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一号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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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处人马会齐，听取149团场副政委马军民介绍发现案件的经过。　
　　马政委说：“今天下午，大约8点钟，我接到一营副营长的电话，报告说一营警务区警长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躺在值班宿舍的床上，身上有血，房门锁着，在外边呼叫不应。从情况看，可能人已死亡。我马上带人过去，到一营看了现场。因案情重大，所有人都没进入室内。姜、时二人已经死亡，从现场看，是被枪弹打死的，但死亡原因不明。一营副营氏认为，有可能是姜玉斌酒后手枪走火，将时春勇打死，姜因恐惧又开枪自杀。现场已做保护。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到石河子市公安局……”　
　　现场勘查于当晚22点50分进行，当时的自然条件为：天黑，无月光，温度为摄氏35度，灯光照明。　
　　中心现场在一营营部内。这是两排连在一起的“工”字形带走廊的平房式建筑，距团场中心区较远。房子北边，正对着公路有个大拱门，东侧有旁门，里边有走廊。营部建筑物的周围比较荒凉，向东向南都是荒地，北边高公路有2O0米远，仅西部有几户人家，显得孤零零。大片住宅区都在公路之北。　
　　走进北大门，向东拐弯，第二个房间就是姜玉斌的值班宿舍。再向东，依次是营部办公室、会议室。靠最东头南侧第二个房间，是营部的总机房。出事的那天夜里，总机房有女接线员值班。　
　　现场的情形是这样的：警务区值班室门内，有一道铁皮火墙。地为铺砖地面。门侧，西南角上有个写字台，上边放著录像机、电视机，均连通着电源。电视机旁边有个烧水用的铝壶。　
　　靠近房门的地面上，有一枚弹壳。向里，地上有一条米色长裤，衣袋里装有汉显传呼机及255元钱现金。　
　　姜玉斌尸体位置在东北角单人床上，全身仅穿一条内裤，头顶着红色的叠好的被子。床北头地面上发现一枚弹头。　
　　时春勇尸体位置在西北角单人床上，其左臂下有一弹壳，时春勇的头部枕着一条完好的军用棉被，身上只穿一条蓝色内裤，肚子上盖有一个枕头，枕上有两处平行的弹孔。　
　　两架木床之间，又有一个写字台，上边堆放的日用品及打火机等物，没被翻动。桌面上有一枚弹壳。　
　　移尸，在时春勇床头部位置发现两枚弹头，姜玉斌头部左侧发现一枚弹头。　
　　现场房间为木门，锁着。后窗打开着，钢筋纱窗完好。　
　　勘查工作于次日凌晨3点30分结束。　
　　被害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姜玉斌，男，汉族，30岁，中共党员，山东省牟平人。1991年由147团考进兵团劳改警校，1994年毕业。1995年2月被石河子市公安局招干，并分配到莫索湾垦区公安局东阜城派出所工作，1996年4月任警长。其父母、妻子、儿子均住在147团场。　
　　时春勇，男，汉族，24岁，山东省文登人。1995年复员转业，1997年3月被149团场保卫科聘为治安员。父亲为149团职工。　
　　从现场情况分析，两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人开枪打死的。姜、时二人身上均中两枪，时春勇腹部压着枕头，子弹穿过枕头，自左胸穿过右胸，造成心肺、肝脏破裂；姜玉斌的腿被打中，另一颗子弹从右腋下打入，由左肩射出，洞穿心脏。两人外溢的血并不多，血全都流到胸腹腔内。　
　　现场的财物包括现金均未丢失，但姜玉斌佩带的“五四”式手枪失踪。　
　　现场提取的子弹为7．62毫米步机弹，弹底标识为75—81。　
　　现场走访，获得以下信息：　
　　一、营部西侧住户蓝淑英和儿子张龙，夜里在自家菜地等候浇水，12点40分左右，听到警务区发出四声枪响，接着灯灭了。听见有人从营部走出，向公路走去。不久，听到叉路口处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开走了。　
　　二、149团2O连职工孙炎山老汉8月7日晚，在距营部400米处靠近公路的地里浇水，大约凌晨1点左右，听到营部有枪声，过后一会儿，听到一辆摩托车向西南（石河子）方向开过去。　
　　三、8月7日夜里1点左右，一营职工薛峰、王军从营部市场出来，到自流井洗脚，听到4声枪响，稍后，看到一辆方灯摩托车，向石河子方向驶去。　
　　四、8月7日晚12点40左右，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听到营部内部有枪声。她当时很害怕，但后来没发现其他动静，她认为是警务区人员酒后开枪打着玩——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然后独自关灯睡觉。第二天她把夜里发生的事情讲给丈夫听，同样没能引起丈夫的警觉。　
　　进一步的情况，正在搜索中。　
　　四、案情重大，惊动了自治区公安厅和兵团公安局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立即派四处副处长张卓敏、大案科科长靳鹏前往石河子；兵团刑侦处处长刘钊、副科长杨群也于当天晚上赶到石河子，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张万顺陪同他们一起来到149团现场。　
　　至深夜3点，149团现场已聚集各方警察50余人，警车15辆。　
　　“8·8”一线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部由周传强牵头，市局刑警大队龚兴言、江援朝，莫索湾公安局局长刘昭君、副局长刘克新、何强，以及149团副政委马军民为指挥部成员。张卓敏、靳鹏代表区厅，刘钊、杨群代表兵团公安局，指导侦查工作。　
　　凌晨，指挥部在149团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侦查会议，会议由周传强副局长主持，他认为，案件有几种可能性：一、有预谋的抢劫武器杀人；二、被我方处理过的人员报复杀人；三、个人隐私问题导致矛盾激化杀人；四、执法过重引起纠纷导致杀人。他强调，在没有突破性线索出现的情况下，这四方面的排查工作都不能放松。　
　　张卓敏从区厅角度提出四点要求：一、侦查范围不能过小；二、以查枪为突破口；三、以射击点、射击姿势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四、各项工作分片包干，各负其责。　
　　指挥部做了分工，龚兴亡、江援朝负责现场勘查及痕迹物证的比对工作；刘克新负责枪支调查组；何强、党新民负责摸排调查组；刘昭君负责在莫索湾境内设卡检查过往人员；马军民负责群众工作，把案情传达到连级干部。　
　　8月9日至14日，查枪组对农八师（石河子）所属单位及沙湾县范围内“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共计254支，全部提取了射击子弹样本，送石河子技术部门进行比对鉴定，结果全部查否。查枪组继续扩大检查范围，对石河子市区、南山矿区，玛纳斯县及农六师芳草湖农场、新湖农场的枪支继续进行取样调查工作。同时他们发动群众查暗枪，特别注重了对民间打猎用枪和文革期间散失枪支的调查。　
　　摸排组围绕死者周围的人事关系，按照指挥部分析的几种情况进行排查，虽然摸出若干可疑情况，核实后均被排除，没有出现重大线索。　
　　8月10日上午，马军民组织149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由于垦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各连距离较远，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马政委要求各连干部，负责本单位的调查，分出五种情况。一、有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的；二、有抢劫枪支嫌疑的；三、有犯罪前科，受过政府打击处理，有报复言行的；四、会驾驶摩托车或自己有摩托车的；五、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武器的。　
　　马政委要求各连对16—45岁的男性在册人员全部登记造册，把近日外地新来的人口以及突然外出的人口作为重点，一家一户进行调查。全团配合公安部门，组成53个调查组，深入到30多个连队、44个连建制的基层单位，分片包干。至14日，已调查条件具备的男性公民2953人，收集到可疑线索25条——这些线索，在查实之后也被排除。　
　　“8·8”案件发生时，并没有马上联想到“7·5”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差着很大的级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8．8”案件现场弹壳与“7·5”现场弹壳批号一致，都是75—81，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7·5”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8·8”案件的侦查，提供更多的条件。云遮雾障的“7·5”案件的价值凸现了出来。　
　　8月14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宣布前期提出的第二、三、四种情况已基本排除，决定将“7·5”袭击141团原军械库案与“8·8”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　
　　也是8月14日，石河子技术科经过大量比对工作，确认犯罪分子使用的是“五六”式或其他种类的自动步枪，排除了半自动步枪的可能性。　
　　“8·8”案件定性为持枪袭击、杀害人民警察，抢劫枪支的特大恶性案件。　
　　五、缺乏警觉的姜玉斌　
　　姜玉斌不是个爱多疑的人，他对逼近的危险没有丝毫的觉察。他不仅对那天看羊的吴子明、白宝山没有警惕，就是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他在警务区门外再次看到吴子明和白宝山，两人故意躲闪，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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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晚上，姜玉斌带着时春勇，在149团农贸市场上吃晚饭，饭后约上个体无线电修理户自建新，到农工黄伟家打牌，大家玩到晚上10点半。从黄伟家出来，姜玉斌和时春勇一起，跟随白建新来到白家，向他借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抱着回到警务区宿舍。　
　　自下午到晚上，白宝山、吴子明始终在一营营部外边等他。看见二人抱台录像机走进去，看着姜玉斌值班室亮了灯，他们才放下心来。　
　　本来，这天与姜玉斌一起值班的不是时春勇，而是另一位治安员梁新民。因梁新民的爱人要生小孩，他请了假，时春勇临时替他值夜班。　
　　两人进屋说了阵话，姜玉斌把录像机安装好，躺到自己的床上，时春勇躺梁新民的床，两人一起看录像。　
　　门外黑黢黢的走廊里，白宝山携带着自动步枪摸过来。　
　　时间大约是12点半（相当于内地10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就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　
　　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手枪，转身就朝外走。　
　　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　
　　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　
　　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　
　　屋里布满了火药味和血腥气。　
　　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100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发动车，带着白宝山，两人迅速离开现场。　
　　姜玉斌、时春勇的尸体20小时后才被人发现——这个过程有点不可思议。　
　　当天晚上，不仅浇水的几位农工听到枪声，在营部总机房值班的女接线员也听到枪声，事后谁也没有报告。第二天上午，147团派出所开例会，姜玉斌、时春勇没有参加，派出所的同事认为两人夜里值班，早上在睡懒觉，没惊动他们。下午，梁新民曾进入房间，见两人一边一个躺着，又认为他们在睡午觉，悄悄退了出来。出来时见门边桌上的放像机小灯开着，他把放像机关掉。下班前，因同事杨平想看带子，梁新民又带着杨平进屋一次，梁新民喊他们两声，姜玉斌、时春勇都没反应，杨平便自己选了盘录像带，和梁新民一起出来。梁新民随手又把门锁上了（碰锁）。　
　　直到晚上，录像机机主白建新来取机子，从房门玻璃上看到时春勇躺在床上睡觉，敲门却怎么也敲不开。他转到外边的空地，扒窗户向里看，看见姜玉斌身上有血迹，这才怀疑出了事情，把情况向一营杨副营长做了报告。　
　　六、侦查，向纵深推进　
　　“8·8”与“7·5”两案并案，应该说是石河子方面侦查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并案，线索扩大了，视野宽广了，对案件的认识和侦查部署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并案使案件性质明朗化，犯罪分子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抢劫武器弹药，其他枝蔓，可以全部剪除。　
　　第二，两案均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　
　　第三，侦查范围要扩大。犯罪现场由149团一个点，变为两个点，141团至149团相距75公里，几乎横跨了石河子城区之北的大部分团场。　
　　第四，随着侦查范围的扩大，查枪的工作相应也要扩大。这涉及到兄弟垦区和地方县市。为此，兵团公安局刘钊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农七师（奎屯）、农六师（昌吉）的验枪工作；自治区公安厅张卓敏处长带一工作组，负责沙湾县、玛纳斯县的枪支取样工作。　
　　侦查工作涉及到方圆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仅农八师处级以上单位就有50多家，其中农牧团场19个，工作量骤然加大，工作重点也有扩散的趋势。　
　　由于并案，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及侦查条件的梳理，也有了进一步的推进：　
　　一、犯罪分子具备作案时间，对现场熟悉，可能事先踩过点；　
　　二、有暴力犯罪的历史，或有受过打击处理的前科；　
　　三、会驾驶机动车（可能自己有摩托车或汽车）；　
　　四、会熟练使用军用长枪；　
　　五、结伙作案，可能是二人以上犯罪团伙；　
　　六、有抢劫枪支继续作大案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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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两人身高在1．72米…1．75米左右，年龄25—35岁。　
　　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其他有价值的反映是：　
　　8月7日早晨，有人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大约有1．75米—1．78米之间，黑红脸，把一辆黑色油箱的摩托车停在一营营部附近，摩托车后边绑着一个尿素袋子，有60公分长，不知道里边包的什么。此人穿黑衣服。　
　　这曾引起我们对黑色油箱摩托车的注意和排查，从侦破后的情形看，这是与本案无关的另外的一个人。　
　　8月16日，147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她打开看了看，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后页上印着体黑字：“丢失要及时报告。”李华认为这是个重要证件，当天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147团派出所。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　
　　指挥部得到报告，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　
　　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来的习惯，近两周牛晓红几次为姜玉斌洗衣服，掏过他的口袋，只见过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没见过他的值勤证。　
　　牛晓红还提供，姜玉斌上班或回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箱里。　
　　这显然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值勤证是姜玉斌上班时佩带的，而姜玉斌又是在值班时被杀，它怎么会跑回147团，出现在他并不经过的一中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