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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情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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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出生于地主家庭,有教养,见得多。从小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破烂屋子出相公,新屋虽大肚里空,不要看小自己,以后要成为一个做大事的人。所以我从小,无论是受人欺负,还是被人看不起,我心里都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不是有钱就很伟大,不要看人小,我有长大的那一天。”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因为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能够做到不自卑,并且我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去面对世界。
我母亲曾经跟我说:“好子不用多,好像月亮照大河。”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功,成为“好子”,那么就会有很大影响,一个地区、家族、民族都会很荣耀,就像“月亮照大河”,很光亮。
我的母亲在宝安,她病了30年,风湿关节炎,我对母亲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因为母亲是我永远尊重永远爱戴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再辛苦再艰难,我都会坚持去看她。很多人都被我对母亲的感情所感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母亲对我生命的意义。
我的母亲10年前躺在床上,眼看没得救了,我找所有在深圳的报纸上刊登“风湿关节炎”的广告,后来看到一则广告,当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一定能救我母亲。可是,我按广告上的地址去找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听人说他去了安徽,安徽那么大,我派了几个人去找他,找了十几天,终于把他找到了,他用一种古代的拔血治疗的方法,把母亲治好了。当时,如果不是我下这么大的决心,到那么远的地方,在希望很渺茫的情况下去找那个医生,我的母亲恐怕10年前就不在人世了。她在50岁的时候,关节炎就很严重了,整天痛,痛得抬不起头弯不下腰,就这样挺过了30年。
有的时候想到母亲生下我们六兄妹,把我们抚养成人,而且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
我深深地理解到没有父亲的煎熬,以及人们对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鄙视。天地之间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了,但是我没有仇恨。这是因为我的母亲用她宽大的胸怀给了我爱,她让我去看未来,不要拘泥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因为现实的痛苦终会过去的,而将来是属于有志向的人的。
所以,在那种艰苦的岁月中,我体会到只有自己的母亲才能保护自己,没有母亲对我的爱,我就不会慢慢成长起来。她让我懂得一个人永远要以一颗大度的心去面对世界,要以德抱怨,要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重视别人的感受,尊重别人,爱护别人。永远要做一个谦虚的人,不要骄傲;永远要做好事要问心无愧,而不要做坏事。对处于苦难的人要同情,不要落井下石,要宽厚,要有一颗助人的心。□
杨卓舒:我的高贵情感源于苦难的…
我有很多毛病,但所有我的朋友亲人都知道我是善良的,我的情感是高贵的,这是我的终生财富。我的高贵情感来源于我多灾多难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被双双打成右派,我因此被看成“黑五类”,我是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批斗长大的,所以说我饱受权力的凌辱。好在我的父母是那种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看到希望的人,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文化教育和理想教育,这保证了我能够不间断地接受教育,并继承了知识分子家庭特有的高贵情感。
我的苦难的过去曾经使我心中充满仇恨,但是我后来意识到,人的一生,只有靠“爱”去支撑,必须去爱别人,必须去付出,必须有理想,否则只能更加痛苦。
我从小饱受歧视,文化大革命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各个方面都处于极端压抑和困苦的状态。我清楚地记得,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自己几乎完全处于逃学状态,因为饥寒,所以很小就得随大人一起劳动。
但与别人家的穷孩子不同,我的父亲有很多旧书,这使我很早就读到了很多书。虽然那个时候家里很穷,但经常有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讲《岳飞传》、讲《三侠五义》等,这些故事培养了我的英雄情结。
小学的五、六年级是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的阶段。我父亲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他是地主家的孩子,大学毕业,人非常聪明,这个有知识的人对我的父母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别总是逃学、旷课了,还是回学校吧。”我到学校以后,老师给我封了一个“劳动委员”,接着又当上了“学习委员”,年幼的我找到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至今不能忘怀。我想只有一个受过穷受过屈辱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感恩”的感觉,在我的情感世界中,我一直认为人要学会感恩,感激生活中所有好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家庭遭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只好放弃学业,出去当苦力,当时,我刚刚15岁,身体瘦弱,为了能让招工的人把我领走,母亲把家里除了棉衣以外的所有秋衣都裹在了我的身上,这样让别人看起来觉得我的身材魁梧一些。第一次当苦力,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几百人的大通铺,晚上蚊子一咬咬一夜,吃的是高粱米。那种生活真的是一言难尽。正是经历了那样的艰难,所以我知道人应该善良,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多么重要。直到现在,每到天寒了,我都要动员自己的员工捐一些鞋帽给那些挨冻的人们,以便度过冬天。
现在回忆起来,少年时的磨难让我意识到理想主义的可贵。什么是理想主义呢?我认为“理想主义就是在什么都不缺少的情况下想到天下所缺,在太平时代想到危机,在美满的生活中发现丑恶,在废墟中看到希望,在一无所有时看到未来的辉煌”。
实际上,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够从那么艰苦的底层生活中走到今天,是因为有高贵的情感和理想主义一直引导着我的生活。“我们卑微,但我们景仰崇高;我们渺小,但我们敬慕英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确实真切地感受过,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如果没有理想主义,我无法想象我会怎样。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贫穷首先是精神贫穷造成的,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财富,这是舍本逐末,财富来源于高贵的情感。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第一条要做到的是品格好。要善良,正直,有责任心,悲天悯人,终生不变的是高贵情感。真正高贵的是什么?当你面对死亡,两个人在一起必须死一个时,你能够毫不犹豫地把活的希望让给对方,又不求任何报答,良心告诉你必须选择死,有这种情感就是高贵,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有多少钱也称不上是高贵。有钱不等于下贱,做高官绝对不等于高贵。
在中国,有钱下贱的人也很多,做高官卑下的也大有人在,很穷困的人照样可以很高贵,这不是以自己的情感来决定的,而是由你给予别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来决定。
至今想起来,童年里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和母亲饥寒交迫的时候,别人曾给过我一盘肉。当时我们在一个小饭铺里,一个小伙子要了一盘肉,我母亲担心我馋就拼命用身子挡住那盘肉,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去看。那个小伙子二话没说,就把那盘肉给了我。他和我素昧平生,茫茫人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在河北,很多人都知道我捐了不少钱,扶助了不少失学的孩子。这些年,大概捐了近6000万元,前不久,我还给河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基金捐赠了50万元。
其实,我认为一个人活着必须要有激情,做事业,追求理想,无怨无悔地付出,都是因为心中燃烧着激情,激情就是热爱。现在回过头去想,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能够在成功以后还能继续努力?就是因为激情,因为热爱。我觉得曾经艰难的岁月,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种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使我一直能够很投入地去做事做人,永不知疲倦。□
曹德旺:我最讨厌中国人跟洋人唯…
我认为做人第一就是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家里,为人子要尽人子之责,为人夫必须尽人夫之责,为人父要尽人父之责;在社会上,要尽公民之责,要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这样你才会成功。
我们福耀公司经常要跟国外的公司打交道,谈判或者做生意,很多事情要跟外商接触。我们和他们很客气,但这种客气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建立在对方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最初和法国的圣戈班集团谈合作,谈了3年,中间有一年我们停掉不谈,为什么呢?
那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994年,我们的张家坤副省长请他们圣戈班的人吃饭,在桌面上他们就很不友好地问我们:“你们中央跟地方的矛盾是怎么回事?”而且还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吃过饭后,我送圣戈班的代表回酒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讲:“我们的事情就此为止,我们不谈了。”
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个习惯,习惯把长官比成父母,你要是尊重我,你就不会当着我的面讲我父母的坏话了。所以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我极端不尊重,因此我们不谈合作这件事情了,你听懂了吗?”
我最讨厌中国人跟洋人唯唯诺诺,我们福耀跟洋人的交往都是对等的,他站起来你也站起来,他拍着桌子骂你你也指着鼻子骂他,只要你有理由。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看不起你。
后来圣戈班这个项目停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又来了,而且还要请我做总经理。原本我想请圣戈班进来,他们来管我这个厂,我退出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为了安排我退出去以后的生活,还特意学了打高尔夫球。
结果,圣戈班进来,就不让我走,要我给他们当董事长和总经理。我不想做,所以我就跟他们漫天要价,我说要200万的年薪。要知道,我原来自己做福耀的总经理一个月工资才400块,到了1993年以后才是10000元。哪里想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和我讲价,说200万就200万,当真用了200万工资雇我。他们说值这么多——200万港币,每年递增10%,我是因这样的条件给他们做总经理的,而且圣戈班还给了我很大的权力。
有外边的人传闻说我和圣戈班后来有矛盾,其实我们到现在关系还是很友好的。圣戈班对于我个人来说,他们做得无可挑剔。但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惟一的问题是,圣戈班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公司大了层次就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反应太慢了,我们适应不了他们,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双方有了分歧,最后的解决是很友好地解决——他们把股票出让给我,我把钱给他们退回去,相当于我用了几个亿买回福耀。
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到今天还很感激他们这样做,而且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确实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不然的话,他们200亿美金的固定资产放在那里,也不在乎你那三、四千万的钱,就是把你挂在那边,不让你发展,你怎么办?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不对?
去年4月,我去了法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圣戈班的总裁爱生华,我们福耀的每个项目投产他都派人来参加剪彩,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互访的关系。爱生华先生对我说:“我理解你,我把股份还给你。”我认为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是平等的,是互相尊重的。这样即使有分歧也没有关系,依然能够求同存异,如果不是平等的,是谁求谁的关系,那么即使是绑在一起,那种合作能被称为愉快的合作吗?所以我一直在说,不要看人家比咱们发达,就自卑。我现在已经把玻璃从中国出口卖给日本人、美国人,还远销到加拿大,并且打到了欧洲。外国人对我们很恼火,去年又去告我们,说我们倾销,事实上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前几个月在加拿大的反倾销应诉我们胜利了。其实,他们告我我很开心啊,这说明我很成功了,我不成功他们没什么好告我的,不就是因为我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
现在回忆起我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热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而且还会成为做事业的动力。我最早不是做汽车玻璃的,而是做水表玻璃的,1980年前后,在国内的汽车维修市场,从日本进口汽车玻璃,一块就要一、两千元美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做这种高档汽车玻璃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那时中国本身普通玻璃供应就很紧张,都是根据国家统配指标来卖的。所以我想我应该去做汽车玻璃,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
1986年我开始做汽车玻璃,此后不久在汽车维修市场上,我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替代了日本的进口汽车玻璃,从此中国高档汽车玻璃不用再到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去进口,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出售汽车玻璃的价格一片要几千元,我只有他几分之一的价格。国内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我刚做的时候,一块挡风玻璃成本大约100元人民币就够了,我可以卖到1500~2000元一块,所以说,有人认为我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这段时间,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不过,我认为我只卖了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我只卖了日本进口汽车玻璃的1/10价格,而且是我用了我生产的玻璃替代了进口。在我之后,许多人发现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于是做汽车维修玻璃的人多了起来,现在估计大大小小的也有十几家企业了。
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如果每个行业都有人执着地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联系起来,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汽车厂的厂长,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一部汽车;如果我去生产摩托车,我会认为中国人需要自己的摩托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会有最具竞争力的汽车、摩托车,而执着于这项事业的人,不但能够成为自己这个行业的领袖,为自己与社会创造财富,而且有机会跻身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世界创造价值和财富。□
刘永行:换成我也会这样(上)
我很为我的儿子骄傲,他做的很多事情,换成我也会那样做。
很多年前,他只身一人在美国上高中,当时一个日本同学多次讲中国的坏话,我的儿子为自己的国家受辱忍无可忍,有一次,他就把那个同学叫到一间空房里警告他:“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讲中国的坏话我就要揍你。”我儿子一面说一面就做出要打架的样子,那个日本同学被吓得从此再也不敢讲中国的坏话了。
我儿子后来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说了,我妻子就批评儿子,她是一个善良的人,认为凡事都应该讲道理,心平气和,尤其是同学之间应该讲团结。当时我马上对我妻子说:“他没有做错,一个人应该有民族自尊,换成我也会这样做。”
我最反感一些国内的人,尤其是一些好像还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开口闭口就是人家美国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欧洲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见过吗?做过调查吗?我觉得人家好的地方我们是要学习,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人家的好,也不要夸大我们的不足。尤其是做企业的人,企业家一定要有自信,这种自信从哪里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品牌的饲料厂,你还去做饲料,你跟人家竞争得过吗?如果总这么想,就没有自信了。
1992年5月,我和四弟刘永好曾经去过一次美国。主要是想看看传说中先进得不得了的美国,他的饲料工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到现在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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