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粗能干大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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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粗在务实　　　　　
　　成就任何事情，都要务实，俗话说，做人要踏实，做事要务实。只有务实的人才没有好高鹜远，目空一切的心态，才没有夸夸其谈，不节实际的想法。　　　　　
　　务实之道，要点有二，一是客观地看待事情，不带主观思想。二是做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做事所用的策略与方法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了解社会实情，肯接近底层　　　　　
　　老粗在成事之前，大多数在社会上历练了一番，他们十分清楚社会中存在的弊病与问题，懂得民生艰苦。所以，他们都能做事与处世都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人们的实际心理出发，从而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支持。　　　　　
　　刘邦、刘备、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莫不如此。　　　　　
　　刘邦以一平民身份，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夺取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彻底打破了几千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　　　　　
　　刘邦之所以能胜利，与他了解社会实情有很大关系，因为他出身底层，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同情人民的疾苦。早先，他与项羽及众诸侯相约，最先夺取关中者为王。其后他果然先夺取关中，进入关中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你们受秦的苛法很久了，我来是为你们‘除害’，不必害怕。”并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此法一宣布，老百姓用牛羊酒肉慰劳他的军队，他一概不接受。并说，粮食多，不要浪费。这样“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羽对比之下，虽然勇武善战，军事实力比刘邦强，怎奈却是一个残暴成性的“霸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秦人大失所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刘邦即皇帝位后，虽然基本上实行的是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但他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定律令、定军法、定礼仪，提倡节俭；对外与少数民族匈奴单于等实行和亲，以求得边界的平静。这些，都为汉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起好了步，开好了局。　　　　　
　　唐朝的李世民也是如此。　　　　　
　　李世民出身于官僚家庭，但自小就喜欢与人交朋友结友，在社会上晃荡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也亲眼目睹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埋葬隋王朝的壮举。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50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是隋炀帝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不明白广大百姓的实际需求，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　　　　　
　　这些切身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得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重民保民，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唐太宗常说，皇帝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还说，皇帝有道，实行仁政，那么人民就会推举他为皇帝，如果无道，暴虐统治，那么人民就会抛弃他，十分注意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时常保持警惕，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清醒地认识到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唐太宗君臣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出台实施了与民休息的多项政策措施，致力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唐太宗除了在制度上实行亲民爱民的政策，他自身还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贞观二年，京城长安一带久旱无雨，引发蝗灾。唐太宗李世民心急如焚，觉得呆在宫里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到地里巡视庄稼遭灾情况，慰问受灾百姓。　　　　　
　　一天，李世民在巡察的时候，看见蝗虫，就捉了几只，祷告说：“人有粮食吃才能活命，可今天你吃庄稼，祸害老百姓。老百姓有了过错，责任在我一个人。你要是有灵，就吃我的心，而不要祸害老百姓啊！”说完就要将蝗虫吞下肚里。　　　　　
　　大臣们连忙劝阻说：“吃了蝗虫恐怕会致病，皇上千万不要吃。”　　　　　
　　太宗回答：“我只希望把灾祸转到我一个人身上，哪还顾忌　什么疾病呢？”于是断然吃下了蝗虫。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从贞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大丰收，粮价由原来１匹绢换１斗粮食，下跌到１匹绢换数十斗粮食。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刘邦与李世民之所以能成就大事，这与他们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百姓疾苦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许多政策与措施都是保护百姓利益的，正因如此，他们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成为一国之主。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夸夸其谈的人，他们吹自己的如何有本事，与上层的哪个人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味地靠巴结谁成不了大事，只能成小事。最终还得有百姓来拥戴你才能成大事。　　　　　
　　这一条理论可以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搞企业，需要为员工谋福利，员工才能支持你的发展。如在政坛，需要大众的支持才能做好工作，做出政绩。反之，将寸步难行，一事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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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肯吃苦在苦难中磨练自己　　　　　　　
　　肯吃苦，在苦难中磨练自己　　　　　
　　大部分老粗出身都是比较低微的，这种出身虽然使老粗们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这样的出身也培养了老粗一个可以终身受用的优点………肯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尽才会甘来。艰苦的生活对人是一种磨练，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也是老粗们培养自己远大理想和浩然正气的途径。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要能忍受住这种生活的艰苦，就不怕前进道路中的任何障碍了。　　　　　
　　看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能成大事者，无不是苦尽甘来的结果，齐桓公流浪十几年才能霸业；刘邦创业初期也在山林中蛰居了一段时间；韩信则衣食无着，四处流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朱元璋。　　　　　
　　朱元璋十七岁那年，天降灾祸，除了朱元璋与他的一个哥哥，家人都在瘟疫中死了。成为孤儿的朱元璋只好到附近寺院里去做行童。行童就是做粗活的童仆，干活吃饭没有工钱。朱元璋非常能干，人小有志气，吃苦可以，受欺负不干。他每天要打扫佛堂、打钟、击鼓、上香、点烛，伺候长老高彬一家，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比他早来的师兄们欺负他年纪小，经常支使他干那些本不是他该干的活。　　　　　
　　瘟疫之后是灾荒，朱元璋所在的寺庙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善男信女布施为生，如今年成不好，佃户交不上租，施主的布施也少得可怜。主持和方丈无法维持寺中二十号僧人的吃喝，只好动员大家自谋生路，要求和尚们有家的先回家，无家的云游四方化缘，等灾年过后再回寺庙里来。逢此荒年，大家都不愿回家里去，哭哭啼啼地要求留下来。刚入皇觉寺仅五十天的朱元璋不堪忍受僧人们的欺压，主动要求带上木鱼和瓦钵云游四方去化缘。　　　　　
　　离开寺院后，朱元璋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去，走遍了安徽、河南的名川大邑，一路上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遇到村少人稀的地方，要不来饭就得饿上一天两天，或挖点野菜充饥。白天走乡串村，晚上找个破庙栖身。山栖野宿，受尽风霜之苦。建国后，朱元璋御制在《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经历，对群臣讲道：“早起看谁家烟囱冒烟，就赶紧去讨口饭吃，天黑了踉踉跄跄地找个古寺暂栖身。”又说：“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几年的流浪生涯，他受尽冷落和嘲笑，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　　　　　
　　一般人在这样艰难的生活面前，有的人会产生苟且偷生的思想，有一天过一天，可朱元璋不但没有偷生的思想，反而萌生了要做人上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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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懂人情世故，不清高（1）　　　　　　　
　　懂人情世故，不清高　　　　　
　　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原因何在，不是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才气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他们往往不务实，不懂人情世故，清高自许，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厉害，自己可以凭才华打天下，不需要看别人的态度行事。殊不知，这是自己不得志的根本。　　　　　
　　下文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给同学的一封信：　　　　　
　　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校“四大才子之一”，凭着比较好的成绩，我分到了市委。能分到这里，我很高兴，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我到这里一个月了，只得到大家表面的语言帮助，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行动来帮助我，所以一个月了，我什么都没有学到，昨天回单位交差被主任骂惨了，她问我说：“你家里人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没有！”她说：“麻烦啊，没有关系谁愿意帮你呢？”主任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不过也怪我自己不知道多问问，所以，昨天晚上我找了一个朋友，请他帮忙联系单位一个有能力有背景的人，请他帮忙指点一下。　　　　　
　　朋友说：“认识他可以啊，请他吃饭吧！”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还好只是吃饭拉，如果是送什么大礼，我就破产了。算了，吃顿饭能认识个朋友也无所谓了，最怕是钱花了，东西没有学到就完蛋了。　　　　　
　　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啊！　　　　　　
　　这个新出社会的青年对于人情世故的无奈让人油生同情之心，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人情世故对人的影响与作用。　　　　　
　　那么，什么是人情世故呢？　　　　　
　　不少人对“人情世故”持有贬义心态。认为这是两面派、狡猾者的代名词。首先要澄清对人情世故的认识。人情即做人的道理，世故即做事、行动的原则。现代汉语词典里对“人情世故”的解释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可见，人情世故不单单指人际关系。　　　　　
　　“人情世故”越是深厚的人，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则不易成功。试想，一个只知道自己做事，不顾他人的人怎么能得到升职机会。就算做了上级而不懂得与下面的同事处理好关系，这也是个不会长久上级。人与人太复杂了，会让我们感到处在人丛如入狼境，不过，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是不太会栽倒的。　　　　　
　　清代有名的政治家曾国藩就经历了不懂人情世故到精通人情世故的过程。　　　　　
　　曾国藩刚当官的时候，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一种不畏弓虽。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慨。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拜相入阁，而敢于与各种势力搏斗。他尊奉孔孟之道，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把“以天下为已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当作入世拯世的指南。有一个故事表明了他早年为官的这种指导思想。　　　　　
　　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曾国藩带领的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闻之大怒，欲整治绿营兵，属下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曾国藩不听，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绿营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绿营纪律松驰，战斗力不强，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绿营的行径，曾国藩早就看不惯了，刚好发生了　这个事情，曾国潘二话不说，举起了整顿的大刀。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后，结果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和鲍起豹不和，也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结果和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站不住脚，被逼到了衡阳。当曾国藩兵败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的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为之快活。　　　　　
　　不久，曾国藩又来到了江西，在江西他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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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懂人情世故，不清高（2）　　　　　　　
　　正在曾国藩焦头烂额的时候，父亲逝世，曾国藩于是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在家里奔丧的时候，曾国藩反思自己历年来的行为，想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了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很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错在那里。　　　　　
　　想了一年之后，曾国藩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其实；这个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怎能学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呢？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世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娇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巳。”　　　　　
　　从这信中就可看，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混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　　　　　
　　这种开始通人情，懂世故的改变，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曾国藩奔丧期满后，奉命援浙，路经长沙，拜访左宗棠。左曾关系在此之前并不和睦，要在以前，曾国藩就会做出强硬的表示。但曾国藩这次放弃了强硬作法，离左家较远的地方就下了轿，既不穿官服，也没随从，徒步走向左家，左宗棠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