋13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130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冬青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83年到85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而且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并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MIGA的决定，MIGA后来正式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30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年…1985年，这几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15亿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并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比重非常高，大约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20％――30％，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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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4）
1987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100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入黄金时代，从项目来说，贷款领域从农业、城建，扩大到环保、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从地区上看，全国大陆各省区除西藏外都有项目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华盛顿，出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时，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从1992到1994年间，世行组建全球环保基金（GEF），我有幸做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获取近期利益，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森林被过度砍伐，大气和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在德、法的倡议下，有关国家决心组建一个全新的环保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环保署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牵头下，各国就相关事宜开展谈判，其协商的焦点是基金如何设立、如何执行。在审批权和否决权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分歧，会议不得不一次次地召开，会议地点也不断的变更，经过长达2年的谈判，最后的会议选择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时分，会议各方终于达成协议。在2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与巴西、印度、哥伦比亚等国密切合作，跟美日等进行了一次次的拉锯。在回国的一次汇报中，领导问我有何感触。我脱口而出：“在国际事务中，我悟出两个道理，一个是财大才能气粗，国家一定要强盛；第二是有实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摄服别人。”
1994年11月，奉国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95年4月，我升为正司级干部。在世行大楼里，在世行执董会中，我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表者。那年我37岁，是世行二十四个执董中年纪最轻的，但也是熟悉世行的 “资深级”的执董之一。
进入世行：从中国执董到秘书长（1）
“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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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沃尔芬森在行长办公室请我考虑出任秘书长兼副行长，这个提议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邀请我加入世行管理层的行长。
当时，担任世行秘书长的是一个莱索托人，1995年1月，他因为准备竞选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而请求离任。
有一天，时任行长路易·普莱斯顿突然打电话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会与我谈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孩子（他习惯用这样的昵称），你有没有考虑过到世行管理层工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考虑过，不过我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好的，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路易是一个工作节奏很快的人，以高效率著称。他任世行行长三年多，在此之前曾是美国大名鼎鼎的JP·摩根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典型的华尔街老板（CEO）。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没有再深入下去，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有关职务的承诺，我也仅仅视之为一次非正式的试探性交谈。没想到，不久后路易患了肺癌，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去世。
1995年6月，时年61岁、原籍澳洲后来移民美国的投资银行家詹姆士·沃尔芬森被美国总统克林顿选中，宣布出任第六任世行行长。据当时的报道，“沃尔芬森擅长交际，热心环保，喜欢拉大提琴，是一个成功的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是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公司的合伙人，后来自己组建投资公司，《华盛顿邮报》形容他“非常喜欢与各国首脑平起平坐地进行会谈。”
对于我来说，沃尔芬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与他的第一次会面还是在他的行长选评期内。那是1995年4月初，美国执董为了让各国执董对行长候选人有一个直接的了解，便在离世行不远的，著名的水门饭店，安排了一个沃尔芬森与各国执董见面的午餐会。餐间，沃尔芬森对大家说：“你们在世行问题上，有什么建议可以向我提出来。”
有些执董将这句话当成沃尔芬森的一句客套话，而我则觉得他或许真的需要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于是，我便写了一封短信给他。
信中，我提了六条建议，包括强调世行的宗旨是发展而不是搞政治；我还建议要处理好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资金的支持与政策要并重；不仅要让发展中国家还要让发达国家了解世行，以保证业务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等等。没料到，几天后沃尔芬森专门给我回了信，他写道：“你说的观点很中肯，我完全同意，我上任后期待你的支持。”事后显示，我的这次举动显然给初入世行、由商业投资领域转入公共金融服务机构的他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1995年6月1日，沃尔芬森正式走马上任。碰巧，他上任的第一个会议，便是主持例行的执董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对中国的援助计划。按世行的会议惯例，代表国家的执董可以先说几句。我的发言主题是“相互理解是合作成功的基础”。关于这个命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并形成了自己具体的观点，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特意准备演讲稿，只是在发言中重点地谈了一些普遍性的观念。我希望在这个场合，让新上任的行长对这些题目有更广泛的认识。我的发言简短，但重点突出，在与会的执董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很显然大家也希望在这个特殊时刻的会议上，让新上任的行长更多地了解世行。随后发言的执董们有的也准备了讲稿，但他们都不再照本宣科，而是围绕我讲的几个要点各抒己见。
我讲完话后，沃尔芬森的助理突然跑到我的身后，递给我一张沃尔芬森亲手写的小纸条，我虽然看不清楚他潦草的字，但理解其大概意思：“能否把你刚才的发言稿给我？”我当即在条子上写了回复：“对不起，我没有发言稿，只有谈话要点。”
谁知道，会议一开完，他的助理又找到我，递给我三张纸。原来，沃尔芬森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我的发言记录逐字逐句中迅速整理了一份完整的发言稿，他拿走一份，并复印了一份给我。
下午，是沃尔芬森上任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有记者问及他对世行的发展有什么战略上的思考。沃尔芬森全面地引用了我上午的那个发言，他也不“贪人之功”，而是直接地把我点了出来，他说，“今天上午，我听了世行中国执董的一个发言，他认为，世行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学习信任和了解的过程；世行的发展性合作，要有比较长远的观点；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根本靠本国自己······这些观点恰恰是我同意的观点。”
当世行的一些管理人士把沃尔芬森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些讲话转述给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砰然动了一下。
很显然，我已经进入到沃尔芬森考察的视野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普莱斯顿在去世前曾经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月份他与我的那次短暂交谈的记录。
为了更广泛地接触世行员工，更好地了解世行，善于言谈的沃尔芬森采用了频繁会见员工的办法，他总是开各种形式的职工聚会（townhall meeting），在这些半正式的场合上与职工接触交流。7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下午要开一个townhall meeting，你能不能也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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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行：从中国执董到秘书长（2）
我马上联想到我的身份，“我是董事会成员，参加员工会议，恐怕不好。”
“你做为董事会成员也要了解员工在想什么的呀。”
我说，我考虑考虑。
下午，就在聚会前的十分钟，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就在楼下进门的地方，你想的怎么样？我在楼下等你。你快来吧”
沃尔芬森的这一招弄得我一点退路也没有了。我下去的时候，他已经信心十足地等在那里了。
我们一起走过马路到另外一幢楼去参加聚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面对面交谈。一路上都是他在讲，他说，世行是一个很伟大的机构，但是也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挑战，他要对世行进行全面的改革，要重组管理班子。对于这一些，我当然不便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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