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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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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国民党政治动员中，基层组织是较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国民党威权时代遗留下的严密组织结构，现在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随着国民党的改造，党工的数量剧减，基层组织的严密程度也大不如前，但是相比较民进党的基层组织，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动员模式方面的差异正在减小，民进党为了强化选举动员的效力，基层组织也逐渐扩张。二、与地方派系结盟。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与地方派系间形成了相互依靠与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近20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形成、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以及选民自主性的增强，地方派系与国民党的传统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不过地方派系至今依然是国民党在基层的重要依靠力量。
民进党在选举动员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主要依靠议题进行动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不依靠组织与地方派系。民进党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在2000年上台执政后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有逐渐“国民党化”的趋势。该党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就是以特定议题为中心制造对抗和冲突来牟取政治利益的思维和政治运作模式。民进党的对立与冲突行为既有一时起意的临场作秀，也有经过长期过滤和沉淀后的政治行为策略选择。“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在民进党内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该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流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既见于民进党内的斗争，在与敌对阵营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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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先说内部斗争。民进党的历史就是派系斗争的历史。自民进党成立以降，举凡党主席选举、公职人员选举、统“独”路线斗争、“急独”与“缓独”的斗争、政治利益的争夺等方面，均可以看见激烈的对立与对抗。1999年，陈水扁就是以制造对立与对抗的方式排挤了许信良，成为民进党的2000年“总统”候选人。一直延伸到陈水扁第二任期的派系共治政治生态也是该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的重要表征。派系共治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运作，将派系斗争纳入到党中央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民进党上台后，党内的“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依然存在。虽然在扁一人独大的背景下，这种“对立—冲突”行为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立即就会现出本来面目。2007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中的残酷斗争再一次为这一政治行为模式提供了注解。2007年5月5日，民进党“总统”初选党员投票的前一天，声势最盛的“苏谢两大主帅亲上火线，从传简讯到轮番接受电视专访，丑话说尽，刀刀见骨，两阵营已杀红眼，形同撕破脸。”（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5月6日。同样，在2007年“立委”选举党内初选中特定派系对“十一寇”封杀所用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在这些斗争中，一些以前对付泛蓝阵营的招数悉数登场，令泛绿支持者和民众瞠目结舌。由此可见，这种“对立—冲突”的思维模式在民进党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民进党“对立—冲突”的行为模式表现得更加明显。民进党素以斗性强悍闻名，在上台前与国民党及上台后与泛蓝阵营的斗争中，不问是非的攻击所在多是，只分颜色、不讲理性的问政更是俯拾可得，在文宣中越过道德界限对敌对政治人物进行人格谋杀等更是家常便饭。选举期间民进党更会不遗余力地鼓动支持者仇恨政治对手，将政治分歧转化为社会对立。
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也秉持“对立—冲突”行为模式以求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该党上台以后，在两岸关系方面不断制造紧张气氛，坚持“台独”意识形态，强化“台独”理念，炒作两岸议题，不断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行为模式是稳定的和一贯的，即通过制造两岸冲突来强化自己的内部支持。通过这样的循环系统，民进党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两岸关系的紧张作为扩大内部支持来源的重要渠道。正是在这种结构性思维的影响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断走向极端化。从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防御性公投”，再到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以及后来的“入联公投”，及至对马英九当选后采取的扩大两岸交流举措强力杯葛，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选择上显然是倾向于将两岸关系维持在相对紧张的态势之上。
第10节，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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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的历史习得过程
国民党“组织—动员型”政治行为模式显示出该党在行为模式上的历史沿袭性。国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形成的“恩庇—侍从”体制并未随着威权统治的瓦解而完全消失。今天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政治动员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靠威权统治时期留下的组织结构。不过不同的是，威权时期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组织和地方派系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和控制权，现在这种权威和控制权已经不在了，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更多采用协商的方式来协调与地方派系的关系。威权时期的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派系和地方组织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变成了协商式的合作关系。在双方的互动方式上，国民党中央向地方派系和地方组织挹注资源换取地方派系支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此外，如果说在威权时期，国民党尚可以用意识形态来约束地方派系，随着“动员戡乱”等临时性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意识形态层面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国民党不得不更加借重于利益交换的方式保证组织结构的存在和政治动员的有效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中央对党员的约束相对较为松散，对于党内比较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没有较为有效的办法进行约束。在国民党内部，一旦利益受到损害，有实力的政治人物与党中央抗衡的情况极有可能出现。事实上，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国民党政治人物脱党参选者屡见不鲜，而且不乏成功者。
民进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也是历史习得的结果。党外运动时期，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带有街头运动的特点。及至民进党成立，与国民党当局的低烈度冲突越来越频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然后到民进党成立后的一系列街头抗争，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力度不断增强，规模也不断扩大。民进党的冲突性动员以“民主”、“本土”、“清廉”为招牌，注重“草根性”，强调通过制造街头抗争事件和流血冲突，吸引媒体的目光，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从而达到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的目的。得益于这种动员模式，民进党的政治版图日益增加，但是也因此累积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如台湾学者所指出的，“党外时期是一群精英从事抗争，抗争当然要有草莽气概，后来为了拓展票源，又与草莽群众相结合，因此民进党的草莽性格特强。”这一时期的历史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在民进党内甚至出现了“冲突迷思”，即过分强调“冲突对立”政治行为模式的功效。当时民进党的高层多强调群众路线，要求与国民党进行正面的政治斗争。陈菊就认为，“我们的英勇反抗是有效的，只有正面迎向国民党的迫害，我们才能够存在。
上世纪90年代，“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逐渐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政治行为模式。
民进党“对立—冲突”型政治动员模式具有鲜明的体制外色彩，但是却没有完全脱离体制，相反，该党的反体制政治活动一直是以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为目的。尽管在党外势力和后来的民进党内部一直有反体制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几乎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主流。及至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与民进党的利益交换格局形成，推翻体制显得更加没有必要。不过，正是民进党这种以体制外压力为手段向体制内渗透的历史记忆形成了民进党的“体制外偏好”。尽管在2000年以后民进党已经在体制内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却仍不愿接受体制的约束，很多时候依然是利用体制外动员来达到政治目的，甚至在处理某些议题时刻意绕过制度和官僚机构，回避理性讨论，以直接诉诸民众的方式，来转圜各种无法解决的政治危机和制度性问题。这里，制造冲突和对抗成为民进党获得正当性的重要手段。
经过长期发展，民进党以对立和冲突为中心的动员模式不断化育并沉淀下来。对立与对抗的思维模式也成为该党处理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势，形成了对立性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有台湾学者评论说，推行对抗逻辑是民进党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所做的最简单而偷懒的政治行为选择——蓝绿对抗、两岸对抗，最后上升为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抗。（民进党下台以后，以族群区隔为中心的对立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所以，到目前为止，“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依然是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主流。
第11节，3。4。3对立性政治结构和敌我矛盾的建构
343对立性政治结构和敌我矛盾的建构
有趣的是，虽然在同一个政治系统内运作，国民党与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诉求并不相同。国民党所强调的价值和理念，在民进党那里可能根本就站不住脚，如外省人“爱台湾”的命题；同样，民进党所强调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在国民党那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如“台湾主体意识”问题，在国民党看来，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人，即便是外省人，怎么会没有“台湾主体意识”？由于两党的立论基础不同，所以两个政党的行为模式均在台湾社会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形成了泛蓝与泛绿的分野。
大致来说，国民党更多地强调其“民主性”，强调该党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以及在政治行为中对民主价值的坚持。故而，台湾许多学者往往将民主化与政治变迁的价值诉求结合起来，为政治变迁赋予价值的色彩。例如，彭汶坚认为，国民党在蒋经国之后的政策调整及本身属性的变迁，部分反映了时代环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出政治的现实。“基于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共识，国民党必须在党章之外做体质上的根本性改变，尤其是意识形态、制度及行为模式上，更应本持着民主的理念与逻辑，建立必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国民党在政治行为中比较注重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展开政治活动，在选举中较为注重经济和民生议题，比较强调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将政治动员的主轴锁定在民众福祉的议题上，而不愿与民进党在族群议题上过多纠缠。当然，这与国民党在族群议题上的劣势有关，并不是说国民党的政治关怀多么高尚。h米h花h书h库h ；__
相反，民进党“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则强调台湾社会现实存在的和建构出来的异质性。在台湾社会，统“独”矛盾、族群矛盾、省籍矛盾构成了异质社会的交错网络。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由隐性走向显性，现实政治场域的利益博弈既是社会异质特征的投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强化了这些异质特征，并不断衍生出新的分歧。这些矛盾被民进党拿来刻意放大，将台湾社会的异质特征扩大为社会对立结构，并以此为起点不断营造出新的对立与对抗，进而以对抗性的政治动员获取政治利益。
民进党一直最为强调者，就是台湾社会族群身份的认同区隔。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并以族群身份区隔为起点，加速推动政治认同的分化。通过“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社会形成了“我族”和“他族”的对立，族群身份区隔成为民进党建构的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成功的对立结构。也正是因为这样，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为获支持；通过唤起族群集体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以被剥夺的危机感刺激选民；进而将这样一批情绪化支持者固化为政党的“基本盘”。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选择；情感因素占据主要成分。族群政治打破了成熟民主社会中以议题结盟的游戏模式；出现了近乎永久性的结盟。
第12节，
在建构对立性政治结构的过程中，民进党操作最多者，乃是台湾民众的群体挫折心理。民进党一直在竭力煽动台湾民众的悲情，目的就在于要激发出台湾民众的挫折感，尽管有时这种挫折并不存在。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将国民党指为“外来政权”，强调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人”的“压榨”，强调本省人的苦难历史，将历史的伤疤揭开，激发本省籍民众的挫折意识。同样，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大陆对台湾的“打压”也是基于同样的手法。有心理学理论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也就是说，挫折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关系。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还指出，身体和语言攻击是最直接的攻击形式，但是直接攻击受到阻碍或抑制时，个体也可能采取其他形式的攻击，比如散布流言蜚语等。利用民众的挫折心理牟利并不是民进党所独有，李登辉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操作模式与民进党的操作如出一辙。因此，在台湾政坛上为民进党所广泛作的“抹红”、“抹黑”、诬陷等与真正民主精神南辕北辙的选举手法能为支持民众所容忍，甚至在民进党高层弊案屡出的情况下基本盘仍未有大幅的削减，均与这种挫折心理下的攻击行为有关。泛绿支持者比泛蓝支持者攻击性更强，也与此不无关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在对立性政治结构下，对政治敌人的攻击就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卡尔施米特认为，在政治活动中，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本身就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需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政治敌人就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的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某种预先确定的规范，也不取决于某种无功利的、因而是中立的第三者的评判。易言之，对立政治结构下的敌我划分本身就为对政敌的攻击加赋了道德色彩。
受特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影响，民进党的敌我想象和区隔走得更远，只要是政治对抗，就“一定是你死我活”。而且，当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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