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号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度解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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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三农”问题发展到改革开放初期成为烫手的“一号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弊端累积而成，已经接近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中央农研室领导的“中国农业发展组”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文中援引了当时四川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引文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身份自由，这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处在贫困状态的两条最根本的原因。农民之所以没有起来“打扁担”，一是我党在长期战争中与农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二是我们给了农民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但是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早晚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文章把这段话称之为“警世之言”，我也有同感。。dongdui。

　　　　依我的直觉和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历经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损害和“文革”的摧残，在临近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小岗村“包产到户”那样农民用生命换来的改革，继而迎来了全国性的改革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的“三农”工作会迎来今天这样灿烂的春天，历经30多年的良性发展，到今天面临告别二元发展、开始奔向城乡一体化，则不一定单纯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一种十字路口最好的发展结果。除了最高层的果断决策以外，当时作为中央农村政策“总参谋部”的“九号大院”功不可没。

　　　　在宋振远的文稿中，已经谈到“三农”工作遇到的利益摩擦问题。揭示摩擦是需要勇气的。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代表人类最卑鄙、最肮脏的感情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过去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今天看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而且最可怕的是在利益驱动下对“三农”工作的抵制，尤其是少数地方政府从扭曲的政绩观出发，进一步演变成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切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都由此而生，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序（3）
　　　　文稿中提出，新农村建设还要“过大关”，我高举双手赞成，而且还想补充一下，城镇化受国家财力制约不可能脱离实际地迈大步，但是城镇化确实还要迈新步，也就是文稿中所提的“就地城镇化”。应该指出，当前的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畸形，除了一些地方盲目征地和强制拆迁的“过度城镇化”，还有东中西部生产力配置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长此以往，矛盾会更加突出，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文稿以邯郸市白寨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探索为实例，提出了“农民的房产要财产化”等改革议题，引人思考。其实，这是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大意是：无产阶级在未来掌握政权以后，要在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这句话引发了长期争论。一位资深学者曾干脆跟我说：“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们早知道，但就是有意识地不引用它，因为它给我们添麻烦。”我认为，这个“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到所有制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3米3花3在3线3书3库3 ；book。mihua。net

　　　　这里讲的劳动者，当然包括广大的农民群体。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所使用的土地、房屋、宅基地不能流转、不能抵押，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律意义上的产权确认。白寨中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将农民的房产财产化，这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今后还要把财产化进一步提升为资本化。在西方国家，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资本论》是四大必修课之一，因为这是一本剖析市场经济的经典之作。如《资本论》中的资本运行经典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单纯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具有普适性。农民有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使用资本化了，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才能得到优化组合。现在白寨中心村正在积极破题，这说明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

　　　　究竟“三农”这个“一号问题”我们已解决到什么地步？经过再三思索、反复衡量未来面对的阻力，我认为还是把它定位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加快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为序。

　　　　（序作者系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
后记（1）
　　　　后记

　　　　从“记录者”到“瞭望者”

　　　　宋振远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通常的定位是忠实记录历史、客观反映现实。但这一次，笔者尝试做了一次时代的瞭望者，写下这本《中国一号问题》。

　　　　在新华社主办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李从军社长曾刻意强调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这实际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超越职业的小我，做社会进步和主流价值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改革开放以来，新华社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村记者，笔者梳理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紧扣社会的中心脉搏，善用历史眼光甄别改革难题，所以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做时代的瞭望者，应首先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政策实质，熟悉改革进程，以敏锐的政策触角区分时代“强音”和“低音”。

　　　　为此，笔者按农村改革力度和农民收入增速的标准划分，将农村改革发展大致分为6个阶段：

　　　　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发轫期”，大致为1979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有两项标志性改革对农民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其二是农副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两项历史性的改革大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是80年代中期的改革重心“转移期”，大致为1985年至1988年，这一阶段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三是8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调整期”，即1989年至1991年，这一时期国家从宏观政策上进行经济调整、治理整顿。农民收入增长不稳定，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程度明显下降。

　　　　四是90年代中期的改革发展“加速期”，即1992年至1995年，以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为标志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

　　　　五是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农民负担“沉重期”，农产品生产历史性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供大于求的相对过剩时期，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农民负担加剧，农村社会冲突加剧。

　　　　六是2006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期”。以取消农业税和启动新农村建设为标志，“三农”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取消农业税成就“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新农村建设也出现“被上楼”等问题。

　　　　“风起于青萍之末”。综观多年来农村报道的“代表作”，大都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策背景”密切相关，显示了记者在政策解读和宏观把握上的卓识和远见。
后记（2）
　　　　农村改革初期，像范敬宜、南振中等一批新闻界老同志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名篇，对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警示作用。

　　　　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农村改革进入缓慢深化时期，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令高层大伤脑筋。像解国记、于绍良、刘健等一批新华社记者写出《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等一批优秀农村报道，影响较大。

　　　　2000年前后，农村一些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农村需要“二次改革”来消化矛盾。笔者和同事刘健等写出《黄龙县为何9个农民养一个干部？》等一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专题报道，引起高层重视，直接促进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整，并推动解决了拖欠农村教师工资的难题。h米h花h在h线h书h库h ；booK。mIhua。nET

　　　　这些报道能成为某个发展阶段的代表作，正应了一句老话：站得高，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相反，因为缺乏对农村政策的宏观认知和精准把脉，不少报道则“隔靴搔痒”，不能触及改革的阶段性特质，老在发展“常态”里兜圈子，年复一年，老调重弹。翻翻报刊，打开电视，这种苍白的报道仍大量存在。

　　　　前几年，笔者曾与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一起调研城镇化问题。在交流中，李铁、袁崇法等知名学者就土地流转、城镇化等问题，直言新闻界一些报道频现“硬伤”，指出一些记者没弄懂政策和国情，没看到问题全貌，下去遇到某个侧面的情况就写简单报道，还盲目下结论，往小处说会闹笑话，往大处说会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

　　　　过去，我们说检验国企改革不是看一时效益有多大，而是看“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体制是否打破。同理，笔者以为，检验农村改革也应有个标准，即看农民民主权利是多了还是少了，看城乡收入差距是大了还小了。
后记（3）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一生坚守四个字：“勿忘人民”。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也有句名言：“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这种职业的坚守，其实守护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新闻理想，正是它，教育了大批年轻记者。

　　　　作为一名中青年记者，笔者写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坚守，一种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坚守。

　　　　有一年记者节，笔者曾写过一首打油诗：“田间村舍听民声，中南海边写春秋，百德之总是公义，勿忘农民四字诀。”

　　　　这种守望和突破的尝试是艰难的，除了自己17年跟踪“三农”问题的积累和思考之外，离不开周围许多人的大力支持。

　　　　在这些支持中，有何平、万武义、于绍良、王进业、陈芸、汪金福、刘健、陈芳、傅刚、刘敏、陈玉明等领导和同事的帮助；有包永江、陆学艺、袁崇法、盛来运、谢扬、赵树凯等知名学者的指导；有王孟堂、栾兆东、王禹、陈向阳、李忠新等亲朋好友的协助。同时，笔者还要衷心感谢家人的理解和包容。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新华出版社社长张百新在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同时也要感谢出版社黄春峰、米俊峰、赵怀志等同人，正是在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才得以完成拙作。。kungua。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内容来源于笔者与一些同事的共同采访，书中还有少量引文只注明了作者或出处，还不够详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深表谢意，敬请谅解。

　　　　因为有你们，笔者有信心继续跟踪亿万农民的未来发展，并在城乡一体化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中，上下求索，不断推出新作。