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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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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笠祷肪持校唤鼋鍪蔷芾碇叮幕の丁⒓壑等∠颉⒌赖缕沸浴⒍匀诵缘亩床斓鹊龋汲闪似笠盗煨渲匦搿4车腗BA一时难以适应。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专业知识变得格外重要。一般的MBA,没有相应的专业训练,就变成了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也不懂的万能膏药。比如经营一个高科技产业,有生意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比MBA更为胜任。你很难说创建GOOGLE的人不懂管理。但一个MBA创造不出GOOGLE。另外,如现在越来越庞大的医疗产业,需要大量管理人才。但是,教一个医生学会管理,比教一个MBA精通医术要容易得多。所以大家也就不雇MBA了。
更糟的是,MBA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管理时代”的受害者。在这种“管理时代”生存,不论干什么,都得有些管理才能。不久前一个外科医生在《纽约客》上报怨,自己这个行当在经济上的成败,往往不是取决自己的手术做得多么漂亮,而是取决于经营。比如,一周做那么多手术,你必须事先知道病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如果手术费用的单子有30%被保险公司拒付,你就赔了。如果这个百分比降到15%以下,你就开始赚钱。所以,一个医生就是自己诊所的半个CEO,半个律师(知道如何防止和对付医疗诉讼)。有这些经验,再学本专业的管理技巧,比MBA的优势就更大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传统的MBA的雇主,开始从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甚至传统的文理学院的博士课程中录用人才。与此同时,MBA的课程也开始改进,大力发展与其他专科合作的联合课程。比如,笔者一位朋友,辛辛苦苦上完医学院,当了几年住院医生,再熬几年,就成了正式医生。但是,他却突然决定重新当学生,就读耶鲁的商学院的管理和医学联合学位。这样的训练,就是为在大医院当院长铺路,要医商兼通。如今MBA还硬的,全美只有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耶鲁等前10到20名顶尖的商学院。跨国公司招募的MBA,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也不过集中在30个一流商学院之中。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美国前10所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挣的平均年薪接近15万美元。在1999到2004年期间,经济虽然不景气,但这些商学院的MBA平均年薪还是上涨了138%。他们仍然是天之骄子。但是,全美排名第50到100的商学院的MBA,就不那么运气。他们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年薪低于9万美元。这虽然是不错的收入,但看看读MBA的投资、毕业后留下的债务,就不能简单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最糟的是四流的商学院。那里的MBA,毕业找到个管理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因为如今蒸蒸日上的网上大学提供的MBA毕业证书,都可以和这些四流的MBA竞争。一份2002年发表的研究甚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MBA教育和事业成功有直接关系。不过,MBA并非全面看跌。除了那些名校的MBA外,亚洲市场对MBA需要甚大。大量美国的MBA谋求到亚洲就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5年2月由美国7所名校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中,7个亚洲的职位吸引了337位申请者,竞争十分激烈。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拥有160名成员,是该学院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宾夕法尼亚的Wharton商学院,2004年有6。3%的毕业生到亚洲供职,2005年则预计提高到7。5%。只可惜,美国学生语言训练不足,到亚洲求职,常常在第一道关上就被语言卡住。这是目前的MBA课程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海外MBA吃香,希望到欧洲修MBA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以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为例,那里的美国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甚至多过了英国学生。美国的跨国公司要征服世界,就需要这些全球型的MBA。MBA如今走进了“创造时代”。这本身并不意味着MBA的出局,而是MBA的泡沫的破灭。MBA的训练,从人际沟通的“软”技巧到专业科技的“硬”知识都有些两头不靠岸。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1)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
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2)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着民主党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逐白宫的大选日,一直到吃完午饭的时候,尼克松还在领先。等下午劳工阶层一下了班开始投票,局面就翻过来,因为劳工阶层就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总统政治中,民主党的优势一直维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即使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劳工阶层也不敢得罪。但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我给学生讲课,从世界的香料贸易、蔗糖贸易、奴隶贸易,一直讲到棉花贸易、石油贸易,分析这些贸易如何塑造了从前近代到近代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大国的兴衰。学生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财经方面的专业,但听到这些竟然笑起来,一脸滑稽表情。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鸡蛋脑袋”里全是些怪念头:香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花这么多钱,耽误了打工的时间,坐在这里就是来听这样的奇谈怪论吗?我讲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时,干脆被学生打断:“你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这就是劳工阶层反智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父辈的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你只需要关心你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其他那些虚无飘渺事情不用操心,否则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不习惯抽象思维,而且觉得抽象思维是荒唐事:这么胡思乱想的人多少有些心理不正常。他们一进大学,学的全是这些漫无边际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试拿个C或D,甚至不及格。放了学一打工,一小时挣上六七美元,钞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而且还有时间和女朋友泡。这样的日子有多好!左思右想,还回去念书干什么?于是中断了学业。如今大学在美国虽然几乎全民化,但是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层里,几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这种辍学状态;而在1960年代末期,这样的人只占1/5。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上学的人大多是想上的。现在的大学则是不想上也得上。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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