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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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他按照米丘林、李森科“无性杂交”学说进行教学和科学试验。当时的全球普遍观点，水稻作为自花授粉的植物没有杂交优势，所以任何实验都毫无意义。但袁隆平不相信这是禁区，对这些学说产生了怀疑，而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从此，袁隆平迈开双腿，与他的助手们走进水稻王国的茫茫绿海，去寻找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１９７０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败育的野生稻———“野败”。到１９７２年，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了，继而育成了恢复系。１９７３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２号”获得成功，并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亩产达到６２３公斤，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２０％左右。
　　袁隆平一下子轰动了世界。西方国家称杂交稻为“东方稻魔”，并将其与中国四大发明并列为“第五大发明”。水稻的高秆变矮秆是第一次绿色革命，西方媒体称袁掀起了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中国农民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稻）。他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下个世纪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
　　如今，袁隆平被全世界尊为“杂交水稻之父”。自７０年代推广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以来，中国每年可多产粮食数百亿斤。现在，杂交水稻已占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５０％，杂交稻谷占中国稻谷总产量的５８％。数字的背后是袁隆平如农民般的辛勤耕耘，且一干就是４０载。无论刮风下雨天阴天晴，年过７０的袁隆平依旧每天上、下午各下一次地。他说：“只要地里有一棵稻子，我就坚持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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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2）
中央的政策对我的科研影响不小
　　“有人说，中国人如今吃饭靠‘两平’，意思是讲一靠邓小平的政策，二靠我试验成功的种子。当然，我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我认为中央的政策对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影响不小。”袁隆平对此颇有感触。
　　１９５８年，第一次听到了农业“八字宪法”，袁隆平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说的，以为是农业部定的，脱口而出一句：“农作物讲究一个‘时’，不按农时，就违背了规律，还应当加一个字———‘时’。”“文革”一到，这句招祸的话像一柄剑一样悬在他的头顶。单位里也设了牛棚，组建了劳改队。原本他被安排到牛棚“报到”，恰巧“上头”来了一份“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对袁隆平的试验田予以重视。在没有别人懂得杂交水稻的情况下，只能放他一马。
　　当然，袁隆平作为“文革”期间的“臭老九”，研究几遭中断，理论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精神的折磨袁隆平可以忍受，唯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悉心培育的试验秧苗曾被造反派连根拔掉，扔到了臭水沟。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袁隆平伤心地哭了。幸运的是他得到当时省和国家一些领导的支持。回忆起过去，对水稻痴心不改的袁隆平说：“大不了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我就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将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一位“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面对记者，这位比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像农民的院士西装革履，神采飞扬。他说：“获奖令我深感荣幸，可我更为国家设立这个大奖的英明举动高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知识分子叫‘臭老九’；‘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今知识分子由‘臭老九’变没有地位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解放，也是给知识分子精神上最大的鼓舞。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不要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要释放自己的潜能，在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早在１９７８年，袁隆平在怀化农校当教师时，已在杂交水稻研究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他却连职称也未被评上。因为农校一些老师反映他“不安心教学，专想歪门邪道”。后来，组织向上级反映这一问题，几经周折，直到省委组织部长签了字，才评上研究员职称。１９８０年，学校盖了一座宿舍楼，校领导、科长们和几位教职员工都住了进去，但袁隆平却未分到房，因为校内反对意见四起，理由是：高级人才住高级房，会脱离群众。他一家７口人挤在两间用木板从澡堂隔出的潮湿发霉的屋子里，看了令人十分痛心。后来，引起省科委的重视，袁隆平才得以搬进改造过的旧楼房。
　　袁隆平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自己毕生为之追求的杂交水稻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总书记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视察，###和###两任总理分别拨专款支持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党和国家现在提倡科教兴国，为科技工作者创造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的生活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第一家以科学家的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按收盘价计算，持有２５０万股股份的袁隆平当天即拥有了上亿元的财产，真是一夜间成了“亿万富翁”。于是，对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一时间舆论哗然。对此，袁隆平说：“开始我坚决反对用我的名字上市。连我夫人都说，报纸电视总是今天‘隆平’涨３分，明天‘隆平’跌２分，听着多别扭！”但袁老还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名字。“经多方做工作我想通了，这样一有利于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二有利于科研经费的筹集。但我只是名誉董事长，水稻和股票是两码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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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泥腿子科学家”到“中国第一富翁”（3）
杂交水稻的发明，让他身价亿万而成为了“中国第一富翁”，但袁隆平“农民本色”依旧，仍以农民自居。他的形象“几十年如一日”：瘦小身材，背微驼，小平头，一身过时衣，两腿烂泥巴。有人提醒他“太土了”，他说：“我天天和农民在一起，穿得像个城里人，他们就会觉得生分。再说，穿得挺挺刮刮的，怎么下地？我的工作要求我像农民一样地生活。”
　　为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袁隆平像候鸟一样每年冬天从寒冷的长沙转移到温暖的海南岛，他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农田里劳作、观察和研究。从播种到收获，他每天至少下田两次。如今，袁隆平虽已年过７０，仍然一如既往地下到试验田里观察、研究，不论日晒雨淋，从不间断。上次到北京领奖，他还时刻挂念着海南岛的实验情况。每次出差到外地，他都要助手每隔３天给他汇报一次试验数据。
　　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８集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后期，饰演袁隆平的张小波，比开机时更加让人觉得像袁隆平，因为他比先前更黑了，“我现在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晒脱了几层皮后，觉得拍戏都这么辛苦，可想当年袁老师的科技发明是如何艰难，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心理状态比肤色更接近角色”。难怪剧外的“袁隆平”如此感慨。执导这部戏的导演张今标对此戏很有信心，他承认，商业片是当今影视界的主流，《袁隆平》固然与商业片搭不上界，但会有一个观众群喜欢它的看点，我们拍的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不仅如此，袁隆平的观念也“很农民”。在中国，杂交水稻成果一直是无偿使用，甚至让种子经营部门赚了大钱。但袁隆平从未想过申请专利，也没想过知识产权怎样保护。他总是说：“谁种都欢迎，而且种得越多越好。我的杂交水稻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知识产权，没有国家和当地政府的资助，没有我的众多助手，杂交水稻是不可能在那个年代问世的。”人们端起碗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他，而他端起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中国，乃至世界。
　　谈起他的心愿，这位“泥腿子科学家”如是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培育成功并推广应用超级杂交稻，努力育出产量更高能‘养活整个世界’的水稻；二是使杂交水稻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可喜的是，现在超级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追求，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胸怀。
　　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我国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美国举行的纪念世界粮食日的仪式上被授予“世界粮食奖”，此奖是国际上农业方面的最高荣誉。
　　

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1）
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科委攀登项目“机器证明及其应用”首席科学家，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１９７９年至今历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国际Ｈｅｒｂｒａｎｄ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不断传出的乐呵呵的声音，眼前仿佛就能显现出一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他就是整整８２岁高龄的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吴老取得的学术成就令国人瞩目，他的研究成果令外国人刮目相看。吴老虽年逾八旬，早已是银发满头，但依然身体硬朗、步履矫健，思维敏捷，清晰善谈，让我们心里不禁道出一句“吴老不老”。
　　半个多世纪的数学之路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９日，是一个喜庆的、值得回忆的日子。在灯光璀璨、鲜花烂漫、万人聚集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吴文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并获得５００万元的高额奖金。当我们再询问吴老当时的心情时，吴老乐了，“当然高兴”。顿了一下，他接着说：“一方面感到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责任重大。”吴老重重地说了后面四个字。一份最高荣誉的证书，一笔高额奖金，表示了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对科技创新工作和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视、感激和尊敬，使受奖者也深感鼓舞与振奋。
　　获奖，对数学大师吴文俊来说已是家常便饭。５０多年来，吴老夫人替他收藏着全部的荣誉证书。每一个尘封的证书都熠熠发光，灼人眼目。早在１９５６年，３７岁的吴文俊获得的第一个大奖便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获奖者还有华罗庚、钱学森，回忆起过去吴老尤为兴奋，“高兴，我的工作受到了认可，就很高兴”。在获奖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吴文俊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生于上海，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在他尚未踏入大学之前，数学成绩就一直很好，但对数学并无偏爱。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９日晚上，吴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兴趣很杂。在大学二年级之前，最有兴趣的是物理课，我对物理始终有兴趣。但是到了二年级就差了，这跟抗战有关。我所在的那个学校从郊区搬到租界里面，那里就杂乱无章了。这有影响，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后来对数学不会再有兴趣，这与客观原因有关。”“真正感兴趣，预备当数学家，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跟老师有关，有一个老师讲的课特别吸引我，那就是我的武老师，改变了我对数学的看法，我就上了道。后来陈省身老师将我引上了拓扑学研究的正途。”陈省身老师为美籍华裔数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吴文俊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可是一直到现在我对物理的兴趣高于对数学的兴趣。”吴老如是说，且不免有些遗憾，“我现在不懂物理了，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还要学学物理”。谈起数学研究，他说：“搞数学当然是很艰苦的，要说我为什么永不放弃，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毕竟爱数学，为了给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争口气。”
　　１９４６年，吴文俊曾赴法国ＳＴＲＡＳＳＢＯＵＲＧ大学学习，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巴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数学研究。１９４９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５１年回国。谈到外国的这段学习经历，他深有感触，“法国数学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在老师和同学的熏陶下，体会与国内不一样，在学术上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就顺便提到了外语交流有无障碍时，吴老说：“国外出访时，生活用语简单，就那么几句；而我主要与老师、同学打交道，大多讲数学方面的事情，在语言方面那就更简单了，用不着人翻译。”
　　

吴文俊：生活在数学王国中（2）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吴文俊为了解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和数学机械化问题，年近六十，还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利用ＨＰ－１０００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这样安排的：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５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７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只在午夜之后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长期繁重的工作，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
　　一天，一位客人来拜访吴文俊，见面就说：“听您夫人讲，今天是您的六十大寿，特来祝贺！”“噢，是吗？”吴教授听了，若无其事地说。客人感到迷惑不解，心想：“这位数学家恐怕是老糊涂了，记忆力衰退，不然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呢？”
　　可是，后来客人发现并非如此。当他俩谈到吴教授所研究的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时，客人指着教授所设计的一台机器问道：“这台机器是什么时候安装好的？”“去年１２月６日。”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您在研究用机器证明几何问题方面有哪些进展？”客人又问。“大的进展谈不上。今年１月１１日以前，我为计算机编了３００多道‘命令’的程序，完成了第一步准备工作。”教授继续回答。这时，客人十分惊讶地问道：“吴教授，您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这几个日子却记得这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吴文俊教授爽朗地笑了：“我从来不记那些无意义的数字。在我看来，生日，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要紧？所以，我的生日，爱人的生日，孩子们的生日，我都记不得，但有些数字就非记不可，也很容易记。例如，年底，当然是１２月；而６正好是１２的一半。年初，自然是１月，而１月１１日，排成阿拉伯数字是１１１，３个１连排，很好记。”
　　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