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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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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定合理的法律标准,防止公务员滥用法律,并大幅度地改善行政程序,消除造成公务员不正之风现象的源头。另外,繁杂的管制制度只能为难国民,而且是形成不正之风的源泉。与韩国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少。
第三、只要发现存在问题,必须彻底清查相关人员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刑事处罚。要加强审查和督察的力度,纠正“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的松懈态度,树立严格的行政部门纲纪。另外,禁止行政部门犯错人员在私营企业就职,从源头上杜绝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
第四、要保障行政部门公务员的生活。有一位公务员曾说“没有条件让小孩去幼儿园,而在家也没有一起玩的小朋友”。所以,如果不能保障公务员的生计问题,一味高呼“小心陷于诱惑”、“要廉洁”,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将来,在缩减冗余组织、精减人员、限制定员以后,公务员的待遇问题,将根据现实状况进行改善。进而,施行“认真工作加薪,散漫懒惰减薪”的差别制度。当“我认真工作,保持廉洁,所获薪金更多,提升更快,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的想法,在公务员的心中生根发芽时,不正之风便会锐减。这也是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机制的目的之一。
除上述解决方法以外,若要从根本上清除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问题,仍需要公职人员自身认识和国民意识上的改变。
收受贿赂的人存在问题,难道那些欲通过行贿解决问题的人就没有问题吗?由韩国移民到美国的人,在违反交通规则以后,想通过钱来摆平问题,结果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因贿赂罪遭受更重的处罚。这样的故事,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羞愧吗?
作为一名合格的国民,首先要保持积极、正确的举报精神。如果发现自己身边出现受贿公务员时,切莫置之不理或以咒骂了事,而应通过举报纠正其不法行为。担心举报后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进而犹豫不决,这不是一个成熟国民应有的姿态。
我经常向公职人员强调三种必备道德标准:一是为国家和国民献身的服务精神,二是一生保持廉洁的风格,三是以慎重的态度生活。公职人员不但要具备服务精神和清廉的工作风格,还要具有慎重的态度。凡事都要慎重行事,武断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必然会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危害。如果并不具备以上的三种觉悟,而选择了公职,对于国家、对于个人都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当然,这种观念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事情。我们要从权力的核心……高层人员、政治圈开始,以坚定的意志坚持改变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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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清白吏”(1)
不知是否出于对公务员社会积怨太深,或是人们对于改革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强烈,从在“与部长对话”、“亲切办公”栏目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对于公务员的指责已然愈加强烈。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代表韩国行政部门的整体形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为民服务的公务员,不在少数。而且,这部分人在防止行政部门*的问题上,发挥了“盐”的作用。
近期,为防止公务员社会日趋严重的*现象,在背后默默付出、发挥“盐巴”作用的人们,走进了我的视线。他们自称为“遵法活贫团”。
一家报纸对他们进行了如下的报导:
“部分现职公务员和12名市民组成名为‘活贫团’的组织,使人联想到在小说《洪吉童》中出现的“活贫党”。其宗旨是遵纪守法、扶危济贫。他们指出公务员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是导致IMF危机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们还聚集在被称为“清廉之表率”的黄喜丞相陵园(位于坡州市炭县面金蝇里),宣布与‘贪污*战斗1000天’。
“遵法活贫团”由首尔海关坡州监察站所长洪正喜与志同道合的首尔、高阳、坡州地区居民共同成立,由洪所长担任团长。今后,他们将努力追查公务员在社会上引发的一切受人瞩目的不正之风现象,并要求政府进行彻底调查,对相关公务员采取严厉处罚。
洪团长是一位具有23年工龄的老税务官,目前仍然在职,但他对税务公务员的看法与普通国民并无二致。为了开展税务公务员拒绝接受招待及红包的‘拒绝红包运动’,1992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共同成立的‘税道会’,可以说是公务员社会的一个秘密团体。
他曾经利用午休时间,偷偷将印有‘谢绝红包,希望将其用于帮助不幸邻居’的信封放在同事的办公桌上。在发现同事公开接受贿赂时,发送一封义正辞严的警告书,告诫对方‘你在陷入不正之风的漩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像小说《洪吉童》中那些侠客的作风。”
在坡州市发生水灾救灾品偷盗事件之后,人们对公务员社会忧心冲冲,呼吁改革的声音也更为强烈。然而,京畿道公务员那种“默默的爱心”,使我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并且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因此心情十分高兴。以下则是关于他们的美谈:
“一批自称是‘公务员’的人来到了京畿道东豆川市的一个教会,这些人在向九名受灾群众表示了微薄的心意之后便立刻离开。他们是京畿道的公务员组织……‘京畿道清廉会’的会员,主要责任是每年向廉洁的公务员发放“清廉奖”。清廉会的20名会员全部都是依靠工资维系生活的公务员,但是当他们得知发生灾情后,立即募捐了200万韩元送给灾民。他们所帮助的大部分是流离失所、生计困难的灾民。”
如此看来,在公务员社会,依然有许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民默默工作,并维护公务员尊严的人。将他们称之为“现代版清白吏”也不为过。
“清白吏”是指清正廉洁的官员。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宗时,曾在官员中选拔出品行端正、为官清廉的人担任“廉谨吏”一职,而且在此人死后,追封其为“清白吏”。据说,在整个朝鲜时代,被封为“清白吏”的官员只有121名,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称谓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现代版“清白吏”(2)
在古代圣贤中,世宗朝的黄喜和孟思诚就是“清白吏”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身为宰相仍居陋室,一生清廉、生活简朴,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官服都没有。
前任曼谷市长占隆,因在任职期间住在服装工厂的废品仓库内,并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而闻名。据说,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席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清白吏”。
他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因喜欢在机关食堂吃面而被人们称为“面条市长”。据说,在其担任市长之前的三十年中,一直生活在普通职工宿舍,生活十分简朴。*的夫人王冶平女士的生活也非常朴素。因为江夫人很少着新装、疏于打扮,以至于有一次,在去饭店见从北京来的朋友时,被门卫误认作打工女而拒之门外。
如此看来,“清白吏”应该把贫穷视为朋友。不过,由于这是清廉所带来的贫穷即清贫,所以是一种值得荣耀的贫穷。但是,我认为,那种“一定要让公务员过贫穷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社会上,既有暗自蓄财、表面上却仍彰显清贫的人,也有家财万贯却依然过着简朴生活的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挣钱时心安理得,用钱时理直气壮。而且,这些人“干净的财富”,让大家羡慕不已。所以,财产的“多寡”不一定就是衡量清廉度的标准。关键是他是否利用自己的公职便利条件,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财物。
政府效仿古人表彰“清白吏精神”的做法,在全国选拔优秀公务员并授予“清廉服务奖”。目前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21届,全国共有500余名公务员已获此殊荣。其中,某位公务员将所获奖金捐于儿子的同班同学,做手术费之用,另外,还有一位身残志坚的公务员,二十七年来,不顾自己的肢体残疾,以亲切和善的态度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当然,是否获得“清廉服务奖”并不能作为评判“清白吏”的唯一标准,关键是其能否以国民为中心考虑问题,是否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清廉的作风。
从这一点来看,在东豆川市市厅工作的李浩观先生的事迹是媒体发掘的又一个“清白吏”的写照:“自1996年7月担任社会股长一职后,他为残疾人及贫困家庭所做的工作难以胜数。为了帮助失业人员解决工作问题,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第一线。为了管辖区内的一个残疾人工厂的经营问题,他领取了一些该厂生产的手套等产品,手提包裹,四处推销。
为了给管辖区内精神病患者疗养设施设置围栏,他遂一一说服市议会的议员,终于制定了预算方案。因此,很多人都称他为‘残疾人的教父’。另外,他于1996年、1997年分别成立了‘聋哑人手语教室’,而在去年7月,他寻访到管辖区内八名参加过越战的枯叶剂受害者,使他们能够享受‘政府生活保障’。”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以亲切、周到的服务态度为民服务的公务员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虽然只是领取微薄的薪金,但他们依然默默地尽职尽责,履行公务员的义务。然而,问题是根深蒂固的*结构和习惯,败坏了行政部门的清正廉明风气。“与部长对话”、“亲切办公”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令我深切地感觉到了及早对这种贪污*行为、不亲切恶习进行大手术的必要性。一味地强调事后严处,莫不如预先制定出解决*和不亲切问题的制度及改善方案。
但是,无论多么完美的方案和制度,仅靠其制度本身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人”,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公务员的个人使命感、责任感及清廉思想。
茶山丁若镛指出“如果公职人员清正廉明,不但所辖地区居民受益匪浅,甚至山林、流水及石头也会在其光环的笼罩之下”。这与一支蜡烛能照亮整个房间的道理如出一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所带来的影响却极为深广。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向往的生活。我衷心期待韩国的公务员社会能够出现更多的“清白吏”。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1)
我认为,部长的职责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审批或指示,而应深入到一线公务员和国民之间,与他们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为帮助其解决问题而开展行政工作。
因此,在上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访问了工作在治安第一线的警察局和消防局。由于当时处于IMF管理体制的初期,所以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异常猖獗。
据统计报告显示,目前韩国失业率增加1%,犯罪活动发生率增加5%。在以往几年中,犯罪活动发生率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而1997年则增长了7%。特别是在IMF危机以后,重大案件发生率骤增至17%。
对地方自治团体的巡访,亦是在上任后进行的重大活动。我依次巡访除首尔以外的15个广域市厅和道厅,直接了解行政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提出各种相关政策构思。
每次巡访自治团体时,我首先要发下公文,要求干部不要前来迎接。由于大家的工作都很繁忙,所以没有必要专程迎接,只需派谴一辆小型巴士,我便可以同随行人员直接前往市、道办公楼。
巡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江源道。在查看江陵山火现场后,我便乘坐直升飞机飞抵道厅所在地春川市。虽然一再嘱咐道知事不准前来迎接,但是道厅干部们还是前往停机场等候。因此,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斥责其下不为例。立杆见影,在访问下一地点时,他们果真只派谴一辆小型巴士在机场待命。并且,用餐时,也只是在小餐馆吃了5;000韩元的雪浓汤和拌饭。
在巡访时,我打破以往部长直接到达自治团体办公室听取业务报告的机关中心惯例,而是直接来到火灾现场和社会福利机构等民生现场和不受重视的机构。另外,我又前往市厅和道厅,访问警卫室及消防所的工作人员并给予鼓励,而且与环境美化员等相对处于弱势的阶层人员见面。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我逐一访问了残疾人福利机构、传统市场、地区中小企业、救灾机构、出口工业区、招聘现场、公共劳动现场等部门。
在到达地方以后我才发现,地方公务员的数量确实不少。工作清闲、无所事事的冗余人员比比皆是。在访问市、道信访办时,我看到平均每天只处理20~30件业务的接收窗口,竟然安置了三名职员,而其上面还有股长、科长、室长。
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处理的业务,既然浪费国民的税款养活三、四名工作人员。如果是在私营企业,会出现这种形态的运营吗?
在平民政府执政的5年时间中,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数量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居民减少一半,而公务员数量却增加一倍的现象。另外,某些部门在原负责业务结束后,仍被予以保留,导致行政机构中冗余部门比重不断增加。
江源道旌善郡1981年的人口数量为13万3千名,共辖10个科480名公务员。1997年人口减少至5万5千名,而行政组织却增加至15个科,所属公务员达745名。全罗南道长城郡的人口数量由1970年的12万人减少到1997年的5万余名,但公务员数量却从200余名增加至664名,是原来的三倍。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出台了至1998年末为止裁减行政人员10%,到2002年国民政府任期届满时,共计裁减人员30%的裁员方案。但是,该方案并不意味将所有行政部门人员一律精减30%,对于那些过于散漫的部门,裁员率将达到40~50%。而人员分配比较合理的部门,可以酌情减少其人员精减数。但是,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职务分析,考虑地区情况,予以合理安排。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2)
巡访地方时,我着重强调了地方自治团体的紧缩运营。在经济危机导致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税收紧缺的情况下,机关负责人的责任尤为重要。
作为最坏的准备,我向他们指出地方自治团体破产的可能性,并指示其重新全面研究IMF之前制定的大规模工作计划。另外,我要求他们不要只依靠中央政府挽救,一定要学会自救。而且,作为鼓励,对于预算管理和结构调整比较好的优秀自治团体,政府将予以提供更多的分享税等各种奖励。
在巡访釜山的过程中,我遇到早期担任在野*会议员时,在地区结识的两名警官……影岛警察局冬三派出所的郑区宪警司和金仁德警长。他们均是在原辖区工作尽职尽责的优秀警官。
我于1985年~1992年期间,在釜山影岛区担任国会议员时,有幸在管辖区内亲眼见到为生活拮据的民众全心服务的警察。每逢节日,去访问那些生活贫苦的百姓时,总是发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领先一步为他们送去大米、蜂窝煤等日用品。
我仍然记得1988年郑警司任警长时,曾因过度劳累患上胃病。医院要求他立即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辖区居民们立即自发组织起来,为其捐款,垫付所需手术费。而当时只是巡警的金警长,则每次从微薄的工资中取出一部分,用以帮助生活贫困的居民,尤其是他为那些孤寡老人忘我工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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