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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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将石头、那块黑黑平平的大理石运过来。
　　大羊圈公墓确实非常大，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走近那个土丘，想跟昂热拉交谈。我确实尝试过，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对她讲。但没有意义，我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于是后来我穿过雨走向公墓的出口，坐进了昂热拉的车子。这一天我头一回驾驶这辆梅塞德斯车，它的左侧座位上有几个枪眼。我原来送给昂热拉的那只小熊挂在挡风玻璃下方。我非常慢地开回城里，沿着十字架路向下，经过“庄严”酒店，经过“费利克斯”，经过几·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
　　我把梅塞德斯车开进了车库，锁好了。在住宅区大门口，有一个男人向我打招呼，当我从电梯出来到楼上时，又有第二个，他站在门外。鲁瑟尔还让人一直保护着我，虽然克斯勒已经死了。但我跟垂死的克斯勒讲的是德语，我周围没有人听得懂我们。我只告诉鲁瑟尔，克斯勒受命干掉我，让我停止到处探听。同样的话我也对弗里瑟讲了。所有其它的东西新闻界都将获知，如果我们的公证员黎贝勒把巴黎国家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连同这份长篇报告和钻石伊尔德的招供、照片和磁带在苏黎世向新闻界公布的话。这期间我没有见到黎贝勒，他也没来公墓上。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我当然不断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促成克斯勒作出这一疯狂的举动。钻石伊尔德一清二楚，如果昂热拉或者我死于非命，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些人失去理智了吗？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令我们的证据不重要了吗？不管我怎么绞尽脑汁，我想象不出会有这么一条出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累了，很难集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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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里变冷了。我打开所有的灯和所有的电视机，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非常仔细地打量了一切——画室里已经画完和完成了一半的画像，厨房里的餐具，我经常在上面坐过的小凳子，我的衣橱和昂热拉的衣服。我试着再次从布料里闻出她的皮肤的香味，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我走进我们的卧室，在宽大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们总是一起睡在上面。最后连这个我也无法忍受了。我看了我们所有的像。客厅里的桌上有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茴香酒。在她开车去接我出院之前，昂热拉一定喝过。杯子上有一个唇膏印，当我坐在昂热拉的写字台旁写下这些字行时，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雨又下大了。我先前听见，门外的警官被另一名警官换岗了，我一直在往下写。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是二十二点十五分。我刚才给公证员黎贝勒打过电话，对他说，请他十一点钟无论如何再来一下，取我的报告这最后几页。然后，他应该照我们约定的去做。他讲，他理所当然会这么做。我也找过门外的刑警，他坐在电梯旁的楼梯口。我把房门钥匙给了这位警官，对他讲，公证员黎贝勒十一点要来。请放他进房，黎贝勒来取一点东西。我想躺一下，因为我累了。这位警官也通知到了。他会带黎贝勒进屋。在我跟这位刑警讲过之后，我回到屋里，来到平台上，走进雨里，它冷冷地有力地打在我脸上。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人警告过昂热拉当心而。这个人也曾经讲到过那许多白大褂和某个将要死去的人。那之后——我又想起来——贝尼斯夫人，卡诺特街上“奥地利旅馆”里的那个算命女人。她说，那之后昂热拉和我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将化为一体，永远幸福。这事儿，她说，还将在这一年发生。是的，讲所有这一切的是贝尼斯夫人。
　　我走过平台。那许多的花有一部分被雨打落了。我越过栏杆往下看，昂热拉曾经想跳下去。房子的位置确实很高，我看到底下的水泥地面。如果从这儿跳下去，必摔死无疑。
　　我走回屋内。我听到电视机里在播新闻，但没听明白。我关掉了所有的电视机和所有的灯，只留下写字台上的灯，然后我写下了这几行。黎贝勒一刻钟后就会来。我要将我的报告的最后几页放整齐，好让他很快就发现手稿。我相信，我写下了所有重要的内容。现在我要走回到平台上去。栏杆潮湿得发亮，但是很容易跃过它。一切肯定非常快。
　　代替宣誓
　　我，具结人，在此声明，今天，星期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昨夜自杀辞世的德国籍公民罗伯特·卢卡斯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到我的事务所找我。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布图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租一只保险箱，钥匙由我们俩保管。死者将两只信封放在这只保险箱里。他告诉我，一只信封里装着照片，另一只信封里是一盒磁带。我既没看过磁带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罗伯特·卢卡斯要求我，在他暴死的情况下或者在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暴死的情况下，将两只信封拿到苏黎世，将其内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国际新闻界的代表们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公布。
　　在对他的谋杀失败之后，罗伯特·卢卡斯想到一个主意，就他的经历写一份报告。我的女秘书每天晚上去布洛赛医院取他速记写满的这些纸页，用打字机打出来。次日我再将它们送到巴黎的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到罗伯特·卢卡斯死后我才想起也读一读这份报告。我在此声明，其中一部分是有意的纯想象——大概是为了复仇、敲诈或隐瞒自己罪行的目的——尤其是一种病态的情感混乱的产品。我从没跟罗伯特·卢卡斯谈起过伊尔德·赫尔曼夫人，也从没给这位夫人打过电话。我纯属偶然地在布洛赛医院里遇到她一回，当我在第一个允许探访日去见罗伯特·卢卡斯并请求新的指示时。因此，如果认为在赫尔曼夫人和我之间或者其他人和我之间存在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或协议的话，这是不真实的。任何人持此观点，我都将诉诸法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赫尔曼夫人的那笔三十万新法郎，正如罗伯特·卢卡斯在他的报告里所写的。我不清楚赫尔曼夫人的一份“招供”。类似的东西在巴黎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也从没放过。
　　刑警今天在“棕榈海滩”赌场里听从法官的决定，让人打开了属于黛尔菲娅夫人的十三号保险箱，在场的有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督察、法国外交部的加斯东·迪尔曼和预审法官盖拉德·帕尼塞。保险箱里除了钱和死者的首饰，也有一只封上的信封。它在预审法官的指示下被打开了。信封里有苏黎世的瑞士水星银行的一个账号的表格，上面存有一千七百八拾万零伍百瑞士法郎。正如预料到的那样，瑞士的水星银行的行长坚决拒绝公开这个账户主人的名字，当然更不会讲，这笔钱是以何种方式如何进到这个户头上的。
　　罗伯特·卢卡斯在他自杀前不久还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黛尔菲娅夫人的房子里取最后数页的报告，我也照做了。次日，我让人迅速誊清了这几页，拿着它们去了巴黎国家银行，打开保险箱，取出其中的所有内容，严格按照逝者委托我的去执行。他请求过，在黛尔菲娅夫人死后不要立即打开保险箱，而是等他写完。罗伯特一定是把上面提到的两个信封——不管它们有什么内容——在不知什么时候，在谋杀他之前或者在他从布洛赛医院出院之后，从钢格里取了出去，因为它们已不在那里了。保险箱里只有现在的这部手稿。
　　公证员查尔斯·泰贝勒于戛纳
　　本小说情节的发生地点主要是在戛纳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包括酒店、游艇、赌场、商店、饭店和其它许多地方，以及一群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可爱的人。这些人口头同意我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另外，我的小说里还有另一组人，他们跟整个情节一样，都是自由虚构的。任何跟真实事件和机构的相似都纯属巧合，尤其是货币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操纵和跨国公司，或者这第二组人中的人物，不管他们在世与否。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