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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洲半球-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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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1)
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危机,更是转机。
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革命是危险的东西,往往更具破坏力而不是更有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控制的。”
从广义上来说,虽然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企图失败了,但西方的确成功地使全球实现了*化。*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授权给它的公民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世界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中国,公民们已经抓住了经济自由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来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政策来鼓励公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类精神的*化。西方世界应该为此欢呼,而不是对那些选举形式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出言不逊、横加指责。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庆祝人类精神*化的巨大胜利还犹豫不决。他们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清算的伟大日子必将到来。因为*精神聚集了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逐渐地质问自身所处的不*的世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效地描述过这种世界秩序,在他的著名随笔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这么两句话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在文明政治中,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不愿再被动地接受继续做西方国家殖民的目标,而是要加入西方的队伍,做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他还补充道:“西方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来统治世界,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以及提升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他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继续保持不变就是灾难之源。
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西方社会必须作出选择:在21世纪它们是否还要捍卫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大多数西方人喜欢认为他们主要是推进西方价值观,而*高居其首。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推进*。以沙特*为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热衷于在沙特*推进*,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危及到西方的石油供应。
导言: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2)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让身处西方的9亿人来欣赏其余56亿人的观点,虽然文中描述非西方观点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是西方式的,它们的背景和起源均来自西方。这正是本书为西方所作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描述当代现实的大部分概念是西方的,世界其他国家愿意吸收和使用西方概念是构筑全球乐观主义的最强大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成功和繁荣,它们不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相反,它们愿意同西方一起实现世界的繁荣。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准备学习和吸收西方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它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文化自信的迹象。
说明本书不同于西方论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本书指出了在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西方既是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又是问题的一大部分。而后者,在绝大多数西方论调中极少被提到。事实上,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我经常因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而远离他们。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88%的人。
在西方,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特色的全部含义。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统治时代的末期(但这并非西方的末日,只是这种西方独占鳌头的强势文明只能再持续几十年)。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西方的战略论调应该集中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挑战——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再到核不扩散制度的存续——面前,西方都从能够胜任变得无力应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无能为力加重了西方的不安全意识。
因此,在管理世界秩序时,我们正走向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西方改变应对态度。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危机)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亚洲进军现代化(下一章将描述)既给西方人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待这种进军,如果西方人能够学会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对抗,将有助于使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愉快的世纪之一。
我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以及非西方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比起我来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把本书献给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也知道,乐观的果实不会在他们那里自动生长出来。他们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采取行动的时刻就是现在。
最后,让我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来结束这篇导论。这些统计数据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拉里?萨默斯①做的。当我把手稿交给他评阅的时候,他回复时写了一段,那是他经常用来描述亚洲崛起的话:“他们把这种崛起叫做工业革命,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50%。在当今亚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许能达到100倍。亚洲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300年的历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而冷战和*世界崛起的历史故事将位居第二。”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对他所声称的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提高100倍,是持怀疑态度的。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他也在拉里?萨默斯那里读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并且也表示怀疑。因此,他吩咐他的研究助理核实这些数据。当然,他们对数据进行核实后,发现拉里?萨默斯是对的。对本书表示怀疑的读者同样也可以去作类似的核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亚洲崛起故事将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未来的三种可能(1)
人类的未来,究竟是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还是亚洲现代化但欧美退回安全堡垒,或是“西方”的终极胜利?
退回原地,按兵不动
世界历史的进程将由西方对亚洲这场伟大的走向现代性运动的反应来决定。对此,西方有两种清晰可见的选择:其一,欢迎并拥抱亚洲的这场伟大运动,同时继续与亚洲合作,共同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对亚洲的成功感到威胁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退回自己的阵地。西方的反应是两种选择共存,只是第二种力量相对要强一些。2007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有句名言:“‘保护’一词已不再有禁忌。”萨科齐的话尽管各国首脑少有认可,但它最终给贸易争端注入了一丝诚实的元素。理论上,西方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尤其是在见证了1930年6月17日《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后带来的灾难性大萧条之后。然而,事实上,西方又常常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有事实为证:2007年6月13日,4位美国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查尔斯?格拉斯利、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交了一份新的贸易提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来鉴定偏离轨道的现行货币政策。这就是贸易保护,因为这将允许美国企业在歪曲人民币价值的基础上对中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
《为全球化申辩》(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一书的作者约翰?诺尔贝格在书中这样写道:“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每年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近7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这几乎是贫穷国家所接受援助金额的14倍。欧盟的保护主义政策是一场持续的悲剧,它导致了全球不必要的饥荒和疾病。南北之间的关税铁幕已取代了东西方之间的冷战铁幕。”他进一步写道:“西方的保护主义政策同样也向欧洲人征税,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使其民众每天都要付出差不多10亿美元的代价。这个数字可以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成员国的6000万头奶牛每年都坐商务舱环球旅行一次,另外,每头牛还可以有3000美元的零花钱,用来到中转站的免税商店里购物。美国在农业上同样也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于万名美国棉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数百万的非洲棉农饱受损失。”
当西方首次签署针对亚洲国家的自由贸易条款时,人们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巨大的经济成功最终使其他亚洲国家确信它们也必须紧随其后。从1947年的日内瓦首度贸易回合到1994年4月的乌拉圭回合,西方一直信守原则,保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
结果,我们在21世纪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由于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创造的多边贸易原则,所以全球贸易额从1940年只占全球GDP的7%,增长到2005年的30%。全球出口总额从1948年的580亿美元直线上升到2004年的9万亿美元。从根本上来说,关贸总协定是美国送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礼物,当时,美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随着各国的逐步开放和全球贸易的增长,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最终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繁荣。过去的60年证明了美国的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具体表现在:2000年全球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50倍,这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全球化的报告中的数据。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从1970年到2004年,相对于全球总产出来说,出口所占份额已经翻了两番,达到了25%。全球经济总产出预期从2005年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72万亿美元(这是按市场汇率和价格都不变来计算的),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3%,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
未来的三种可能(2)
已经实行贸易开放的国家获益匪浅。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数据表明,自1945年实行自由贸易以来,美国的年均收入增加了1万亿美元,也就是每户增加了9000美元。如果继续消除全球贸易壁垒,那么,美国的年均收入还会额外增加5000亿美元,每户大概再增加4500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完全消除贸易壁垒,那将有超过数千万的人摆脱贫穷。并且,相对于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贸易和贸易自由是减轻贫穷程度并为贫穷国家提供能满足它们最迫切需求的经济资源的更有效工具。据世界银行统计,仅消除贫易壁垒一项为发展中国家年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就达142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的数字。这一数字已超过了主要工业化国家2005年800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和它们提议要免除的发展中国家425亿美元债务的总和。
同时,西方(主要是美国)已经接受了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冷战时期紧密的政治盟友)。尽管当时有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里根政府态度强硬,并没有屈服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最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5年的340亿美元激增到2005年的2020亿美元。这同样引起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但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大多数时候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妥协。
全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政治趋势异常敏感,而今,欧洲和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支持正在增加。冷战结束之时,美国和欧盟之间对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分歧就存在,只是未能引起注意。冷战一结束,美国立即继续推行它所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对比,几乎是冷战一结束,欧洲就立即从思想上退回了“欧洲城堡”。这在欧洲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态度上清晰可见。该回合开始于1986年9月,应于1990年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干扰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欧盟失去了保持边境开放的兴趣和动机,也就给了贸易壁垒更多的自由空间。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谈判的速度和进程。由于欧盟不愿对农业问题作出重大让步,这在很长时间内阻止了协议的达成。欧盟企图保护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关贸总协定中已讨论过),并试图最小化乌拉圭协议带来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都不打算接受与贸易相关的惩罚,尤其是对出口补贴的惩罚。1990年布鲁塞尔的部长级会议原本打算结束为期4年的乌拉圭谈判,但由于欧盟反对加入关于农业出口补贴的条款,会议中途流产。结果,又经过3年的谈判才达成了农业协议。
1993年,美国迫使欧盟停止它的反对立场,结束了乌拉圭回合谈判。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首次组织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除了欧盟各国,世界上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了那次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会议清楚地表明,即使欧盟不合作,美国照样会把注意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这一手段发挥了作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致电法国总统密特朗,并说服他妥协。当有人要求欧盟的高级谈判专家解释这一突变时,回答是:决定性因素在于APEC的决定,因为“APEC展示给我们的是,你们拥有选择权,而我们没有”。乌拉圭回合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城结束。
乌拉圭回合的背后隐藏着*裸的复杂故事,充满了阴谋诡计。贸易谈判的内容当然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因为满是术语和公式。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专家非常精于此道。我这里举一个具体的案例——乌拉圭回合中关于农业部分的谈判情况——来说明一下其中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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