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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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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贫困的母亲们往往无法只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寻找一个便宜的解决方法。当地地方女子学校收费比较公平合理。尽管他们给年龄稍大点的孩子提供课程，但老师们的精力却主要集中在了年龄小的孩子和婴儿的身上。为了解决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总想跑出去这个问题，那些老妇人把那些小孩子绑在椅子上或者她们的裙子上，从而有了“绑在妈妈的围裙上”这种说法。
随着公元18世纪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工业化。妈妈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长时间地在新兴工业城镇工作，能去得起的托儿所也越来越难找到。绝望的妈妈们宁愿把孩子留在一个收费很低的老太太那里。对于一个老太太来讲，伺候这么多孩子体力上就不太可能应付得了，于是她常常会用鸦片做镇静剂来照顾孩子，这样每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成千上万孩子的死亡。
那些不幸没有家庭的婴儿和儿童比家庭贫困的还要惨很多。他们只能靠慈善金生活，并成为海外教区救济的责任。而教区，为了最小限度地花钱，往往只雇佣一个保姆，然后提前支给她一年的膳食费用来照顾孩子。此后教区就再也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一旦膳食费用支付之后这些孩子往往不能活太久，但这一事实也因此被极大地忽略了。
一位美国有名的友人在伦敦向我保证，一个受到良好照顾的一岁健康儿童应该吃最美味、最营养、最有益健康的食物，无论是焖、是烧、是烤还是煮，我相信炖肉或者蔬菜炖肉也同样不错。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虚的赞同》，公元1729年
教区也会雇佣一些养父母，这其中的很多人非常乐意收留尽量多的孤儿，因为等孩子稍大一点他们就可以用这些孩子来赚钱。公元1761年，安妮·马丁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因为她故意害瞎孩子的眼睛，然后指使他们去要饭。这个宽大的判刑表明了公元18世纪社会和法律对儿童的漠视。当儿童被检举时，他们却受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判刑，即使才七岁。公元18世纪晚期，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偷了一件衬裙被判绞刑！
工厂的崛起意味着穷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许多贫困的家庭，很多惊恐、绝望的母亲们甚至直接把孩子抛弃在马路上、富裕人家房子的门阶上，祈求房子的主人会怜悯并收留他们。公元1719年，当托马斯·格莱姆船长由美国返回英国时，他为路边倒毙的尸体的景象所震动，于是他开始了一项旨在关怀孤儿及未婚母亲的运动。公元1739年，他因此被授予皇家宪章奖，并随后开始运营设在伦敦的“弃婴医院”。该院由艺术家威廉姆·贺加斯赞助。医院每年接收90个婴儿，但这远远不够，以至于当满负荷时院方雇佣守卫来阻止母亲们将婴儿遗弃在医院门口。
公元18世纪，英国儿童的成长的确相当艰难，但这更是贫穷的结果，而非社会的冷漠。在公元18世纪后半期，儿童健康开始引起人们注意，而这在前几个世纪一直为人所忽视。随着公元19世纪的临近，人们逐渐放弃对原罪的信仰，因而对儿童的看法也乐观了许多。认为孩子们道德败坏、天性邪恶的观点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相信他们像天使一般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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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将不久于人世
在公元19世纪时，医学终于可以为那些需要护理的人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包括分娩中的妇女。不幸的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普遍比较保守，很多妇女无法充分享受到那些医学的先进成果。妇女的全面健康仍然没有实现，分娩也依然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年轻妇女们必须面对的这份危险也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在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中，奥利弗·特维斯特的出生就带来他的母亲的死亡。
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含糊地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济贫院里负责照料她的护士（一个老妇人）对无可奈何的医生说：“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把岁数，大夫，自家养上13个孩子，除开两个，全部都得送命，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好了，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寻思寻思当妈是怎么回事，可爱的小羊羔在这呢，没错。”
当时很多妇女都渴望通过迎合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赢得尊重。例如保持干净整洁的房屋和着装整齐的外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自己弄得狼狈不堪。房间的透气孔通常被关闭以用来保温，在白天窗帘也被拉上用来阻挡日光对屋内家具的侵蚀。
除了通过创造一个完美的家来描绘这一愿望以外，女人也不顾一切地想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形象。然而对她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公元19世纪时，时尚的外形要求女人要有一个纤细的腰围，理想的腰围尺寸是在15英寸到18英寸之间。妇女们通过使用束腹胸衣来追求那些不自然的却至关重要的形象，而且妇女们用缚带将自己束得非常紧，以至经常导致身体上的损害。胸衣的压迫被认为是导致脊椎变形、肺结核、昏晕和脱肛的罪魁祸首，这也使得分娩变得更加危险。
每年有3000名妇女死于分娩，13350名男婴和9740名女婴在出生或者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遭受疾病和残障的折磨而死去，考虑到这一事实，没人认为它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没有人对这一主张有一个较为实际的认识。认识到在那些母亲中，能够挽救其中的1000人甚至是100人，有更多的人将被从伤病的痛苦中拯救出来，这些痛苦可能使她们丧失一些能力，或者伴其一生，毫无疑问，冷漠和脆弱的虚假感情都不能阻止那些关心公众健康的人去考虑那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摘自公元1844年3月《国内经济杂志》第二期
上文表明有很多降临在女性身上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这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公众开始注意人体的运行机理。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开始遵循医学专业人士的建议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包括营养的饮食习惯、呼吸新鲜的空气、适量的体育锻炼、宽松的着装以及个人的卫生习惯。
母亲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她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当国家保护了母亲的活动时，社会福利也就发展到了最高水平。
——艾伦·奇，公元1849～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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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由于分娩伴随着危险和剧烈疼痛，甚至可能因此导致死亡，很多母亲对怀孕充满了恐惧。在痛恨怀孕的母亲中，最著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的长女维姬也同样如此，维姬极其憎恨怀孕，每次怀孕后她都感觉痛苦，精神沮丧。
公元1893年，维多利亚女王写信同她的女儿交流：“结婚后的第一年简直太可怕了，幸福全都被不适和苦恼破坏掉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你出生之前，我忙于作各种各样的准备，简直手忙脚乱。”这位公主和她的母亲保持通信40年，最后在同一年里死去。
微弱的呼吸，隐约的心跳，静静地停止了，
尽管你的生辰在召唤你，
你却坠入冗长的睡眠；
末日的预言在堆积，
痛苦和悲哀围绕在我们身旁，
时间之魂让我们的歌声充满了恐惧。
——托马斯·哈迪，《致一个还未出生的小乞丐》，公元1897年
一旦妇女怀疑自己怀孕了，她将会寻求医疗帮助。但是由于保守观念的限制，确定是否怀孕的身体检查是被禁止的。例如公元1836年捷克米尔发现可以通过检测荫道来确定怀孕与否，因为在怀孕的早期，其颜色会有所变化。这种检查被视为是极其不道德的，直到公元19世纪80年代后才又被谈起。在当时，甚至把听诊器放在怀孕妇女的腹部来检查胎儿心跳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
或许就整体来说，我们应当对禁止这方面的研究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它们我们将无法对性有清晰而深刻的理解。以我的眼光来看，我想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妇女们即便遭受极端危险和痛苦的折磨也不会因为对些许末节的犹豫而耽误了对疾病的诊治。
——查尔斯·D。梅格，《妇女及其疾病》，公元1848年
任何一个正派的受人尊敬的医生都从来没有想过因这种行为而破坏自己的名誉。在法国，荫道扩张器被广泛用于检测妇女是否怀孕。但是在英国，由于接触身体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它却遭到了禁止。英国的医生们反而被那些使用这种“不道德”工具的人所排斥。罗伯特·布鲁德奈尔·卡特医生在公元1853年出版的著作《关于病理学和癔病的治疗》中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在那些女孩身上所做的诸多道德上的罪恶……她们的情欲被印度大麻挑逗起来，在医疗处理下才得到了部分满足；也只有她们才能认为疾病是比悲剧更糟糕的事情。我已……目睹中产阶级的未婚少女们因为持续使用这种扩张器，而在身心方面堕落得如同妓女一般。她们寻求对淫荡的放纵，要求每一个医师……为其检查性器官。
节育
从公元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关于有效避孕知识的文章发表出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门学科，关于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理查德·卡利里在公元1826年出版的《妇女手册》就是其中的一本，它推荐了一些像不完全性茭等指定的避孕方法。这本书还提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们“将海绵系于腰间，并且随时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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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观点……医学……永远不会涉及这一问题（节育），即便这一罪恶将持续，我们也不会将之归之为医学范畴。
——摘自《手术刀》，公元1873年
无论如何，抵制节育信息的传播是错误的，尤其是在美国。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社会上赢得了地位，她们开始为那些仍受压迫的姐妹呐喊。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医生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医师，她在公元1870年曾抨击道：“我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孩子。”
时下有一种谬论，认为不受限制的生育孩子将有益于社会。对这些孩子来说，只有当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时，这才是一件益事！
——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医生，《怎样保持全家人健康》，公元1870年
在英国，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已开始实施节育，享受着因子女较少而带来的轻松生活。有趣的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女子发现她们可以和一些被称作阉割歌手的年轻男子自由发生关系而不用担心受孕。这些男子在八岁左右时就出于保证嗓音高亢的要求而被阉割。
公元19世纪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安妮·柏森特为了将节育知识传授给全国的妇女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一位布里斯托尔市书商因向公众销售避孕书籍而被逮捕后，安妮开始着手于提高公众对于避孕的意识。她和一位同事决定自费出版《哲学之果》。这导致了一场影响甚大的公审，在法庭上安妮·柏森特力图证明该书并非伤风败俗，最终安妮等人被判有罪，但陪审团放弃了上诉的权力。安妮成功地唤起了公众对避孕问题的注意。
随着时间演进，诸多避孕手段为社会所采用。“绅士睡帽”（避孕套）和海绵尤其流行。因为便于使用，当时有很多种不同的避孕套设计，其中一项富有想象力的发明是一种由鳗鱼片制成的荫道隔膜，由美国制造。在公元1838年的德国，新的子宫隔膜被设计出来，每一个都以顾客的宫颈蜡膜为模型。贵夫人使用的子宫帽由象牙、金、银制成，而拮据一点的则采用橡胶制品。尽管通行多年，但子宫隔膜从来没有流行过，并且很快被“荷兰帽”所代替，或者叫做子宫帽，这就是子宫隔膜的演变史。但是作为覆盖整个子宫壁的橡胶膜，它有点过大了。子宫帽被称为“荷兰帽”是因为早期荷兰节育诊所的大量采用。另一种节育方法是灌洗，使用注射器对荫道进行冲洗，由美国医师查尔斯·诺尔顿发明。妇女们将明矾、硫酸锌、小苏打（碳酸氢钠）和醋混合在一起，在每次和丈夫房事后用它彻底冲洗掉精子。
灌洗器是一种容量约为2品脱的容器，悬挂在妇女们床侧的墙上，高度离其头部约4英尺以上。在容器底部附近有一个小孔，与一段天然橡胶管相连。橡胶管的另一端口有一个小小的回旋龙头。在上床之前妇女将一种明矾和水组成的溶液灌注其中，将一个便盆和一条毛巾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房事后，她只需转过身并将便盆放置在身下；接着将天然橡胶管的端口尽可能深地插入荫道中，接着明矾液流入并随后流出，这样就不会弄湿身体或引起其他麻烦。
毫无异议的是，灌洗器没有得到广泛的流行。
堕胎（1）
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如何避孕，堕胎依然是节育的一个主要方式。英国上层社会于公元1850年左右开始实行避孕，但是这种做法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在下面的阶层中传播开来。孕妇和婴儿全部死亡在堕胎中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很多妇女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堕胎，以免再次怀孕。
公元19世纪时许多妇女开始从医学专业人士那里寻求帮助来避孕。穷一点的则从产婆或草药商那里求医问药，然而走这条路的人最终还是会把钱花给医生，因为药店卖的药往往一无是处，基本成分只是泻药、铁盐和酒精。芸香、艾菊和双子柏等均为当时流行且很有效的堕胎药。双子柏（一种刺柏属植物）通常会导致严重腹痛、呕吐、剧烈头痛一系列症状，为了堕胎而铤而走险的妇女甚至有时因为吃了这种药在极度痛苦中死亡。沃克·艾里·宛，公元19世纪的一位美国产科医师，在亲自尝试了一剂的双子柏后，体验了它的强烈副作用。
腹部剧烈疼痛，并伴有呕吐和腹泻，下坠（排便感），痛性尿淋沥（排尿不畅），胃、肠、直肠和肛门部位灼热，有中毒反应，脸颊绯红，剧烈头痛……唾液分泌增多，尿液中有明显双子柏的气味，并且气味加重，气味伴着尿液排出的频率越来越高……经常打痛嗝。
在使用药效强的中草药时，如何掌握好剂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难确定每种草药的剂量和浓度以及需要煎制的时间。某些剂量会导致痉挛和死亡，而另一些则不能打掉胎儿。
公元19世纪时，在子宫里插入利器之类的残忍做法也被人们用来堕胎。削尖竹子、串肉扦、毛衣针还有钩针都被频繁地使用，而通常由此造成的后果要么是子宫穿孔，要么是孕妇因感染而死亡。金属导管的应用最终取代了传统野蛮的做法，但这种应用在经过了数年后才流行开来。
愿意“帮助”妇女堕胎的人不在少数，尽管是非法的，但这种广告依然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而措词也非常谨慎，意思也遮遮掩掩，例如下面这篇摘自公元1868年《英国医学杂志》的广告：
咨询助产士“NO”先生，有多年投身助产业处理各种复杂情况的经验。无论女性的情况如何复杂，均能为您立即解决痛苦。欢迎尽早垂询。
封建迷信
公元19世纪见证了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殊死较量。清教徒们为使社会摆脱封建礼节的桎梏奋斗了几个世纪，然而收效甚微。尽管新教徒们不守礼节规矩，但至少人们感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保护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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