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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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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右手持枪，枪口举向天空，折身朝回走。
他走到正对大门的柏油马路，向南拐，沿商贸城西侧朝后院走过去。
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举着枪，一步也没有跑。
边疆宾馆一片混乱。枪响之后人们逃避开，地上到处是尸体和血迹。这血腥场面也刺激起那些有责任感的人们的义愤，宾馆保安人员马志鹏、买买提·吐尔等人始终勇敢地尾追持枪歹徒，不时高喊、要他们站住！
两名歹徒，一前一后，向后院撤退。小个子走在前面，高个子不断地回身，向追赶的人们开枪。
在商贸城西南角拐弯处，尾追的保安买买提·吐尔被打倒，马志鹏当过兵，几次他都机敏地躲到大树后边，没被击中。
锅炉房在宾馆的最后边，这是白宝山和吴子明看好的出口——那儿有个墙豁，豁口前堆放着大量的炉灰，直铺到墙根上。
为了摆脱后边的追击，白宝山再次开枪，将边锅炉工田保新、张根茂击伤。
吴子明从豁口处先跳出围墙，白宝山把包扔过去，然后持枪翻墙。翻墙时白宝山把墨镜失落在墙角上，他没来得及检。
围墙那边是新疆大学的家属院，二人从19号楼与20号楼的楼当子穿过，掉头向东，经过一个花坛，再经过24号楼，从新大附中正门进入附中院内，绕过主教学楼，向通往后院的小门跑去……
边疆宾馆的保安人员和一些被激怒的群众并没放弃追击，人们边追，边高声喊着“抓凶手”。这正是暑假期间，附中人不多，只有一些教工子弟在操场上踢球。新大附中学生李强，乌市交通技校学生祖力·甫哈尔闻声跑过来，他们见义勇为，勇敢地冲在最前面。
白宝山、吴子明拐过后门消失了。
然而——当李强、祖力·甫哈尔等人追到后门，白宝山突然出现在后门的墙角处，双方短兵相接，白宝山在相距不到几米的地方连续开了三枪。学生李强、祖力·甫哈尔当场被打死，新大电教工热合曼·买买提受伤。一颗跳弹还击伤了新大家属郭秀琴。
其中一颗子弹，射穿人体后，又穿透附近垃圾筒的铁皮，打碎40米外的教学楼的玻璃，在教室对面的墙体上打了个洞——这为附中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所有人都退了回来。
犯罪分子穷凶极恶，进入新大后制造了第二个杀人现场。附中的后门处通路狭窄，因无法看到歹徒是否离开，追赶的人们不敢贸然靠近。
这对白宝山来说，是极其有利的。他在附中后门再次开枪之后，就没有人再看见他。利用这个短暂时间，他朝后边的围墙走去，围墙上又有一个豁口，穿过豁口就是新大小农场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挖好的坑在树林中。
坑与墙豁口的距离，不到70米；墙豁口距附中后门，不到80米，白宝山在最后时刻再次开枪，成功地摆脱了人们的尾追，从容地把两个装钱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做好伪装。枪支暂时没埋，仍带在身上。
离开小农场树林，两人绕道向西——他们在总的路线上走了一个“之”字形，在边疆宾馆内，始终是向西南跑，跳到墙外，掉头向东，在小树林埋钱之后，再向南向西跑，连续越过几道围墙之后，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他们跳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一共行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白宝山先后共打了14枪，打死7人（其中锅炉工张根茂因抢救无效，第二天死在医院里），打伤5人。吴子明仅开一枪，没有打响。两人共抢劫人民币约140万元。
采访时，乌鲁木齐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豪杰，领着我沿白宝山作案路线整个走了一遍，边走边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时过一年，锅炉房的墙豁口已经堵死，一些地方已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射穿垃圾箱的弹痕仍在，完全可以想象到白宝山当年制造的那场血腥屠杀的情景。
我在卷宗中看到了死者的照片，最让我震撼的是英勇牺牲的两位青年学生。祖力·甫哈尔是个英俊的维族少年，清秀的脸庞上挂满稚气，他牺牲时年仅17岁。李强是位回族少年，被枪杀时也17岁，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孩子。面对持枪歹徒，他们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公安部门授予他们“见义勇为英雄少年”的荣誉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三、警力，向边疆宾馆集中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乌鲁木齐，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
最先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市局刑侦处黄亚波处长和刘豪杰副处长。当时是上午12点（相当于10点），他们正驱车前往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同事。黄亚波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后他听到刑侦处王森林政委的声音，王政委说：“边疆宾馆发生了枪战，你们立即去现场。”
这家医院距边疆宾馆不远，二人调转车头，马上赶了过去。
黄亚波1976年当刑警，1984年担任大队长，当年才28岁。他有着典型的刑警性格，看上去粗放，内心细致，对疑难案件总能拿出独到的见解，思维简洁，敢下断语。
刘豪杰是黄亚波的助手。他搞技术出身，是乌鲁木齐公认的痕迹专家，带出不少“弟子”。同搞技术工作的栾大为、江援朝等人谈起刘豪杰，都很佩服。
关于当时的现场情况，黄亚波处长是这样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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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现在，当时的场面很混乱。地上到处是血，可做买卖的照样做买卖，只有少数巡警在维持秩序。
几分钟后，天山分局的刑警以及武警等人员陆续赶到。
我看见了一具尸体（丁小保的），其他尸体和受伤的人，已被群众救往附近医院。
我和刘豪杰分工，他负责现场勘查，我负责现场调查。刘豪杰把来到现场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其余的人，都归我指挥，跟着我做调查。我们把周围围观的群众圈进来，不要流动。同时，追捕工作也要布置。通过调查，弄清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组织警力追击。
这样大的场面，场所复杂，初期指挥是很困难的。需要尽快把人组织起来，把围观的目击者尽量找到。要弄清犯罪分子几个人，拿什么武器，抢劫了什么，打死多少人，行走、逃跑路线怎样，还有犯罪分子衣着、口音、体态等情况。
开始时了解的情况肯定是粗线条的，有误差。然后再了解，再修正，第三次，第四次……情况就越来越清晰了。要不断地修正，大的案件，都需要这样。
现场情况初步弄明确，才能做出判断，通知全市，做出动作，拿出办法，也才能组织全市公安警察设卡阻截，告诉他们拦截什么样的人。
工作要做细，这样的案件，要求既快又细，快中求细。
刘豪杰来到现场后，按照黄亚波的安排，立刻指挥天山分局赶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确定犯罪分子行走路线，找弹壳，找犯罪分子遗留的痕迹物品。因他们赶过来时，死伤者大都被救护到附近的急救中心，现场只留下血迹。刘豪杰带领技术人员，很快把死伤者的位置确定下来，并排出前后次序。
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晴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要去现场。”
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
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
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河子那伙人干的。
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乌市发生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别是“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国际影响。他们三天就侦破了案件。为了应付突发案件，市公安局有着常备的行动预案，把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只要一声令下，全市17条通道可全部关闭，迅速形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张彦勇来到现场，先上了制高点——新大小农场的那个20米高的土包。我们已知道，那正在白宝山的逃跑路线上，距白宝山埋钱的小树林不远。站在这里能俯瞰周围的环境，因歹徒有枪，这地方也相当危险。
张彦勇把现场勘查等工作交给副局长张海。
自从张海来到现场，黄亚波就把指挥权交了上去。这是一线刑警的基本素质。出现场后，自己的职位最高，就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起指挥的责任，而当上一级领导人员到位，马上汇报工作，听从上一级领导人员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现场才能够保持高效率地运转。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
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
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袋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察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墙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墙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出了附中后墙，它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河子的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
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上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
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边指挥员、侦察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码。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
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O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
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
黄亚波说：“长枪。”
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
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
（）
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
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系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抢枪案联系起来。
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边的侦察员报告说，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
黄亚波立即赶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待警战士迅速隐蔽在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
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
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贸城内传出的并不是枪声，经过仔细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打枪的痕迹。
这事件使现场所有的人都受了一场虚惊。
中心现场外围的警力调动始终都在高效率地进行着，在张彦勇局长指挥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形成了几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周围主要街道上巡逻，通往外边的道路都设了卡口。
一线人员已把抢劫分子的身高，体貌，所持枪支特征，以及被抢劫的两个背包的形状、颜色、特点等初步查清，及时通知了指挥部。指挥部迅速把盘查条件下达给外围的各卡点。因犯罪分子有枪，是穷凶极恶的杀人要犯，指挥部要求各卡点在严密控制车辆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
杨德禄副厅长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向张厅长汇报现场情况。张厅长及时发出命令，命乌鲁木齐至石河子沿线，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这是乌鲁木齐通往北疆的两条主要通道）各县市设立堵卡，依照条件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
中午两点（相当于12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会议由张彦勇局长主持，杨德禄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把抢劫过程、枪支情况确定了下来。
“8．19”案在几个关节点上，各级指挥员的认识相当一致。
“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案件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条枪都出现了。
并案工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
依照杨德禄副厅长和张彦勇局长的指示，刘豪杰已把现场弹壳带回刑侦处技术科，并立即与石河子方面联系调弹，“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汗车把石河子的弹壳送过来。子弹鉴定工作由栾大为负责，刘豪杰进行核对。鉴定结果很快就搞了出来——两处弹壳所有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刘豪杰立刻把鉴定结果报告黄亚波，报告市局主要领导，并报告给杨德禄副厅长。
当时杨副厅长正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向张厅长全面汇报案件情况。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井案侦查的决定。
并案证实区公安厅对案情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果断有力，也明确确了下一步侦查工作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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