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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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窖峋耄�他对文学，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头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
　　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热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露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而这种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个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体、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此外，进入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处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随着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流派，如意识流、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塞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这些缺乏同质经验和情感支持，只是形式上相仿佛的似是而非的写作流派，被评论家黄子平称为“伪现代派”。在1986年发表于《湖南文学》的《东方的寻找与重造》一文中，韩少功回顾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到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还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在创作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随风摇摆。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气质上的意境和美感。这意味着作家们还没有进入专业意义上的创作。就拿《西望茅草地》来说，“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等，都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缺欠。他和当时许多中国作家一样，接受时代精神和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获得诸多高尚的荣誉，但现在看起来还像是习作。
1985：文学的根（2）
在创作中，如何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找准自己说话的语感，而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潜意识的深处贮藏着古老的密码，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与这些密码对接上，并将其激活，催醒沉睡的意象记忆，才能将囚禁在潜意识中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个诗人朋友到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他：“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里，曾给屈原大夫以灵感，并在《离骚》、《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围还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机会，他多次到湘西一带去调查采风，企图从中找到作为一个楚国遗民的心灵感觉和意象表达。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传说，也记下了许多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词短句。这种习惯为他后来的写作，特别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百从而在杭州组成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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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周介人先生根据个人记录整理发表的《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转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韩少功的回忆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也有个别事实由于年代已远的原因记忆有些出入。同是与会者的蔡翔认为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在“‘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蔡翔在《关于“杭州会议”的前后》中承认：“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同上注）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5：文学的根（4）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变故的1985年之前召开的，这种变故是遵循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并已经在众多作家的心里谋划着。按照一般历史叙事的模式，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来加以表述，于是杭州会议作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性质，预示着新文###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着的，不仅是“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甚至还有其他未成为流派的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穷途末路的当代文学突出重围的两支奇兵，不构成两条相互斗争的思想路线，而这两支奇兵的突围一下就拓展了中国文学驰骋的疆场。作家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经验的多种说话方式，拥有了作为专业作家应该具备的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开始走向成熟。文学的门槛垫高了两个砖头，80年代前期，一个作家凭借一两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举成名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返回长沙之后，韩少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命名为《文学的根》发表在1985年的《作家》杂志上，对寻根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一个作家理念上的觉醒，也显示出一个小说家别具的理论学养。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作者，对心智的启迪胜于对情绪的感动。
　　《文学的根》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但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寻根是一种人文地理的重新发现，属于文化堪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