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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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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4）
如果让我预测未来的话，我会用精英社会而非贵族社会来描绘美国。道理和亚当斯的论述相类，精英是开放社会竞争产生的，贵族是世袭的。看看美国的教育热就知道，美国的精英，将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精英。这一精英集团的兴起，像是一场文艺复兴，以塑造完整的个人为宗旨，并不仅仅是传授手艺。所以，家长会不惜工本送孩子学钢琴，不是去学电脑。美国大学的专业选择更说明问题。越是精英的大学，越务虚不务实。全美大学生，有20％以上选择商学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学历史文学的寥寥无几，凑不出个百分点来（学表演的为5％左右，其他的文科，除了教育和心理学外，全在此之下，图表上因比例太低显示不出具体数据）。但是耶鲁的学生，选历史专业的竟达15％左右，高居第一。政治学和经济学（这是纯理论性的经济学，并非教你怎么做生意）紧随其后。接下来的热门专业则是英语。商学这个专业在本科教育中根本不存在。明摆着，这些精英将来是要统治世界的。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这一套教育的价值，劳动阶层很难理解。我教书的大学就充满了这样的子弟。一上课就说：“我就对钱感兴趣。请告诉我怎么赚钱。为什么要学历史这些没用的东西？”他们还是在工厂里干活、在麦当劳收银台点钱的那种心态，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还想凭自己的美国国籍在世界上当劳动贵族。但是，全球化将会逐渐消除“国籍贵族”：你在美国缝袜子，不再可能靠自己的美国国籍来拒绝第三世界国家缝袜子的人的挑战。谁做的袜子好，价钱便宜，谁就赢得了竞争。美国的工人不可能再当国内的平民、世界的贵族了。所以，全球化在美国是个塑造精英的时代，在世界又是个去贵族化的时代。去贵族化的结果，是美国的平民也成了世界的平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美国的精英越来越远，和世界的平民越来越近。这就会在美国造成巨大的贫富分化。这一格局，和美国的草根民主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一旦美国的平民把自己看成是这场社会变革的输家，他们的政治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近期的表现，就是贸易保护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中国的老百姓和刚刚沦落为世界平民的美国老百姓成为对头。因为人家觉得你抢了他们的饭碗。但另一方面，人家的精英要赢，也会赢到我们头上来。从这个角度讲，我相信本书对中国读者多少有些意义。读者在读本书时，可能会有杂乱之感。我为此向读者致歉。如今讲美国的书很多。最风行的品种大概就是启蒙式的：教中国人怎么学习美国。本书不属于这类读物。我相信，读者的理解力不会比我差，不需要我的启蒙。大家看法不同，大概是生活经验和环境所塑造的。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宁愿通过一个真正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的眼睛，把所看到的矛盾写出来。所以，我对这个社会的不解、困惑，也都会流诸笔端，带来“混乱”。最后还是请读者自己形成结论。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1）
科恩（KatherineCohen），耶鲁大学的博士，一个大学前录取办公室的官员。她开了一个名字响当当的公司：常青藤智慧（Ivywise）。该公司的业务，是给学生提供申请大学的咨询。虽然一个学生的咨询费就达29000美元之巨，该公司却照样生意兴隆。美国的大学录取，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不同的地方是，人家的程序复杂得多。如果光看分数，光参加SAT补习班就够了。但是，SAT的分数只是录取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你还要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记录以及各种成就证明，许多人还要经过面试。因此，如何包装自己，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学问。对学生的专长就在于此。她指导学生如何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简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特长，对学生进行模拟面试、对之进行全程录像并作细节分析，向学生介绍每一所大学的特征、课程，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的著作。经过一番精心包装，她再根据学生的实力，确定申请战略。这一耗资甚巨的申请咨询，反映了美国式“高考”的激烈程度。这种“高考”竞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白热化。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人口的因素。“二战”结束后美军回国，夫妻团聚，拼命生孩子，生产了所谓“婴儿潮”一代。克林顿、布什、戈尔，都属于这代人。这代人在1960年代进大学，刺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自1990年代起，他们的孩子（即第二代“婴儿潮”）也渐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这代人不仅人口多，而且要上大学的意愿远比父辈强，特别是女性进大学的比率远远超出第一代“婴儿潮”，使得大学一下子应付不及，竞争加剧。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这几十年的社会、经济转型，塑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青春期”。现在美国的高中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野心的一代。他们的野心，提高了大学竞争的砝码。先看几个数据就可以明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只有55％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希望上大学，42％希望成为专业人员。到了1990年代，高中毕业班的学生90％想上大学，70％想成为专业人员。有学者还研究了这些学生的野心与其教育计划的吻合度。方法是先问学生长大想干什么，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读多少年书。被访问的学生说出了470种预期的职业。于是研究者再去根据人口统计，调查每种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实际受了多少年教育，以此比较现在的高中生的就业理想和教育计划。那些计划接受教育的年限正好符合所追求的专业要求的学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的群体。那些明显高估了自己理想的专业所需的教育时间的，属于“高估教育”的群体。那些准备接受教育的年限，达不到自己理想专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属于“低估教育”的群体。调查结果显示，有43。7％的高中生属于“野心与教育计划吻合”型。有40。1％的高中生高估了教育的价值。只有16。1％的高中生低估教育。这样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高中生中，普遍的潮流不仅仅是重视教育，而且是“高估”教育。不过，这种调查的方法本身，恰恰说明孩子们对自己的前途设计比学者更有前瞻性。学者们自作聪明，觉得调查一下现在一个护士平均受了几年教育，就能判定未来一代的护士所需要的教育年限。孩子们则不同意。现在的警察大多没有上大学，以后的警察大学生越来越多。美国经济不断向高端的科技产业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多，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即使是同一行业，对教育的要求也不断看涨。所以，大家心里都没有安全感。不断“高估”教育，给自己多留一些保险系数。知识的升值，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在1990年代，那些拥有法律、医学学位的人平均一生的收入为440万美元；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340万美元，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50万美元，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为210万美元，拥有高中学位的人一生的平均收入仅为120万美元。1999年，高中毕业生年收入平均为25900美元。大学生年平均收入则达45400美元。那些有高级职业学位者的平均年收入竟几乎到了10万美元。有人还对1972年高中毕业班的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学生在1986年的收入。调查样本显示，男生的大学入学智能测验SAT（大概相当于我们的高考成绩吧）成绩每高10分，这些人在1986年的收入相应提高4％。美国自19世纪南北战争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优势在于大规模的制造业上，是地道的“世界工厂”。这一“世界工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美国货畅销世界。其中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同时由于“新政”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所以，那时候的高中生一毕业，就有工厂的工作等着他们。这样的工作不仅稳定，而且薪水不薄，福利甚好，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养活一家。同时，工厂不会迁移，常常是一个地区的居民，祖祖辈辈都在一个工厂做工。1950年代的孩子毕业出去求职，人家问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有高中毕业证书吗？”只要有，工作就稳了。这样的现实，形成了1950年代高中生的特点：高中是进入社会的准备。大家并不太注重读书，对体育和社会活动却很重视。同学之间彼此也很亲近。明摆着，再过一两年出了校门，大家都是一个工厂的同事，一个社区的居民，而且许多人马上就结婚。所以，高中时需要的，不是在功课上彼此竞争，而是创造一个社会大家庭的感觉，为以后一辈子和睦相处、确定自己在当地社会的位置打下基础。那时的男女生，许多基本上已经订了婚，一毕业就办喜事了。女孩子婚后回家当贤妻良母，上高中操心的自然是情郎，而不是功课。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2）
但是自196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限制工厂运营的环境法越来越严，制造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企业纷纷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迁出美国，结果，制造业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些高中毕业生能干的，大多是服务业中的低端工作，如麦当劳、沃尔玛中的售货员、清洁工、餐馆的跑堂，等等。而这些工作不用说养家，就是养活自己也很难。而且说没有就没有，像临时工一样朝不保夕。同时，如今男女平等，婚龄推迟。女孩子长大后要和男生一样在市场上竞争，高中不能忙着谈恋爱，而是要长本事。现实已经给这些还在上高中的孩子们上了一课。他们没有退路，如果不想永远当下层社会的打工仔，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一个个都野心勃勃。这就造成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中生的独特生存状态。首先，他们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为了功课拼命竞争，即使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申请大学积累资本。同时，他们在青春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高中情侣结婚的也越来越罕见。这一来是彼此竞争激烈，二来是功课太紧张、无暇顾及社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1950年代那样，一毕业就在本地工作、成家，一辈子不离开自己的家乡。现在的高中生，毕业后就出去读大学，和高中的同班断了来往，利用高中的时间交朋友、建立自己的本社区的人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越是有能力、野心大的学生，越要远走高飞，回来的机会就越少。青春期的野心，已经使优秀学生越来越集中在几所超一流大学，各州的顶尖高中毕业生，全向“常青藤”流动，因此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很少回来，造成各州的“脑力外流”。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设立的“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ScienceTalentSearch），旨在发现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国每年只有40人入选最后一轮。从1960年到1989年，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学读书。其中1／5到了哈佛，其次是MIT、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PresidentialScholarsProgram），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如同参议员的名额一样，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1989年的数据看，这些学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MIT、杜克、密歇根。上名校立即会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等）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7所精英大学，依次为：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西北大学、康奈尔、哥伦比亚、斯坦福。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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