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手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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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件很严肃也需要下苦功的事，容不得搞应景之作、花样文章。要真正做好调研工作，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从群众利益出发，调查群众，研究群众，向人民群众寻求真理，就是调查研究。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是社会的客体，或叫“实事”。到社会的“实事”中“求是”，制定“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然要研究了解人民群众自身状况。倘若做不到联系群众，或做不到随时联系群众，都会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渊。　　　

　　如果做领导的心目中没有群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意愿和要求，那将从根本上失去调查研究的基础，堵塞了解国情的基本渠道。为此，毛泽东指出：“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　　　

　　为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就要加强机构改革，改变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领导官僚化的危险。”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得非常中肯，他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最可靠办法。　　　

　　首先，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准确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将出现大量原来没有的问题。诸如：市场和计划问题，腐败现象和廉政建设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互进共存问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承继关系问题等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掌握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情况。情况不明确，就不能采取准确的对策。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其次，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及时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克服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把理论与实践、上级指示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克服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简单化、“一刀切”，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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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5）　　　　　　　　　

　　因此，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得仔细，还会加大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第三，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碰“硬事”，不怕碰“钉子”，敢于介入矛盾，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群众加倍努力，奋发图强，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第四，当前的调查研究要设法改进手段，更新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级。我们不能死守传统的方法，要敢于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学习和运用现代的科学调查技能，如统计调查、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研究领域，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规划与优选方法、预测与评价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等，以便更好地完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详尽、可靠的信息和数据。3。不把有用的人放在身边，必败无疑　　　

　　古人云：“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古人还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征兆。　　　

　　一个国家有人才而不识，识了人才又不用，虽然用了却不让他担当重任，有此“三不祥”，肯定不会兴旺。事实上，不仅国家这样，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莫不如此。实践证明，事业的兴衰，政权的兴亡，与人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像诸葛亮所总结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确立决策目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能组织人员来为决策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因此，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地使用人才，就是实现决策目标的组织保障。　　　

　　用人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始的；考察社会上最大的悲剧都是从用错了人开端的。真可谓：“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　　　

　　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很早古人就提出：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　　　

　　历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了。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自己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如此，今天概莫能外。刘邦为什么能平天下，靠的就是识人。他知道人有千姿百态，作为统帅，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标准择人、看人、识人；用对人则决胜千里之外，不用人或用错人则被“我”所擒——这是自然规律。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人才，又不及时地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而又不及时地从其现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继续将其留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无穷。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的重要性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产生了极为相近的一种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完善，不能不识人。　　　

　　总之，国家兴亡，务在得人、用人。得其人任用之则存，失其人未任用则亡。何患无才，患在不识。　　　

　　知人善用，择贤而任。要做到知人善用，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用，就是正确地使用人才。要做到择贤而任，所谓择贤，就是要选择那些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所谓而任，就是将具有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他们应有的智慧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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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6）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考察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能力如何及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呢？　　　

　　举凡对那些具备了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渊博、交际广泛、目的纯正、行为端庄、志向远大、专长精熟、发展全面、成就卓越等10项标准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上上之才；而对那些品德恶劣、能力平平、学识粗浅、交际凡泛、目的不纯、行为不端、志向渺小、专长全无、发展没有、成就归零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下流之徒；再对那些具备10项标准中一两条或三四条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平庸之辈，或是一般性人才，对那些已具备10项标准中五六项或七八项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中才，或确定其为上等人才。　　　

　　衡量一个人的全面并定义一个人才的水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人本身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与发展之中的，坏的人也可能变好，好的人也可能变坏。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用客观真实的眼光审视人，用全面公正的眼光定义人。观人要由表及里、注重表里如一，识人贵新不贵陈，用人须鉴古察今。以史为镜，明兴衰；以经为镜，通事理；以人为镜，知得失。　　　

　　我们常叹息：“人到用时方恨少，待到用时用不了。”那是用人之计不精。而“用金银总有尽时，用人才坐拥天下”，则是效率的最佳写照。　　　

　　“用”人就是管理。而管理是一种文化，需要思维、智慧、谋略、技巧、情感，即管理者要把自己的管理理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趋向等文化要素整合到日常管理中去。这就需要管理者善于“管”和“理”，“管”是次要的，“理”是必须的。“理”就是要求管理者讲“理”，在要求别人“理”之前“理”。“理”其实就是要求管理者要懂行业“规矩”，讲究用人艺术，即要“以才为本”，善于知人善任，量才用人。　　　

　　量才而用，就是根据人的德与才，把他放置到与其相适应的岗位上去，明确其责，授予其权，以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　　　

　　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养食客3000人，人家就跟他讲。孟大爷，你怎么养了3000个吃饭的人？孟尝君说会有用的。　　　

　　有一次孟尝君得罪了国君，那个国君要杀他。这时孟尝君要想趁夜逃出去，可是这时城门是关牢的。那时没有发明闹钟啊！他们是听鸡叫才开城门的。怎么办呢？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孟尝君底下有个人，他说我会学鸡叫。他来到城门口附近，咯……这个城门就开了。孟尝君就跟手下冲出去了。养了个会学鸡叫的，没有想到有用了。　　　

　　这就证明什么人都有用，问题是看你是怎么用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效用。　　　

　　“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一般地说，大材小用不好，小材大用也不好；让一般的士兵去指挥全局战争不好，让将军扛炮弹也不行。什么样的材用于什么建筑部位上去。但人的才与物的材不一样，人的才是可锤炼的，是可以长进的。有语叫重担压快步，好鼓不怕重捶敲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假如给使用者压的担子过重了，敲鼓敲得过响了，超过了他可以承受的能力那也是不行的。　　　

　　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们常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其实圣人也有过，《淮南子》中：“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这就要求我们在用人时，才贵适用，勿多苛求。不能强其所不能，不能求全于人。　　　

　　作为上级，不能看不到部下的缺点，也不能老盯着部下的缺点。看不到缺点，会用错人；老盯着缺点，会没人用。对人才的苛求会使我们失去可用之人。　　　

　　一个好的领导者，其着眼点不在于改造每个人的短处，而在于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4。做实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我是善于研究问题的。我在积极探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新途径上，也是敢于开拓的。我总结了三种做法：　　　

　　一是探索通过检察建议引起再审的途径，这样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还利于发挥基层院的监督作用。　　　

　　二是通过参与庭审进行审判监督，将问题解决在判决之前，同时还注意探索执行监督。　　　

　　三是探索开展公益诉讼的起诉和支持起诉工作，代表国家，运用公权力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虽然困难较多，但是，通过全体民事行政检察干警的努力拼搏，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决策，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决策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就是最大的失误。　　　

　　在我们身边，成功的决策、失误的决策共同存在。我们要实施有效领导，就是要追求成功决策、科学决策，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一个懂专业、会研究问题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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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节：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7）　　　　　　　　　

　　研究问题，必须靠实事求是。换句话讲，研究问题，首先必须在组织内形成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与氛围。“实事求是”是我们各级各类组织抓好落实工作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许多单位和部门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相反，形式主义的东西倒是盛行。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处处只讲究表面的形式，不讲究事情的实际，不讲实际内容、实际效果和实际意义。形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说来，就是“假、大、空”。　　　

　　所谓“假”，就是行动上不真实，弄虚作假。譬如，有些领导干部在汇报工作时，“只报喜，不报忧”；甚至为了“政绩”而制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　　　

　　所谓“大”，就是工作中搞大呼隆，譬如，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