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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风知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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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他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拍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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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他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搏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
这是开始。
3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插着一根管子。它一直通到我的右臂肘。那里有一根针插在肉里。昂热拉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红头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我想讲点什么，但是我讲不出来。她跪下来，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这下我理解她了。她语无伦次，啜泣着喊：“求你，求你，求求你了，罗伯特，你别死！你若不想死，就不会死。请别放弃。别放弃！求你，求你，求求你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你的妻子，我如此爱你，罗伯特！别放弃，想想咱们还想做的一切吧，想想咱们的新生活吧，它可才刚刚开始呢。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红的，红得似火。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可是你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插着一把刀。它漂走了。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猪猡。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旋翼轰鸣。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缓慢的音乐。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橙色更深了。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这是谁？这是我。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谁……谁……噢，杰茜，那个妓女！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旋翼轰鸣。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什么都在涨价。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脸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莱希特写的。共产党。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他也是个共产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陈旧。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有什么在闪光。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我们Zuo爱，昂热拉和我。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谁在那儿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黄｜色。博卡的拉齐亚。一支冲锋枪在猛扫。又是蓝色。“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金色和红色。红色和金色。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神奇的蓝色。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赫尔曼的宫殿。盘旋的雷达屏幕。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
一
1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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