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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首富刘永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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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的四方坐着刘家四兄弟：老大刘永言，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就职于成都906计算机所；老二刘永行，师范专科毕业，在县教育局工作；老三陈育新（刘永美），四川农学院毕业，在县农业局当农技员；老四刘永好，省电大毕业，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他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手里捧着人们羡慕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对他们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却偏偏不安分。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三天三夜的家庭会议终于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回乡创业，对于三哥陈育新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他从两岁时因家庭困难过继给古家村一位姓陈的农民家起，就一直是农村户口，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已经在乡下务农12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时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3分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农学院。大学毕业后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摆脱了农民身份，如今，才工作不到半年，这个满脑子农药化肥、猪仔鸡娃的农技员，又想回到那片熟悉的热土上挥洒青春热血。他提议说：“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在成都当老师的四弟刘永好也不示弱，他握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1977年参加工作时拿28元工资，现在拿38元工资，工作5年时间才涨了10元钱。我情愿冒点风险下乡当农民，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闯几时闯？”这充满着浪漫色彩的话语，道出一个热血青年发自肺腑的决心。
当时他们都太穷，没有创业的资本。找人借，谁能有多少钱呢？他们也曾经向当地信用社申请过1000元贷款，但在他们下海时的1982年，国家对民营企业贷款还没有任何政策，相关部门总是用“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推诿，贷款最后还是没批（关于民营企业贷款问题的相关政策直到10年之后的1992年才出台）。于是他们各自变卖了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件，硬是凑足了1000元的资本，买了一些设备，又从县供销社购买了2000只小鸡。三哥陈育新在古家村成了家，有几亩自留地，他把住房改成育雏室，地里也种上西红柿、花菜、白菜等。他们种的庄稼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因为土地少，在种植上扩大不了规模。于是他们就往养殖业上发展。这样，以陈育新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种场”呱呱坠地。三哥陈育新也就在乡下当起了“育新良种场”的场长。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创业史就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开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4）
当“育新良种场”的养殖和孵化走上正轨，鹌鹑、鹌鹑蛋和鹌鹑饲料在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的时候，1984年，陈育新率先提出辞职，以便把整个精力投放在他们的养殖和孵化事业上。“辞职”这个词，现在人们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时私营企业命运难料，只有国营企业才有可靠的生活保障，那时人们要辞去有保障的“铁饭碗”，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陈育新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提出“停薪留职”的人，在社会上自然也引起了很多非议。1985年，四兄弟的事业超常发展，二哥刘永行于是向新津县教育局递交请“备案除名”的辞职报告，准备与陈育新“共担风险”，并打定主意“如果失败，我和老三另找出路”。尽管教育局很长一段时间不批，但刘永行还是毅然走出来了。随后，1986年，大哥刘永言正式辞职全身心投入。刘永好因为在学校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到1987年也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当时他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元的财富。
因为三哥陈育新和二哥刘永行先行下海，按照四兄弟商议的结果，他们理应多得一些股份，但随后，他们自愿要求与其他兄弟的股份同等，放弃了原定他俩比别人多的股份。
3。从人民教师到市场小贩
最初的创业是艰辛的。他们刚到古家村的时候，连一把剪刀都舍不得买，而是找了两块废钢自制；没有孵化箱，他们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然后到工厂租用工具自己做，大年三十晚上他们兄弟四人竟在一起敲废铁桶制作孵化器。为了建工厂，刘永好从成都买来一拖拉机旧砖，而古家村道路狭窄，连拖拉机都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两公里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把一车砖给搬进村。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天气异常寒冷。当有人向他重新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异常兴奋：“你们好厉害，我差点忘了！”
当真能忘得了吗？创业之初是如此的艰辛，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那时，刘永好既是司机、养殖员，又是销售员和决策者，每一道程序、每一处细节，他与兄弟们都必须亲力亲为。
当真能忘得了吗？在古家村，刘永好首先种了一季良种番茄，产量高出了同村的其他农民5倍；后来又饲养良种鸡，孵化良种鸡雏；渐渐地又扩大规模，自制了一套可繁育两万只种鸡的设备。
当真能忘得了吗？还记得他们自制的孵化器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因为买的是处理的电子器件，稳压器就冒起了烟。第二次使用时，就在小鸡孵化到将要出壳的头一天晚上，由于白天太劳累太疲倦，睡得太沉了，结果夜里电压过高，他们买的处理产品继电器又烧坏了，将要出壳的小鸡全被烧死。
当他们的第一批电孵鸡终于出壳时，刘永好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有了自制的孵化设备，并不等于就有了钱。不说别的，光是种鸡蛋的收购就够折磨人的。那个时候国家恰好进口了一批良种鸡，分散给成都周边各个县，每个公司大概有十几只，然后又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刘永好听说后，决定找到这些农户，用比市场高一倍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孵出的鸡蛋。收购很辛苦，最初，他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子，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良种鸡。因为他收购的价格高，有的人听说后会谎称他家养的是良种鸡，跑很远的路过去看，发现不是，然后又找，确实找到了，就跟农户签订合同，买他的鸡蛋。以后每隔两三天就会过来转一圈。有一次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途经田坎的时候，一只狗突然蹿出来，朝刘永好狂吠，刘永好没理它，继续往前骑，结果这只狗就扑过去朝他的脚后跟狠狠咬了一口，一阵剧痛使刘永好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倒在田坎里，全身湿透了，200多个鸡蛋只剩一个是好的，其他全部摔坏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刘永好真的给气哭了。一是哭这几天挨家挨户收鸡蛋的辛苦全白费了；二是这些收鸡蛋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三是他们的一些鸡已经订出去了，正等着收鸡蛋回去孵小鸡。刘永好气愤极了。捡了一块砖头向那个狗扔过去，感觉还不解恨，又骑着车去追狗跑了好大一圈，愤懑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拿着仅存的一只鸡蛋回到家中，已经快凌晨6点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5）
最初创业之时，如果说身体上的辛苦还能够忍受的话，遭人白眼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谁能理解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去做，却下乡来当农民呢？这四兄弟准是想钱想疯了。
当然，也有人对他们深表同情的。
有一天，刘永好正在市场上守着两筐无人问津的雏鸡发愁，突然来了好几个年轻人要买100只雏鸡。刘永好非常高兴，在收钱时却突然愣住了：这几个买鸡的年轻人就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啊！
“你们在工厂上班，买这么多小鸡做什么？”
“刘老师，我们已经观察很久了，看见一直没有人来买你的鸡，知道你丢掉工作当农民不容易，我们想帮帮你。”
一席话顿时让刘永好心中产生一股暖流，是啊，当老师虽然挣钱少一点，但旱涝保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很受人尊敬，毕竟，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啊。辞职下海创业，现在的自己，跟鸡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时为争摊位，还要同其他鸡贩子怄气、争吵。
刘永好最终还是谢绝了几位学生的帮助，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认为自己不需要同情，认定的路就要走下去。自下海创业以来，饱受了磨难和挫折，饱受了委屈和白眼，但这是自己认定的路，他感到无怨无悔，虽苦犹甜。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把两万只雏鸡全部卖掉。不仅收回了成本，还了欠债，还净赚了几百元钱呢。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值得学生同情的市场小贩，这中间不仅有身份上的差距，也有心理上的差距。这是刘永好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这使他的创业心理逐渐成熟。他的脸皮变“厚”了，内心也更加坚强了。
付出总有回报，第一年，刘氏兄弟把当初的1000元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把3000元变成了1万元。到了第六年，1000元钱已经变成了1000万元，那时是1987年。这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桶金”。
当然，这是正的收入。他们也有负的收入，他们有过把1000元变成500元的经历。
4。第一笔“大”生意
经过一年的辛苦，四兄弟“合资”的良种鸡孵化场终于有了可喜的进展，孵化的小鸡开始供不应求。1983年4月的一天，资阳有一个叫尹志国的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四兄弟顿时被喜讯冲昏了头脑，他们立马四处借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想到这一批生意做下来，会有良好的收益，兄弟四人开始编织他们的美梦。
尹志国带来一张信汇单，当天到良种场拉走了两万只雏鸡。但过了几天仍然不见款到，场里的工人赶紧去催款，工人去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忙回来报告。他们赶到信用社询问，才知道尹志国在汇款问题上耍了花招。可是，当他们赶到尹家时，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满屋子的死鸡，满屋子的苍蝇。尹志国的妻子哭诉说她的丈夫把鸡拉回家时，用塑料薄膜盖着，因温度过高，鸡全部死了，自家孵房孵的鸡也因技术问题全部死了。她那只有几岁的儿子，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们。听尹志国的邻居说：尹志国这几天几次想上吊自杀。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的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季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当时的情景，刘永好依然心有余悸。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6）
意想不到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四兄弟的事业推向绝境。当初集资的1000元钱全花在设备上了，拆了也不值几个钱。为了买种鸡蛋，他们已经欠了不少的债。这边欠款还不上，那边又成了呆账收不回来，而预定的8万只鸡还在陆续孵化出来，滞留的这些小鸡每天要吃价值上百元的饲料，哪有这笔开销？
眼前这种局面，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局面。四兄弟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灾难”，什么叫做“精神压力”。怎么办？四兄弟再次召开碰头会，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上跳下去，人死账清，从此一了百了，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像那躲债的尹志国那样？那次会议，显得异常的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气势。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不逃难、不躲债，正视现实。好在他们手里有的是种鸡，剩下的就是如何把种鸡变为现钱的事。
8万只种鸡要在短时间内一下销售完谈何容易，当地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雏鸡。四兄弟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火速到城里销售，只有坐等破产。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劈毛竹削篾片编竹筐子。
以后的十几天，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凌晨4点起床，风雨无阻，蹬上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距家40公里以外的成都浆洗街农贸市场卖鸡雏。没有想到的是，农贸市场的个体商贩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初来乍到的刘永好来说，想在他们中间夹个塞简直是门都没有。他磨蹭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带出来的鸡雏是不能再带回去的。白天不让他摆摊，晚上也没地方睡觉，刘永好向一位好心的看门老大爷借了一张板凳，坐了一夜。第二天，他终于靠诚恳和执著打动了别人，得到了一块地方，才把带来的鸡雏卖出去。
其他兄弟也和刘永好一样，一连十几天，天天去农贸市场叫卖，他们用土喇叭扯着嗓子叫卖，嗓子喊哑了，人也累瘦了，每个人都掉了10几斤肉，碰到下雨天摔得跟泥猴似的。但8万多只鸡雏也竟然全部卖完了，最后竟也还赚了1万元。
5。面临夭折
刘氏四兄弟在创业之初，为了确保创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曾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很开明，爽快地回答说：“没啥子问题嘛！”只是随即又附加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一年之后，到1983年底，育新良种场达到了孵鸡5万、孵鹌鹑1万只的规模，并带出了11户专业户，完成了县委书记交给的任务。
四兄弟的养鸡场风头正旺，他们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那些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学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县里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至今，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还在新津县保持着，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鹌鹑王国。
1986年11月，全国的“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正在大力发展着养殖业的古家村来视察。他看到这个过去很穷很落后的村子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与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车来人往，人们的脸上是自信与幸福的微笑……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7）
宋健看到这些，心里很激动，就在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办公室里提笔写下了一行大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新一代企业家。”
临走时，这位领导人再三地叮嘱兄弟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我希望下一次见你们时，你们已干得更出色了！”
刘家四兄弟当时感动得涌出了眼泪。他们没想到国务院领导会这么器重他们的事业，会对他们办养殖场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他们希望这条致富之路能够就此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开去。
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希望集团风光无限，却面临了一场濒临倒闭的危机。1988年至1992年，在*南巡讲话前夕，国内左倾思潮泛滥一时，许多人还在民营企业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县里的领导不来了，中央的领导更不来了。刘氏兄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生意。
事实上，当时民营企业并没有开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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