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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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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蹦甓冉鹑诮缱钪匾氖⒒幔彩枪婺Ｗ畲蟮墓噬桃稻拮拥木刍帷５�90年代中期，年会的平均参会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人士：一是会员国的政府代表团；二是国际金融界的巨头；三是传媒界；四是非官方组织。按惯例，年会一般三年一轮，其中两年在世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举办，另外一年定在世界的某个重要城市举办。
1997年的世行年会被确定在中国香港举办，这一年的参会人数达到了1·3万人，加上工作人员，总人数达到了万人，创下了世行年会史上参会人数的最高记录。
年会选址香港，是一个恰逢其时的选择。1997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的焦点。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摆脱英国百年统治，正式回归中国的日子。香港回归成为当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香港的回归一方面预示着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的重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力量的崛起。
97世行年会在香港举办，是三年前就确定下来的。香港当局希望通过这次盛会证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世行也期望借此会议扩大亚洲各国对世行的了解和加大世行对亚洲地区的关注。而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三年前，当世行在选择97年年会地址时，我作为中国执董奉国家之命，曾为使香港入选而游说各国执董。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年会举办前夕，亚洲金融风暴突然爆发。
1997年年中，索罗斯…这个美国量子基金的掌门人，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泰国首当其冲。同时，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一时间全球金融圈风雨如晦，东亚各国经济风声鹤唳，世行年会在这一敏感时刻的举办，无疑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作为世行年会的组织者，我早在半年前就进入了准备状态。
香港当局对此次会议自然也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设施也是世界一流的，加上还有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保障，世行是尽可以放心的。不过，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世行的海外会议，更何况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盛会，我不免还是有一点紧张。
年会的筹备组在4月就设立并开始运作了，此后每月我都要与负责会务的班子开会，审查进展，会前三个月，世行有关官员已经进驻香港，与香港和北京进行各种协调。到8月，金融风暴的硝烟四起，已经蔓延到遭遇对冲基金狙击的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这些东亚国家是世界银行重要的借款国，这些国家的金融局势乃至政局动荡，世行都高度关注，时时跟踪。年会原先预定的主题是非常宽泛的“亚洲与世界：资本的竞争性与联合”，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讨论话题了。
在行里的协调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例行会议上，我提出，应该竭力争取到那些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倍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来参加年会，并为他们举办专场的研讨会。在1996年的年会上，我们尝试着推出了专题研讨会系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次去香港可以继续采用这种形式。沃尔芬森对这个建议十分认同，我们确定了下面这些名字：马哈蒂尔、###、索罗斯、丘拜斯······
邀请工作随即展开。三周后，工作人员逐一向我报告，所有受邀请的人都已回复，他们对参与此次年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均表示非常乐意接受邀请。我预感到，今年的世行年会将成为一场举世注目的风云大会。
我被卷进了繁杂的会务筹备中，旅馆、交通、通讯、会务等等诸多的环节都得要一一落实。。。。。。年会的正式会期为两天，加上辅助会期三天，前后共五天，这5天，世界知名的会员国的政府代表；国际金融界的巨头；传媒界；非官方组织的负责人等都将齐聚香港，这些重量级人物将使香港这个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小岛显得更加拥挤，1万3千多个代表，近6000人的工作组，我要做到的是必须保证任何细节都不出问题，这既是对世行整体配合的考验，更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竭尽全力去迎接这个挑战。
1997年的香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房间共有2万多间，而我们至少需要1万多间客房，另外各种会议室、餐厅等的需求也非常大，香港所有象样点的场所几乎都被我们预定了。按照会议的安排，开幕式当天仅由秘书处安排的工作午餐就多达100场以上！香港机场更是紧张不已，因为差不多有50架以上的私人飞机将在同一天飞抵香港。
繁琐的会议准备的同时，我还要时刻关注金融风暴的动向，到9月份，种种迹象表明，金融风暴的风向似乎开始调头指向亚洲头号金融重镇…香港。此前的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泰铢大幅贬值，从8月底开始，金融危机如飓风般席卷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跌幅均超过30％以上，跌幅最大的印尼盾达到50％。港币即将遭遇袭击的传闻也日渐声隆。9月19日，我提前从华盛顿飞往香港。在飞机上，我读着当日的报道：“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和财经记者现在都在预定去香港的机票，一周后的世行年会将成为未来一年世界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2）
我在这样的文字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9月？日，作为东道主，我陪同沃尔芬森分别会见了此次金融风暴中的主角…量子基金的掌门人…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的…丘拜斯。。。。。。历史正在以戏剧性的方式每天变幻它的面具，而所有旋涡中的人们都在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知道，一世英名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中注定或崩塌。而世行年会无疑是一个镁光灯最为亮丽的舞台。
站在舞台上的索罗斯显然是此次金融风暴中主角的主角。几乎所有的镁光灯都追逐着他，他显的那样的傲慢。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们单独交谈的时候，他表现得很亲切，言谈中，无不透露出其对金融的高度理解和对金融市场娴熟的操作，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极端分子。他是一个坚信市场体制的信徒，他看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毛病，尽管在此次金融风暴中他饱受攻击，但他在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确有自己的观点。
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看上去象是一头从南亚丛林里跑出来的老虎，他这次到香港，似乎是赶来参加一场控诉会。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尽管他已经年过70，但非常健壮，看上去只有50多岁。他显然是一个经常在国际舞台上出面发言的人物，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立场，整个人充满了自信和愤怒。果然，在他的专场研讨会上，他对投机资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炮击，他声称东亚国家是这些“强盗”的受害者······
相比较，俄罗斯的丘拜斯则表现得冷静得多。尽管俄罗斯也遭到了对冲基金的攻击，损失惨重，但是他对此则有与马哈蒂尔不太相同的看法。索罗斯在俄罗斯一役中，表现得最为急躁和迫切，最终却是玉石俱焚损失了十多亿美元。相反，在金融进攻中，俄罗斯的自由派却获得机会松绑卢布，推动了该国的金融革命。
新上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作为香港年会的东道主，自然也是我们要会见的主要政府官员，他与沃尔芬森是以前就认识的，所以交谈起来非常轻松，我则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他看上去是一个忠厚、务实、诚恳的人。
在香港年会上，中国的态度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让世行也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总理###和副总理###欣然接受世行的邀请，一起前来参加本次年会，###总理致开幕式词，###副总理举办专场演讲会。
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颇受非议，很多金融机构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投资商，中国应该象泰国一样松动汇率，避免遭遇硬伤，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建议，中国要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人们都十分关心，中国到底将如何应对，年会上###的演讲无疑是了解中国态度最好的一个场合。
###的演讲被安排在22日下午三点开始，我有幸代表世行主持了这场演讲。当时会场安排了200个席位，早早的就座无虚席了。
我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早在会前就进行了专门的准备。我在开场白中说：“中国这几年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成为新的亮点和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有什么新的特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如何展现自己的力量，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今天，我们荣幸地请来了领导这场改革的###副总理······”
当朱副总理走上台来，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摄影记者们更是频频按动快门，一时间讲台变成了光的海洋。朱融基副总理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表达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同时宣称，“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的国际场合，向全世界表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态度。事后证明，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暴风雨中的稳定性，躲过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资本灾难，同时也为亚洲金融秩序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副总理的演讲刚结束，就看见很多记者已经飞快地跑去发新闻稿了。他重申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无疑将是明天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原来的安排是，先由听众递条子，再由朱副总理回答的方式。由于现场场面实在太热烈，只好改成举手提问。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毅夫，他可能是教授当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又解释了好长一段，朱熔基副总理幽默地回答他：“你不是提问，你已经把自己的问题给回答了。”言毕，引得全堂大笑。
国内外电视全程转播了###的这场演讲，作为主持人的我也第一次代表世行、代表中国人从幕后站在了前台。我在上海的母亲和在加拿大的老师们都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我。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还是站的蛮直的。”
争吵、控诉、抗辨、表白。
1997年的香港年会便在这样的热闹和喧嚣中开了五天。
年会结束的当晚，我专门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将筹备会议的世行工作人员聚集在港岛展览中心，感谢他们半年来的辛苦工作，同时也为我们会议的成功而庆祝。
1997年的年会，让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也给了我…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3）
回过头来看，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一次世行年会，它适时地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展现出世界银行敏锐的战略视野和强大的影响能力。
背静资料： 没有预料到是，针对香港的金融狙击，就在世行年会不久降临，或许是那些金融投机商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一下他们令人恐惧的能量。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的惨剧的。同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下跌了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点，退低点，下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在23日一天就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跌幅达35％。与此同时，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恒生指数持续暴泻，跌势之猛、损失之巨，震惊世界。
《战略合同》：“沃尔芬森时代”的开始（1）
亲爱的晟曼：你用自己的智慧有效地沟通了执董会，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参与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 沃尔芬森
97香港年会，其影响力和轰动性，缓解了国际舆论对世行的种种质疑，这让世行的管理层大大松了一口气。在金融风暴的善后处理上，世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前后向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援助，是出力最勤的国际组织之一。在另一个意义上，金融危机也让一度萎靡的世行贷款业务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自1990年以来，世行贷款一直在2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徘徊不前，到1997年，更是创下了八年历史新低，只有191亿美元。然而，到1998年，贷款总额猛然一跃升至286亿美元，打破了世行的历史记录。作为一个国际发展组织，世行在全球性重大经济危机中的平衡作用毕现无遗。
历史为沃尔芬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在这时，信心满怀的他正式拉开了世行全面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始施展他的拳脚。
沃尔芬森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已经提出了，改革的内容包括：对世行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改造，更新组织、引进矩阵管理模式，提升工作人员技能等等，这个方案总共涉及2·5亿美元的经费，他希望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能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针对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我的责任是协助行长，说服那些有着千奇百怪想法、主张各异的执董们。经过好几轮的游说，大多数执董同意了沃尔芬森的改革方案，都认为世行的业务的确存在问题，大家在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性上没有异议，不过在三个方面存在争议，一是世行的发展战略和贷款的方向，沃尔芬森执意把减贫作为的第一目标，并要求加强对社会部门的贷款，如教育卫生等方面，有些执董对此不以为然；二是如何解决贷款项目的环保保证，这是NGO和发达国家叫嚷得最利害的；三是世行改革是不是要化钱，发展中国家的执董大多表示理解，但是，发达国家则认为，改革可以，但最好不要化钱，其中顶得最凶的是美国。
我跟美国执董琵尔丝（Jan Piercy）的关系不错，我必须想办法去说服她。因为在国际组织的有关事务上，美国老大一向叫嚷最响，但每每到了出钱的时候便最不爽快，政府承诺的，国会也不一定批准，这与美国政体的相互牵制性有关。我跟琵尔丝斡旋了很多次，最后问题被递交到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手上。直到要举行执董会讨论的前夜，美国的态度依然不明确，到午夜12点，我跟琵尔斯最后一次沟通，我俩达成一致，让鲁宾和沃尔芬森直接通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行长办公室，鲁宾的电话被接通了，沃尔芬森向鲁宾介绍了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鲁宾始终不表态，当沃尔芬森表示将定期向执董会通报实施进展时，鲁宾才终于松口，表示对改革方案“不反对”。
当沃尔芬森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察觉到他的手微微有点发抖。
当时在场的人，除了他、常务副行长山德斯壮姆、负责战略和预算的副行长拜瑞德（Mark Baird）、外事主管莱斯，还有我。沃尔芬森反常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根雪茄烟，大口大口抽了起来，要知道，世行大楼里是不允许抽烟的。在我的印象中，沃尔芬森在大楼里抽雪茄只有两次，一次是后来发生“”事件的当日，一次便是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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