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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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抑的社会心理能量得到释放。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只是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得到释放。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文革”的意义是复杂的，各种社会身份的人都想通过这场运动，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参加运动的不同教养、不同观念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赋予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以特别的意义。在后来出版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中，韩少功还提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也站出来造反。在长沙，由他们组成的黑鬼军团名噪一时。他们认为，“反右”是“十七年黑线”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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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的早晨（2）
缺乏体制内民意表达的日常机制，势必导致不良社会心理能量的积蓄。然而，民意的表达一旦煽动成为一场政治风暴，升级到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无政府主义，代价的惨重也将难以避免。“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冲动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荣光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于是，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不顾及一切可能的后果。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挂上“红卫兵”袖章时的激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明白秩序是可以打破的，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能服从；另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各种思潮，真正打开了视界。过去，一个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不敢与他对抗的。忽然一夜之间，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了，这似乎给了民众一种解放感，一个莫名的希望，好像一切不合理的都可以得到改变。当时虽然不能反对领袖的思想，但有解释领袖思想的自由，比方说你那一套毛泽东思想是假，我讲的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下厂和下乡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吵和扑打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对立派的学生前来偷袭，往楼上扔手榴弹，不料手榴弹被楼道栏杆挡住，没有炸到栏杆边的韩少功，落下楼来爆炸，在地板上炸出大坑。把浑然不觉的韩少功吓一大跳。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玩耍和读书，包括部分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的大读马列。国际共运思潮让人半通不懂，但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和古巴的切？格瓦纳就像多年以后的歌星“四大天王”，成了激进学生们的偶像。这两个人，一个右派，一个是“左”派，但他们共同的继续革命热忱鼓舞了韩少功的同时代人。他们觉得新时代就要出现，人类历史将在中国翻开崭新的一页，能生逢革命真正的无限光荣。他们热血沸腾，一遍遍唱着《国际歌》，感到自己负载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一封由韩少功起草的信就在此时发出，寄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首长。二十几个湖南的中学生在信中陈词恳切，强烈要求到新疆参加最艰苦的劳动，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这一次浪漫的远行几乎成功，只是因为后来省知青办坚决卡下有关手续，才令人遗憾地功亏一篑。
　　但韩少功从不怀疑革命是人间正道。在当时湖南省会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当中，劳动是一大人生光环，凡是因怕苦而逃避下乡的同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受到蔑视。学习也是一大人生光环，如果谁不能在哲学、文学、科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表现一技之长，在一般情况下也会受到嘲笑。独立与反叛更是一大人生光环，以至于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不幸获刑十年，立即被韩少功及很多战友暗暗视为英雄——尽管他们对杨曦光“重新建党、建军、建国”的激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韩少功与杨曦光之间的个人情谊也长期保持，一直到几十年后杨曦光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基督教徒的身份病逝异国。
　　像杨曦光及其他少年思想家那样，韩少功也迷上了社会和政治，找母亲要来当时堪称大钱的十二元，买回一套四卷本《列宁选集》，通读之下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马克思、毛泽东、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同样让他兴奋不已。他和一些同学的文风甚至也统统有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辩味道。马克思把人道主义的精神延伸到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灭剥削和压迫，这种不无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观念，在韩少功内心产生了强烈共鸣。他跟大学生和高中生一样胸怀世界，时刻等待着召唤，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人受到过政治迫害，韩少功厌恶部分红卫兵的乱打乱斗。他参加的组织属于红卫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干分子也出自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们掌握学校自治大权的时候，校园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复，个别擅自对老师施暴的红卫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处分。但整个红卫兵文化仍然充满着专制性与暴力性，他们看起来极端民主的激｜情行动，很难说不是以一种独断和专横来取代另一种独断专横，以一种暴力来取代另一种暴力，他们既不打算以下级服从上级，也不打算以少数服从多数。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相继进驻学校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仍旧让很多老师如惊弓之鸟，根本不讲道理的批斗会也不时奉命举行。更重要的是，对立派别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韩少功后来在《完美的假定》中对此有清晰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参加过很多下厂下乡的义务劳动，向最穷的农民捐钱，培养自己的革命感情。但为了在谁最“革命”的问题上争个水落石出，同学中的两派可以互相抡大棒扔手榴弹，可以把住进了医院的伤员再拖出来痛打。我还记得，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我被众多的亲人和熟人疏远。我后来也同样对很多有政治问题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问题的人，小心地保持疏远，甚至积极参与对他们的监视和批斗——无论他们怎样帮助过我，善待过我。
　　正是那一段段经历，留下了我对人性最初的痛感。
　　　
汨罗江之夜（1）
韩少功在长沙七中实实在在只读了一年书，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中度过。到了1968年，城市里狂风骇浪般的群众运动已经退潮，大街上大字报和标语也少了许多。走在废纸飞扬的街面上，脚步声显得空洞，他觉得在城里再待下去实在已没什么意思，应该走进社会生活的前沿去实践理想。
　　此时，原先带有减轻城市负担的劳动力安置行动，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意义：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随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声号召，上山下乡实际上成了红卫兵卸装退场的结局，只不过是还算体面的结局。哥哥和二姐都已下乡插队，韩少功的红卫兵战友也一车车奔赴远方，差不多都走光了。于是，他也主动要求下乡，尽管他的年龄不到政策规定的十六岁，但负责管理学校事务的工宣队还是欣然同意——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情。
　　他追上了那些先行的同学，落户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汨罗县是半湖半山的地区，日月从山那边升起，往湖那边坠落。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罗子国。伟大的诗人、楚国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此。“当地人的有些风俗，特别是方言，还能与楚辞挂上钩的，比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欲远集而无所止’极吻合。”（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如今，汨罗江的水依然如三千年前那样清澈，水中飘动的游鱼不难目睹。农民也在延续着屈原时代的劳作，生活简单而贫穷。韩少功长达六年的农村生活就在这里展开。密集的狗吠迎接了这些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怀着继续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这个穷乡僻壤，丝毫没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觉。他们认为革命在城市里已经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帮“革委会”的新贵篡夺。因此，他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到农村来发动农民闹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学名著，还有各种乐器以及篮球和杠铃，甚至还有打完了子弹的私藏手枪——这支惹祸的枪后来曾让韩少功的几位朋友受到禁闭审查，其故事出现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汨罗地区景色的秀美和乡下生活的简陋辛苦同样让他们惊讶。农民家里贫穷如洗，像是刚被土匪劫掠过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当，一年到头的早出晚归，最终能维持起码的温饱就算不错，“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村生活迎接他们的首先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特别是在茶场的三年（三年后他转到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的重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把人累得发疯，累得脑子里一片苍白，身体完全被掏空，“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似乎和自己脱离了关系。有一次回到宿舍以后一连抽上七根烟还回不过神来。睡到第二天早上，韩少功发现自己一身泥巴，全都让体温烘干了。再一看，发现夜里帐子也没挂，自己身上被蚊子咬出了很多红包。还有一次，他吃着吃着，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他的肚子一共塞下近两斤米饭，还觉得是空空的。就这样，满满一个劳动日才能挣十几分工，价值八分钱或者一角多钱。到年终决算，除去八百斤粮食的收入，如果每人还能有三四十块钱的现金结余，就已经算是大富翁了。
　　黄豆咸水汤是唯一菜蔬，一吃就是两个月。这时候，最美妙的事物就是白生生的猪肉，在知青们的想象中流油，引起他们一次次回味往日的口福，回味各种久违的节宴和点心。有一次，他们在地里挖回一点野菜，打了一锅汤，竟引起大家拼命的争夺。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习惯。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靠着脚趾碰触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一具无魂的游尸。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发觉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
　　知青们情绪颓落使韩少功十分灰心，伙伴们一批批离去也让他不无悲愁。他能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吗？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浮现。这里既有受挫乡村之后的理想调整，也有个人生计的庸常考虑——虽然流产的乌托邦仍残留在他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在这个新的知青户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预立，比韩少功高一年级，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长岭的夜晚蛇特别多，这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者走进了伊甸园。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亏也代表着生理骚动的周期。
　　但韩少功与梁对双方关系十分克制。梁是舞台上的演员，韩是后台乐手，两人在公开场合并不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