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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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不要将冲突升级。另一个主张忍耐的声音来自周佛海。1937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这个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即便如此，他还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共创建人之一陈独秀于1937年8月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时，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访的人之一。然而，在“黄金十年”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更多地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这两个人的结盟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月7日战斗打响之后的几天里，周佛海正在赶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的路上。到达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即便感受到了庐山的紧张气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尽快和平解决，他甚至在欢洽的气氛中参加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举办的宴会；虽然在7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抵抗的问题，但会议似乎没有表现出开战的意愿，“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他记录称，他第二天就听闻日本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已经在跟中国外交部交涉，试图缓和局势，将冲突界定为地区性事件。他写道：“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周佛海也借此机会在庐山问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认识他们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变成了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忠实盟友，虽然现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但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友谊也无法消除他们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周佛海希望战争晚一点爆发，哪怕只晚一小段时间也好。

　　　　但蒋介石却在他7月19日的日记中表示他不会让步：

　　　　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唯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
　　　　随着七七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斐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这件成为“一战”导火索的特殊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即使它不升级，欧洲的军力失衡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也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催化出一场战争。同样，即便北平附近的这场战役被当作地方性事件和平解决，中国和日本也将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从1937年7月7日起，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城镇乡村，中国的地方铁腕人物和好战的日本少壮派军阀们的摩擦将不再左右时局，而是由两个国家的首都——南京和东京，来做出将其国家置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

　　　　7月10日下午，远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并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译者注）正在他位于双橡园的家中为斯坦利·K。霍恩贝克举办午宴，后者是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的顶级专家，也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心腹顾问。出席宴会的还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也是蒋介石的连襟。霍恩贝克做了一番恭维示好的致辞，其中暗藏锋芒。他肯定了中国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现代化建设，也观察到在“财政、修路和铁路建设上”的进步意味着“在总体上，中国的事务似乎都朝着一个极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大感疑惑，“继续沿着集中精力建设中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与外国政府开始发生争执”不是更好吗？他认为，如果中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加强国家建设，那么其他势力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中国。就在几天之前，孔祥熙还一直在游说一群来自纽约的投资者，称国民党统治下的新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中国不再是军阀割据时期那个分裂无序的中国了。”但现在，孔祥熙换了一套说辞。霍恩贝克在报告中说道：“中国正准备跟日本打一场它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其原因在于跟中国相比，日本越来越强大。”王正廷和孔祥熙两个人都做出了具有预见性的宣言：“若无中国之抵抗，美国他日必将直面日本之侵略。”因此，美国现在应该对中国施以援手。而霍恩贝克虽然同情但也很谨慎，指出美国只会插手危及其自身利益的事务。很显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算不上是1937年夏季的头等大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与此同时，东京也在煽风点火。7月11日，近卫文麿在一个媒体会上宣布，日本正往华北调动军队。但讽刺的是，在同一天，在华北的中日军官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一切都显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了：得知蒋介石往北调军，日军参谋本部立即从朝鲜和满洲派遣军队前往华北。日本国内的民意此时已经沸腾。3天之后，近卫文麿在一个地方长官会议上作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告诫日本民众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出的艰苦努力看来是失败了。因此，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处在危险之中”。陆军大臣杉山元补充说，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是“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发言人则在讲话中掺入了威胁的成分：“如果（中国方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应对。”考虑到关东军曾在1931年闪电占领满洲，这样的一个警告很值得留意。

　　　　中国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为一场大战做着组织和动员工作。7月13日，用于测试平汉和陇海两条主干线铁路防御能力的大规模防空演习在中国郑州开展。几天之后，演习变成了现实，报道称“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北平—汉口铁路的沿途多处袭击了中国的火车”。中国民众怒火中烧，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民间团体开始呼吁抗日：“无数中国民间组织给北方的第二十九军发去电报，表达它们的慰问并鞭策士兵们保卫祖国……市民联合会、中国银行业者联合会、本土银行业者联合会和中国商会给卢沟桥的保卫者送去了1000美元。”就连一些小事都可能点燃人们的怒火。7月上旬一个中国三轮车夫和一个日本客人之间因为车费发生争执，结果引发了集体冲突。到了7月下旬，局势已经远非地方守卫士兵之间的相互射击那么简单了。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在给蒋介石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时，也向自己的军队发出了动员令。日益不安的上海民众观望着华北地区的战事发展：虽然人们最初希望中日危机可以和平解决，但7月18日后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可以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将水落石出……日本于昨晚11点30分将最后通牒递交南京政府，要求中方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同时停止干涉7月7日卢沟桥事件和解条款的执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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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不愿意公开宣战。它想要迅速用火力压制住中国，并企图将冲突限制在华北地区。日本军队在一份决议中声明，其目标是要“一口气”消灭中国在北方的军队，并占领北平以北140公里的地区。听候调遣的是关东军，还有一些跟其合作或者至少不挡道的地方军队，合计约13万人。7月26日，日本发动攻击。北平被袭，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100公里之外的天津：

　　　　日军轰炸了（天津市）许多主要建筑物，包括南开大学、中央车站和位于东站和国际桥之间的保安警察队总部。城中顿时一片火海，火势绵延了几公里……在（日军轰炸机）执行任务的时候，惊恐的中国百姓纷纷从城市逃亡到租界特设安全区。这些城市很快就沦陷了。北平在7月28日沦陷，天津7月30日沦陷。蒋介石大为震惊。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

　　　　蒋介石没有在华北地区部署其嫡系中央军。相反，他将此地的命运交到了实际掌控该地区的将领们手中，包括阎锡山和宋哲元。但蒋介石也确实将他本人的一位嫡系将军部署到这支军队中，他就是跟蒋介石一样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汤恩伯。但同时，蒋介石也给汤恩伯设置了障碍，他拒绝将精锐军队拨到汤恩伯麾下，而是留着它们，为即将到来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作打算。

　　　　因为优秀军队人数有限，这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做法。但这导致汤恩伯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日本关东军部署了超过9万人的军队，人数大大超过中国军队，而且日方还有6万后备军队，包括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的军队。带着处于弱势的部队，汤恩伯在河北南口艰难作战，2。6万士兵阵亡。最终，即便在阎锡山的支持下，他也没能守住这座城市。虽然这一地区沦陷的事实很快就明朗化，但华北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
国共再携手（1）
　　　　尽管有些冒险，但其实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收编其“宿敌”共产党。7月13日，他接待了几个特殊的访客，包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这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受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谈判问题上达成更加具体的协定，会见包括邵力子、张冲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资深人士。而现在，卢沟桥事件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紧迫。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资深同僚就发表了敦促蒋介石坚定抗日立场的声明，并承诺给予支持：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不过，双方依然十分谨慎。蒋介石唯恐收编更多不完全听命于他的军队，而遭遇了国民党军队五次围剿之后的共产党，现在对蒋介石还心有余悸，不愿意失去对红军的控制权，这支军队是共产党从国民党围剿下逃脱后仅存的。共产党想要的是“合作”，而蒋介石更喜欢用“收编”这个词。蒋介石在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同样，毛泽东告诉他派往牯岭的谈判者，不得做太多让步：“我已决定采用若蒋（介石）不妥协，则不做进一步谈判之策略。”最终，紧迫的形势促成双方达成了协定。蒋介石妥协了，他允许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事总部。毛泽东随之确认将在8月15日之前完成重组，并特别指出，共产党将提供3个师4。5万人的军队，并加上守卫在北方各主要关口的1万地方军，其中也包括守卫在西北绥远省的军队。＇38＇8月2日，蒋介石正式承认红军的合法地位。н米н花н书н库н ；http：//www。7mihua。com

　　　　在蒋介石向共产党做出的所有让步中，最重要的是允许共产党建立独立武装。随后，共产党在西北根据地的军队被更名为“八路军”。在包括林彪和贺龙在内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指挥下，这支军队是中共保持武装力量独立控制权的核心所在。在南方，共产党还有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这支军队在1938年夏天被命名为“新四军”。但是，它一开始还只是一支人数非常少的游击队，通过种种努力才达到官方宣布的1。2万人。两年后，其人数已扩充至3万。

　　　　此时，蒋介石已经回到南京并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将讨论是否要和日本开战。为了表示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三位主要领导人及红军统帅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冒着危险乘坐飞机，前往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指示他们采取合作态度，但同时要谨言慎行。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所在的陕北地区，应该通过诸如河北张家口和山东青岛等城市形成第一防卫线，而让大同和保定等城市成为其第二防卫线。毛泽东还确立了在未来7年内中共抗日的主要战术——游击战。他认为，“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地方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但在他的同僚前往“之前的敌人如今的盟友”的阵营之时，毛泽东还特意加上一句话，提醒他们谨慎行事：“其余由你们相继提出，不可过多，要捉住中心。”

　　　　接着，蒋介石打起了通过共产党搭上苏联的主意。多年来，蒋介石一直企图与苏联结成抗日联盟，即便是在他打击共产党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正确地估计到，相对于他的反共立场，斯大林会更在意他的反日立场。此时，蒋介石看到，他跟中共达成协议的同时，可以借此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扼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否则，“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但蒋介石对与苏联签订公约也没有过分乐观：“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国共再携手（2）
　　　　毛泽东和中共也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他们推迟了追求其革命梦想，跟一个老对手结成了同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公开声明反映了他和他的同僚们在这个冲突突然爆发之际所感受到的焦虑。毛泽东在1937年8月1日的一次集会上这样宣布：“华北方面从一开始就诉诸扭曲的妥协方针，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普遍的反日情绪做好宣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丢失了北平和天津！”很明显，他将矛头指向了像宋哲元这样的人物，但他也批评国民党。在华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时局的动荡。他们担心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会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冲击，但他们也看到了蒋介石被迫采取行动的原因。《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以尖锐的讽刺口吻表达了在华外国人的观点：♀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你很难保持对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无法无天，不受拘束。他们的军队可以制定法律，采取行动。以至于现在蒋介石委员长所确立的任何温和的主张，都成了对他们而言极为严重的挑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说言语还有什么分量的话，委员长丝毫没有夸大中国的大众舆论。世界舆论同情中国一方。它们知道，武装抵抗的选择并不是中国主动做出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的结果。这样的外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允许它以任何名义，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