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贵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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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平定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经批准汉密尔顿决定伙同麦迪逊、杰伊·库克撰写一些文章来阐述新宪法和新政府的好处。最终他们写了85篇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进《联邦主义者文集》。汉密尔顿写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他用一种启蒙的口吻来唤起国民的爱国情怀。
　　他指出：那些没有看到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必要性的人们“要摒弃那些乌托邦式的想法”！政府控制了货币的供给也就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因为货币关系一国的稳定、团结以及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实体充满活力、商品交易频繁、经济“动脉”流通顺畅。国债可以将大家的利益拧成一股绳，因而对国债的管理可以起到消除国内冲突的作用。当时发生的谢斯起义也说明，国民如果不能团结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盘散沙一样。对此汉密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23］
　　到目前为止，针对宪法的争论将议员之间的不和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并且大部分的平民在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和一个弱小的联邦政府之间表现出对后者的倾向，因为他们对现在美国所处的形势并不乐观。毕竟一个强大的政府是那些反叛的爱国者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哪个联邦主义者能向国民保证“若成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的话，它不会像英国那样呢”？
　　也正是大家有这种顾虑，汉密尔顿的“亲英”名声对他及他的事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本来费城会议的过程是对外界保密的，但在会议上汉密尔顿称赞英国君主制的报告还是传到了外界，后经过流传中的添油加醋，最终汉密尔顿的意思竟成了“他希望英王重新掌权美国”。当汉密尔顿坚持要求联邦政府掌握铸币权和征税权时，那些革命军的退伍军人就提醒大众说，那些也是革命的目的。
　　那些反对汉密尔顿的反联邦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上演了一场反联邦主义风暴。汉密尔顿嘲弄这些人为“游击队”，这些人也就指控汉密尔顿这些联邦主义者愚弄了国民。一位新英格兰州的反联邦主义者声称：“一个联邦政府是不足以让国土辽阔的美国长期处于民主旗帜下的。”［24］而一位反对加强政府权力的宾夕法尼亚的反联邦主义者甚至说：“他们恐怕也想通过人道的方式来控制地狱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奴役大多数人是权力的本质。”一个南卡罗来纳州人在众人面前疾呼：“我们奋斗的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自由！但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你同意了这部集权的宪法，那我们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吗？”“不能！”众人怒吼。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表述了类似的言论：“如果这部宪法颁布了，那就意味着国民在自掘坟墓，我们是得不到自由的。”一个在场的人是这样解释的：“民兵认为是他们打败了英国统治者，这是他们在自由的感召下获得的殊荣。但现在却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荣誉和胜利果实，他们当然不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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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还是汉密尔顿胜了，经过一系列娴熟的政治手段（包括允诺颁布《权利法案》），宪法最终还是被批准了。汉密尔顿顺应民意催促华盛顿就任总统一职，但这时的华盛顿却只想着退居芒特弗农庄园。汉密尔顿呼吁华盛顿要有责任心，如果因为他的离开而导致新政府倒台的话，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所有建国者都要“承担罪名，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却没有给国民带来希望”［25］。
　　华盛顿同意了，并被代表们一致选为总统（当时的代表不是由国民而是由州立法机关选出来的）。他随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参议院马上就同意了这个任命，一星期之后国会按照新宪法的要求批准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呈交一份构建公共信用的计划。1790年1月，立法机构同意给汉密尔顿三个月的时间来整理他的想法、准备他的方案。
　　当轮到立法者需要帮助的时候，汉密尔顿给的帮助比他们想要的还多。他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提出：要对全国的财政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因为他曾讲过一个稳定的政府要在财政方面进行集权的管理。
　　后来，汉密尔顿又开始着手反击民主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国债是悬在国民头上的一把剑！他说，事实恰恰相反，国债是“国民的一把保护伞”。［26］因为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财政支出大于税收收入的情况，在紧急事件出现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美国人对此深有感受，因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是用金钱垒起来的。美国的国债史很短，再加上原来的美国政府机构混乱，所以它借债的利息都很高。吸取战争时的教训，汉密尔顿说：“一旦一个国家的信誉受到了怀疑，它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每一次可能的债务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场噩梦会一直萦绕在美国人的心头，一直持续到要偿付这些债务的时候。”美国的商人很早就知道要有一个好商誉的重要性，而汉密尔顿只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运用到了国家事务上罢了。
　　让国债有价值比得到低利率贷款更有意义。政府的债券吸引投资者购买它，并很自然地将它作为一种投资的手段。国债的持有人是希望有一个联邦政府的，同样汉密尔顿也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他们是最先受益的人。”将这些人的物质利益同政府联系起来，汉密尔顿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方式来保证政府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上看，联邦政府就有必要向国民发行债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拧成一股绳、集中财力办大事。“如果所有债券的持有人都从同一个地方（联邦政府）取得收益的话，在分配公正的情况下他们会得到相同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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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接着说：“而如果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州政府）取得收益的话，就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路线。债权人们能够结成同盟形成统一的意见，对于一个政府的安全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不仅发行国债将成为泡影，国家还可能会陷入妒忌和斗争之中。”
　　国债还有另外一个仁慈的好处。尽管宪法明文规定联邦政府有铸币权，但它并没有提印制货币的权力。因为当时的美国缺少铸造货币的金银，它的经济全部依靠交易中获得的外国货币。汉密尔顿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扩大贸易（尤其是扩大同英国之间的贸易），但是他也清楚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仅依靠外国的货币根本满足不了美国经济的需求。发行纸币是必要的，但战争也揭露了纸币的弊端，因为对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来说，纸币的发行量仅取决于印钞机的印钞能力。和平的到来减轻了这种问题但没有完全根除它，官员们还是倾向于减少对债务的支付额，你很难要求那些政客们放着印钱这样简单的方法不用而靠征税来满足支出的需要。
　　发行国债就可以解除这种印钱的诱惑。首先，如果能有很好的保证，政府的债券完全就可以当做货币来流通。一旦国民相信这些债券可以按面值兑换的话，任何靠贬值搞投机的做法都会消失。再者，债务的规模——货币的发行量是在国务院的控制之下的。尽管在汉密尔顿的时代货币理论正处于萌芽状态，但人们相信货币增长率同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尽管如此，在汉密尔顿之前还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控制货币量的要求。
　　货币的增加能够促进贸易的进行，商人们能在同一时间有机会获得尽量多的利润，因为交易是要用货币作为媒介的……同样的原因，农业和制造业也会得到促进……利率会下降，因为利率同货币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是成反比的。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能以更容易的手段、更低廉的价格来筹得资金。综合所有的这些影响，劳动力、产业等方面都会得到好处。
　　汉密尔顿的论述迷惑了一批立法人员，因为这些人在思考复杂的货币问题上花费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还要少。但是他们在对汉密尔顿提出的实施方案的理解上却没有任何问题，1790年，汉密尔顿估计国债的发行量共有7　900万美元，其中超过2/3（大约有5　400万美元）是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债，剩下的是州政府发行的地方债券。一些人出于爱国的动机，从购买国债开始就一直坚持持有；但大部分人手中的国债则被一些投机商以比面值更低的价格买去了。当汉密尔顿决定以面值的价格回购这些国债的时候，这些投机商就发了一笔横财。并且，汉密尔顿提议州政府的债务由联邦政府来负责，理由是这样可以将债务集中起来放在一个口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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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很清楚，自己的这些决定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他同意“要让人们用买生活必需品的钱来买国债”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以面值来偿付这些国债呢？如果政府仅以投机商的购买价来回购他们的国债的话，显然他们当初购买这些国债所承担的风险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而如果政府给予这些持有者面值的价格的话，很显然这些人又是不该得到这些收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债券的最初持有人及他们卖给投机商的价格，区分人们出卖的债券是使用生活必需品的钱购买的还是使用投机的钱购买的就显得很有必要。汉密尔顿自己都不相信政府能很好地解决上述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应交给市场机制来解决。在汉密尔顿看来，任何关于政府在国债偿付问题上偏袒的争论都足以降低一个政府的信誉，而这也是同发行国债的初衷相悖的。
　　汉密尔顿在国债问题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源于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让投资者在投资的安全性问题上放一百个心。他不希望看到联邦政府同州政府之间发生争夺投资的现象，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无缘无故地增加借贷的成本，还会降低这些资本的忠诚度。再说了，发行国债是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所以政府理所当然要偿还它们。联邦政府剥夺了州政府的征收关税的权力，州政府就失去了偿付国债的能力，所以公平起见联邦政府就应该补偿州政府。
　　汉密尔顿为联邦政府设置了一套完整的征税制度，这样就为他以后的国债计划提供了充分的偿付保证。他催促国会尽快通过这些制度，时间不等人，欧洲的投资者已经持有了美国发行的债券，也就有了对资源的要求权。这种时候国会稍有耽误就可能意味着美国将失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用公共债务筹资是迟早的事，这些债务可以视为“自由的代价”。
　　因为汉密尔顿的国债计划的实施，国会最终同财政部产生了分裂。批评者抨击财政部说，他们想让美国落入投机商的手中，因为这些人在汉密尔顿宣布了“要以面值价偿付国债”的情况下还从那些清贫的爱国者手中大量购进国债。
　　佐治亚州的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同事说：“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些投机者是如此贪婪和卑鄙，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27］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并不赞同汉密尔顿对国债计划的乐观态度，他说：“国家需要的是向个人提供信贷的组织。”“发行国债的做###引起债务增加、堕落奢侈成风以及公司倒闭的增加……每当审视那些欧洲银行家的恶行时我都感到恶心，因为财政部那些具有赌博性的报告会让美国这个刚成立的国家染上这些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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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马科莱（William　Maclay）认为汉密尔顿的国债计划颇有一些自大的味道，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说：“汉密尔顿推荐筹资方式的不加选择再加上他那种英国官员式的作风已经将自己的方案给否决了。”马科莱已经让众人相信了国会议员是在用国债方案打赌的说法。“从今以后，投机就成了国会默许的方式了。”他预言汉密尔顿会在他的方案实施的那一天起后悔的，国债计划造成的恶劣后果会让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蒙羞一辈子。
　　但最让汉密尔顿感到棘手的一个人还是詹姆斯·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时出于对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需要，詹姆斯·麦迪逊支持了汉密尔顿的观点，但现在他在众议院中代表的是弗吉尼亚州的利益，所以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
　　詹姆斯·麦迪逊非常不赞同汉密尔顿提出的偿债计划的两个中心原则：一个是不区分债券的原持有者和再持有者，一律按照面值回购国债；另一个是州政府的债务由联邦政府承担。在他看来：前者玷污了国民的美德，因为这种做法损害了爱国者的利益而补偿给了那些投机商。爱国者，也就是国债的原购买者，受到了双重的损害：一方面他们放弃了收益而蒙受了机会损失，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交税以补偿那些投机商。后者以同样的形式损害了一些州的利益，因为包括麦迪逊代表的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几个州通过“省吃俭用”已经基本还清了本州的债务，而州政府的债务由联邦政府承担的“一刀切”做法则会让其他一些“寅吃卯粮”的州很轻松就摆脱了债务的困扰。汉密尔顿的方案让“省吃俭用”的州偿付了两次债务：一次是还清自己的债务，另一次是通过税收替其他的州偿债。据此，麦迪逊将反对意见写进了自己对汉密尔顿的偿债计划的修订草案中：一是要区分国债的原持有人和再持有人，二是让州政府承担各自的债务。
　　麦迪逊的修订草案遭到了很多众议员的抵制，因为这些人本身自己都搞不懂到底谁对谁错。虽然修订草案在众议院没有通过，但他这种做法还是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反联邦主义者对空前强大的联邦政府的怀疑从来没有消失过，汉密尔顿“国债计划会让投资者接近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的说法，似乎是这些一直持怀疑态度的人反对该计划的一个好理由。
　　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也支持麦迪逊的观点，而开始抵制汉密尔顿的方案。在南方的很多州，扎根泥土的种植园主们占大多数，他们认为自己比北方的资本家在国家的财政方面更值得信赖，因为那些资本家只知道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中寻欢作乐。这种看法是不完全准确的，很多南方的种植园主都是身负重债，同时南加利福尼亚州也存在一些支持汉密尔顿的资本家。但是上述观点却足以让麦迪逊在议院的一次初步投票中击败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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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独自承受了这次失败，他有一种被麦迪逊背叛的感觉并开始抨击对方是一个“对现实缺少认识的聪明人”［28］。汉密尔顿坚信自己提出的国债方案是不可或缺的。他说：“一切都是在以国家信用为中心，这个国债方案是完美的、不容分割的。”［29］
　　而汉密尔顿没有轻易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争取到了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的支持。在1790年的夏天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还只是处于提防对方的阶段，但不久之后两人的关系便破裂了。华盛顿鼓励同事之间建立友情，至少有时候他是这样要求的。6月的时候，华盛顿邀请内阁成员去哈得孙河钓鱼（当时联邦政府已经搬到了纽约），目的是以此为契机加强大家的关系。
　　当杰斐逊答应在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两人之间做调解的时候，事情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国债计划渺茫的前景让汉密尔顿感到很沮丧，杰斐逊在华盛顿租住的房子旁边的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