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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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士的身份才由地方政府以有偿职位的形式确定下来。


　　漫长的等待和对可怕的“里面”的恐惧，令一些妇女不愿登记产前护理。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产阶层的，觉得诊所在某种程度上与非法生育有染而对其避而远之。婚外孕令家族蒙羞，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饱受歧视。
　　对接受产前护理的妇女，产前诊所的照料因地而异。在大多数地方诊所教给妇女们保持营养及健康的方法或提出建议，但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以前，诊所几乎没有对孕妇们进行过任何检测。监测胎儿发育的能力还很有限。医生和助产士可以确定胎儿的大小及在子宫里的位置，但他们仅能猜测其是否健康而对在产前确定其性别束手无策。
　　到了公元20世纪60年代，产前护理出现了重大突破，人们发现可以通过羊膜穿刺术（抽取少量羊水样本以检测是否异常）分离出胎儿的一些细胞，也可以通过检验确定胎儿的基因信息，比如是否存在脊柱裂。超声波检测一经采用，别的缺陷也能被确定下来。在确定胎盘的位置后羊膜穿刺术就变得更加安全了。在此之前，医生们采用的方法被称为“祈祷式穿刺法”。
　　产前护理制度的确立对分娩中的医学干预作出了极大贡献。妇女们热切期望政府统计出母亲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便降低母婴死亡数量。产科专家建议，为了克服糟糕的统计结果，生育过程应当被更加科学地处理。
　　然而当荷兰、丹麦及瑞典调查死亡率时，英国人却表示出对医生负责产科事务的轻蔑及反对态度，这些国家的孕妇大部分都是由助产士来接生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住房和日常饮食对母子未来的健康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母子未来的健康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先进的技术水平给产前孕妇检查提供了可能，这给医生提供了更多有关产妇的信息。而今天的父母却面临着这样的困惑：要不要在怀孕期对腹中的孩子进行检测。现在在英国人们对孕妇进行检测，看孩子是否有唐氏综合征，如果有，那么他们会决定是否用羊膜穿刺术进行流产。失败的可能性只有1％，在这1％的情况下，孕妇会因为这个尝试确定胎儿健康状况的试验而失去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不幸的是，人们永远不能改掉易犯错误的毛病，有很多例子表明推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诊断有时是错误的。而且大量的检测及其对检测结果的等待所产生的压力也可能影响孕妇的健康。
　　尽管有不利的方面，但孕期检测能挽救大人和孩子的生命。产妇身旁的助产士往往能判断孕妇是否处于产前阵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产妇无疑证明了当今医疗保健的好处。
　　
问题及方案（1）
公元20世纪，在医学各个领域取得的主要进展对产科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青霉素，公元20世纪最大的发现，保证了新生儿及母亲的安全。二战的爆发使得对用于治疗伤员的抗生素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因为当时英国处于战争之中，所以青霉素的研究和产量都很有限。直到美国对英国提供援助后，青霉素才被广泛使用，并有效地防治了产后高烧。
　　公元19世纪20年代，对产妇的医疗护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所有疾病中，生育是最危险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有超过3000名的妇女死于分娩，还有成千的产妇在分娩中致残。政治家急于阻止出生率的下滑，但是在分娩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劝人们多生小孩相当不容易。
　　显然，医疗护理服务必须得到改善，这样才能降低产妇的死亡率。卫生部的高级官员詹妮·凯坡贝尔医生在公元1924年她的有关产妇死亡率的政府报告中强调，有相当多的方面需要改进提高。她的报告主要提到卫生设备、住房、佝偻病（导致难产）、小产、流产、雇用助产士的问题以及妇产科的医疗水平等。对于政府而言，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公元1932年一份政府报告发表之后。该报告指出死于分娩的产妇中有死于“本可避免的因素”。
　　医院开始引进新的抗菌措施及改进卫生水平以提高产妇的存活率。
　　另一个对产妇生命的巨大威胁是产后大出血。血液的快速流失几乎总是造成休克及随后的死亡。尽管使用麦角新碱可以通过促进失血血管连结来治疗产后大出血，但直到输血成为可能后，大出血才真正得到了治疗。
　　医生们发现他们不能安全地为病人输血，因为输入的血液进入人体后总会引起奇怪的反应。公元1901年维也纳的医生及医学研究专家卡尔·兰德施泰纳发现了血液中的凝集素并将人类血液分为四种。到公元1915年时医生们已经能够正确区分病人的血型，而到公元1930年时血库开始建立起来。
　　随着医学及产科知识和治疗手段的丰富，分娩比以往更加易于控制，这预示着在分娩护理中一个新的医学时代来临了。中医学干预可以避免复杂的分娩过程所带来的危害，因此这得到了芝加哥产科医师约瑟夫·B。德莱的大力推荐。他推荐在所有的分娩手术中使用外阴切开术及产钳，即便是常规的手术。同时他推荐使用药物来加速胎盘的剥离，然后按照他称之为“鞋拔策略”的方法将之移除。德莱认为按照这种方法操作将极大减少分娩过程中对母婴的伤害。他的理论在美国广为流行，公元20世纪3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广泛应用。
　　到了公元20世纪40年代，外阴切开术已被西方医院广泛应用，但在公元20世纪70年代以前手术都是在没有施行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这项技术除了在必要时应用外并没有在英国流行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妇到医院进行分娩，医学干预在分娩中进一步介入，同时严格消毒措施也得到了应用。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细心的产前准备：剃去荫部的毛发及进行灌肠。
　　医生也会规定分娩时产妇的姿势，但不幸的是这些姿势更利于他们进行手术而不是利于产妇分娩。公元19世纪英国的产妇大都被建议应朝左侧躺着分娩，因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姿势被认为是最正派的，到了公元19世纪20年代，妇产科医生要求产妇平躺，双脚呈马镫形放置，但现在人们认为这样会给血压造成不利影响，降低子宫收缩的强度，增加了使用产钳及剖腹产的可能性。在荷兰，产妇往往采用坐姿分娩，分娩中使用真空提取器及产钳的比例几乎不超过4％，而在美国一些医院使用这些手段的几率却高达65％。
　　另一种被妇产科应用的助产术是人工引导术，它可以避免因婴儿体形过大造成的难产。这样就很少注意到对婴儿的护理及由早产所带来的可能危害。人们实际上认为提前一两个星期“把苹果从树上摇落”是很有益的。通常的方法是口服蓖麻油或奎宁以加速子宫的收缩，但往往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孕妇呕吐。
　　
问题及方案（2）
公元20世纪50年代，随着医生能检测胎儿的情况，人们更加关注胎儿的健康。当为了婴儿的利益而延长分娩时间时，助产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可以监视胎儿心跳的尖端技术得以在分娩过程中使用后，对分娩的干预进一步加强了。
　　医生们认为妇女们的分娩持续时间是有一个平均值的，正因如此，医生们测算出了常规的分娩时间。一旦妇女们的分娩时间与这个平均值不符，医生们就会通过静脉注射来加快或放慢产妇的宫缩。因此，镇痛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必要的，医生们通常就会使用止痛剂。止痛过程能够减缓宫缩，而催产素的使用则可以加快宫缩。不过这种恶性循环以及使用药物的副作用在后来导致胎儿有很多不适。许多胎儿的接生都是在催产的介入下进行的。这不仅是为了表面的母婴安全，也为医院带来了方便。然而由此对胎儿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剧增，仅在公元1970年到公元1975年期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由原先的新生儿中的27％增加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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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方法的改善
随着新生儿的安全出生率越来越高，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分娩过程中对产妇们的镇痛方法。直到公元19世纪末，除了在床底搭一块木板当产妇的支架和咬住一块橡胶，几乎没有其他镇痛的方法。所以人们常说能从这“危险又充满剧痛”的分娩中存活下来的妇女真的要感激上帝。
　　自从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准许，氯仿这一麻醉剂就被广泛地应用在了分娩过程中，但在公元19世纪末期，人们也意识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危险性。助产士很难掌握麻醉剂的剂量，在分娩中因它的使用而引起死亡剧增，这就促使人们要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方法。在公元20世纪来临的时候，德国人将镇静剂和吗啡草混合成麻醉剂并加以改进，这就是所谓的“半麻醉”。这样命名的原因是，当被注射了这种麻醉剂，病人就会进入睡眠状态，而当他们醒来时，就往往像处在清晨刚睡醒的状态。在接下来的40年中，这种麻醉剂得到了广泛应用，几乎成为一种医生们通用的麻醉剂，但它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产妇的剂量所需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多次注射。因为对于许多产妇来说，此麻醉剂的药效较慢，所以第一剂所产生的麻醉效果要耗掉很多时间。
　　所以，半麻醉也像其他麻醉剂那样停用了，同时更多的令人满意的药物则出现了，其中一种一直沿用至今的就是哌替啶。这种麻醉剂在公元1939年传到了德国，虽然哌替啶是一种有效的止痛剂，但它也同样有副作用，像其他化学药品一样，会由于母亲的血液循环向胎儿提供生长所需的物质通过脐带和胎盘传给胎儿。如果这样的话，胎儿的呼吸就会减弱，一旦对胎儿产生了更严重的副作用，医生就会使用抗毒剂。
　　另一种一直应用到现在的止痛剂叫做安东诺斯，由一氧化二氮和氧气混合制成，通过吸入体内产生作用。这种药物的优点在于它的副作用极小。它的使用取代了三氯乙烯，一种公元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英国的吸入式止痛剂。
　　硬膜麻醉的发展最终给分娩过程中的镇痛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最初这一技术于一战期间应用在一般内科方面，但随后被改良应用于妇产科。具体方法是在脊椎的腰部区域注射局部麻醉剂，这样就会产生下身的暂时麻痹。这一技术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施行剖腹产术时产妇可以保持清醒的意识，这样她就能完全体会孩子出世时的激动心情，还可以在孩子一出世后就把他抱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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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膜麻醉尽管有很多益处，但还不很完善。这一技术虽然可以完全解除分娩中的痛苦，可对一些产妇来说还是有很多缺点的。很多产妇发现（使用麻醉术后）在分娩的最后阶段她们很难有力气生下孩子。目前在已知的一些病例里，这一技术甚至导致了产妇的死亡。
　　
从家到医院（1）
公元20世纪，医院不断地改进环境，麻醉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公元1948年英国的国家卫生局成立后，在医院分娩的趋势才开始逐渐上升。公元20世纪前，大部分的产妇都是在家中分娩的，由助产士和产妇的亲密女性亲属照料。随着公元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有关生育检查的相关工作。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时，孕妇已可以享受众多相关人士的专业医疗护理，这其中有医院的咨询人员、全科医生、助产士以及当地产前检查诊所的人员。
　　尽管医学专业人士逐渐地介入到产妇的护理中，但分娩过程中的发病率仍居高不下。因此，英国卫生部于公元1929年成立了“产妇死亡率及发病率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调查的结论认为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是怀孕过程中的并发症，加强管理及临床护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医学人士开始相信怀孕应当作为一种疾病予以治疗，并应加强孕期“管理”。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心女性的健康，英国妇产科医师协会也于公元1929年成立，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妇开始在医院分娩。卫生部和医学人士认为，医院的环境更利于医生处理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败血症和大出血等致命疾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恰恰是医生增加了产妇感染产褥热的风险。在分娩过程中他们比助产士更为频繁地干预，这样就增加了细菌进入产妇血液的可能，同时他们也经常忽视自身的个人卫生以及例行的杀菌消毒。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产妇们还是逐渐涌向医院去分娩，因为医院有越来越便利的麻醉措施；而助产士是不允许在产妇家中使用镇痛药物的。此外，改进的手术技术、对惊厥的预防以及成功的输血技术都为产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这样即使进行剖腹产和使用产钳也远比在家中分娩安全许多。
　　贫穷的母亲们则很少选择在医院分娩，她们也很难在产后找到帮手来代为照看孩子。如果得不到亲戚或邻居的帮助，在孩子一生下来后她们就得努力操持家务。护理贫穷家庭产妇的人往往发现产妇面临着不洁净的环境，恰如公元1921年《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信中所说：
　　你会发现丈夫、妻子和一到两个孩子共用一张床。床上经常有小孩子的尿，床单很脏，病人的外套也很脏。她可能还没有洗过澡，只有几件没有消过毒的破旧衣服，或者把几天没换过的睡衣漂白使用。
　　众所周知，不良的卫生条件会导致母婴死亡，然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降低这种风险又是很难做到的。《1934年的为母之道》一书中就列出了家庭分娩必要的注意事项，但事实上，产妇们不得不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那些必需品。例如，胶皮就由牛皮纸代替，而药签则被报纸代替。
　　在《飞向干道夫的云雀》一书中，弗罗瑞·汤姆森写道：
　　当对助产器具的需要增加时，这些器具就会在社区里成为公共用具。器具箱几乎什么都有：小裹布、绷带、长法兰绒手推车……尿布。它会伴随着每个婴儿的出生。这些东西被循环使用，每次有人分娩，牧师的女儿就会将它借出去。
　　在公元20世纪30年代，妇女合作协会和妇女工会督促政府为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提供更多的“产科用具”，这些工具袋装有分娩时的必需品。但不幸的是，接受这项捐助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所以许多妇女都不接受这项帮助。
　　在公元1948年，随着全国卫生服务部的计划的实施，更多的妇女选择接受医院提供的护理服务，从怀孕到分娩，医院确保她们可以得到全程的护理，而且不需要花钱做各种检查，因为各种医疗设施会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到公元1974年，的分娩都是在医院进行的。到了公元1996年，除了那些推崇以更加自然的方式分娩的人以外，在英国，只有2％的母亲选择在家中分娩，而在美国，选择在医院分娩的浪潮要比英国早。美国的医院为他们无菌安全的医疗环境做宣传，所以对于妇女们来说去医院分娩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不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在公元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医疗费很高，那时也没有医疗保障制度，但人们提倡父母们应该为了能够给将来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而作些储蓄。同时，医院的环境很好，很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到了公元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将近有3/4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
　　　
从家到医院（2）
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妇女却没有从昂贵的医疗费中受益。在公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