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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洲半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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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明确支持，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能稳坐其宝座，即使有时倾听大众的声音会削弱其政治地位，如对枪支所有权的赞同。这一事实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长期隔离开来，并赋予了西方社会一种竞争优势。自由选择其领导人是自由的一个重要层面，是所有国家人民都渴望实现的。然而，从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残酷的矛盾来看，想要获得这一层面自由的国家应该小心行事。
近代历史令人悲哀地演绎着不经过精心准备、在时机未成熟时就匆忙实行*而导致的灾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毁灭了南斯拉夫，尤其是毁灭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
中国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会走向*化。2006年10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主席约翰？桑顿率领一个50人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下面是桑顿的旅行记录：
本次旅行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竟与*总理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谈话。议程过半时，我们问*如何看待中国将来可能实现的*化，他即刻回答：“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对此话题相当感兴趣，其实我也一样。”会议的后半段时间里，他一直就该问题与我们进行讨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要彻底讨论该问题的愿望。他说：“当我们谈论*时，通常涉及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制衡的监督。”尽管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坚持中国最终要实现的*形式不会是简单的复制西方模式，但他对多元的终极目标的描述仍然令人颇为熟悉。他能够预见到当前正在农村进行的*，如果成功，便将逐步推广到镇、县甚至省级。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没说……*最后总结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首先需要三个条件：“和平、朋友和时间。”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2）
总体来说，西方不再严格划分“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是明智之举。就以上我们谈论的七个层面的自由看，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相对于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人。展望未来，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将改善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态度。西方人也可以这样说吗？
大部分欧洲人展望未来时变得日趋悲观，他们从心底里害怕有些自由会减少。被*世界愤怒之海所包围，欧洲几大城市已成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对象，欧洲人的人身安全感下降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大多数欧洲年轻人担心无力与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竞争，从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欧洲年轻人看不到自己身处富裕而舒适的国度，开始嫉妒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
无视中国乐观主义的增长和欧洲悲观主义的上升这一历史背景，一些西方评论家宣称，实质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并未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我曾会见过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决策者并与他们交流，结果发现，中国人思想开放，探索欲强，而且渴望学习新东西，而欧洲人则被文化上的矜持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搅得痛苦不堪。这二者中，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愿意探究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乐于打破习惯思维。尽管中国人具有这种令人瞩目的新的思想活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还是在2006年这样写道：
亚洲没有什么思想阵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无非是一场执行力的大胆展示，而不是基于原创的、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思想。“亚洲价值观”十几年前被当做某种独特的哲学盘桓于这一地区，但结果它们只是一个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企图，以证实*统治是正当合理的。
相反，创新的思想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议和合理的分歧的刺激才能产生。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内，创新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国家把它看成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物来宽容对待，并鼓励创新活动。
中国的政治话语在不断成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理解中国已经进行的大规模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与那些继续白纸黑字描述中国的西方学者公开谈论他们的失望。然而，有一个中国学者——卢宜宜——准备这么做。她写道：
要解开中国的谜底，西方学者应该首先精练一下他们已过时的分析框架。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已经超越了如下简单选择阶段的事实：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逆转这一进程；要么更放宽政策，要么更加强控制；要么快速增长，要么强调稳定。如今中国是所有正反趋势共存。如若某一政策给出的是朝某一方向转变的信号，通常总会有另一个政策指向反方向的改变。
当然这是有其根据的。如今很多特定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问题的，通常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思考而非按固定的程序办事。试图根据少数几个特定的政策来描述大趋势往往是错误的。用同样的方式描述特定的领导人亦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了只进不退的阶段，现在，他们正面对新的现实。如今的领导人不再是要么纯粹的改革派要么纯粹的强硬派，没有任何领导人还会作出如此简单的选择。国家面临的多重挑战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人还会有如此简单的选项。
以此为背景，为了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西方学者和公众需要开始问询不同的问题。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1）
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
西方与中东
西方政策为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是中东。同时，中东也是世界上最为危险的地区。中东问题所影响的不仅是700万以色列人和390万巴勒斯坦人。它的影响范围甚至超出2亿*人，波及到12亿穆斯林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每当中东出现闪电，电流就在每一个*社群中汹涌，引起人们的关注、悲痛和愤怒。如果说西方要为这些闪电的出现负责，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惊奇。但无论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摩洛哥或马来西亚，感受到这些闪电刺激的*社群，都坚定地认为西方才是罪魁祸首。
美国和英国作出的2003年3月入侵并占领伊拉克的决定，将作为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被历史铭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蠢行。近来极少有灾难会有这么*度的影响。
影响之一是对国际法的破坏。2003年以前，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趋向于认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使用暴力才是合法的：第一，作为自卫而使用暴力；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英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不符合其中任何一个条件。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和英国为寻求入侵伊拉克的授权而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提出这一草案的决定表明，美国和英国知道，按照国际法，它们入侵伊拉克需要联合国明确授权。当决议草案被直接否决后，它们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场战争在技术上是非法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大量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和英国都是国际法的主要监管国。在世界范围内制定的国际法的丰富素材，许多都是这两个国家给全世界的馈赠。美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建立了支撑国际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并且提供了在实践中遵守该法的政治意志和动力。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例中，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承认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它们也不会放弃它们所扮演的国际法主要监管国的历史角色。
美国和英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继续扮演它们从前的角色，其中包括控制和管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3年开始，美英两国频繁地呼吁伊朗和朝鲜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者怎能成为联合国决议的强制执行者呢？
这个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伊拉克战争。这种行为还让人怀疑我们目前多边秩序的合法性，并会造成全球性的犬儒主义和幻灭感。例如，在全世界的穆斯林社会中，印度的亿多穆斯林算是最不激进的了。然而，他们也因伊拉克战争而逐渐对西方产生了幻灭感。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印度的穆斯林卷入了英国2007年7月7日那场未遂的恐怖袭击。现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社会的愤怒和痛苦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整个世界。
通过美国国会的明确授权，小布什发动了战争，它以美国国内法赋予伊拉克战争以合法性。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国会就是最终的合法性权威，所以国会的授权就消除了所有从合法性角度对战争的反对。然而，按照国际法，这场战争在本质上是非法的，而国际法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产生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概念不能共存。美国国会对待国际法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它强迫别人遵守，自己却不遵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2）
很多英国人都知道，按照国际法，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包括菲利普？桑德斯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英国国际法律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桑德斯还与一位英国戏剧家尼古拉斯？肯特一起创作了一部戏剧《责问》。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应该为非法发动伊拉克战争负责，英国政府有可能使非法发动战争的内阁成员和军队走上被告席。随着国际刑事法院力量和勇气的日渐增强，在适当的时候，一些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案件肯定会在那里开庭审判。
伊拉克战争的非法因素已经在全球产生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战争的执行过程奇差无比，极大地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战争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即如何“不去”入侵或占领一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许多官员都被认为是“称职合格的”。然而，就是这一批在国内有良好公共服务记录的官员，发动了这样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一个合格的入侵计划应该以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开始，并弄清楚如何管理（以及如何不管理）这个国家的历史教训。即使是匆匆地研究一下，也会发现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主要的民政机关及治理方式。在入侵前就应该确定好一些机构的去留问题。再其次，应该研究一下伊拉克需要保护的国宝，借此显示虽然美国实施了占领，但还是尊重它要解放的伊拉克人民所关切的事物。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一切，美国都没有做到。相反，却作出了灾难性的决策。美国推进*，却没有首先考虑如何保护人数较少的库尔德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是把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这显然意味着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前两者都将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美国*政体建立之初，开国元勋约翰？杰伊说过，美国之所以能这么快建立*政体，是因为其人民“有相同的祖先，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坚持相同的政府治理原则，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他还说，他们确实是“一伙兄弟”，而且“永远不该分裂成一些彼此孤立、相互嫉妒和截然不同的主权国家”。鉴于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构成，一些人本应该想到，在那里引入*显然并非易事。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恰恰相反，一个更具灾难性的决定被作出，即解散政府和军队，从而导致了大量牢骚满腹、愤怒不满的失业人员的出现。
在历史上，入侵和占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2年2月，在新加坡，日军以3万兵力大败9万英军。李光耀是日本占领军的受害者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占领是如何的顺利：
我想起，1942年2月日本人攻占了新加坡，9万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队沦为日本人的战俘，但日本人丝毫没有触及警察和民政部门，在日本军官的控制下，它们照常运作，英国人仍然负责基本的事务，如煤气和电力。除了留下一小支守备部队外，在半个月之内，3万日军大都离开了新加坡，前往爪哇。如果当时日军俘虏英军后解散警察和民政部门，那肯定会造成一片混乱。
相比之下，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并不注意维持法律和秩序。更为糟糕的是，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获知巴格达博物馆被抢劫一空时，他只是冷漠无情地说：“事情发生了。”而不同的是，日本人保护了新加坡的国宝，其中包括著名的植物园。在入侵后的第一天，一位日本植物学家从东京飞往新加坡，直奔植物园。他说，英国的园长和主管应该好好待在原地履行职责；他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而不是压制他们。实际上，在植物园里，这位日本植物学家委托他人制作了一些漂亮的动植物照片。直到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那里。
2003年，在伊拉克，意识形态胜过了常识。按照常识，军队和民用服务部门应该保留下来，虽然其中很多成员会因为与前政权的瓜葛而存在污点。然而，美国官兵不可一世的傲气出人意料。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伊拉克的邻国，而实际上任何一个邻国都能轻易地预知，伊拉克逊尼派会发起猛烈的抵抗。实际上，在战争前，一位资深埃及外交官就曾极为准确地向我预言过那些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所有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盟友。为什么美国不去咨询埃及呢？
伊拉克战争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逊尼派*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新的恐惧感。许多逊尼派*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认为，现在该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时对付两个敌手。因此，毫不意外地，阿卜杜拉国王利用2007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特别会议的机会，重新提出了他的长期解决方案，即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这一地区的和平机遇可谓千载难逢。机敏的美国政府本该抓住这一机遇。但不幸的是，美国所做的，仅仅是在巴以危机上刷新其无能的记录。
中东真正的悲剧在于，和平就在眼前，但可望而不可及。清醒明智的旁观者一致认为，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1月设计的《塔巴协议》为永久解决中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特*准备接受这一协议。如果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一致的，它就应该努力使《塔巴协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最初，小布什政府似乎准备支持两国方案。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投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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